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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62章

东方直心 · 2023-12-19 · 来源: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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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

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

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

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83日,毛泽东以他和刘少奇、陈毅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  未江

8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随后,包瑞德上校也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毛泽东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3个字,并强调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

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8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上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821日,陈毅写好《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821

822,毛泽东让陈毅起草一份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陈毅起草后,毛泽东审阅作了修改。他又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

“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5天讨论5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之后,这封指示电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名义发给饶漱石、张宗逊、赖传珠:

饶、张、赖:

14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10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4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4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4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刘陈未养

8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记录。

8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831日,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博古同志:

此文(指《解放日报》社论草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笔者注)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3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49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据《陈云年谱(19051995)》记载:“会议讨论关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和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

会议确定“联合政府”为党的主张,并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同时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

关于“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认为“明年我们可组织”。

9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指龙云与华岗——笔者注)商定的5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5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等)(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笔者注),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央申支

9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山东分局并转胶东区党委:

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责成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之力量,来开展满洲工作。

二、两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胶东的电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己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3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翼热边翼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5师:

一、你们接到巳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准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12347师及浙东)

                              中央 94

9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坍塌而牺牲。有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得知了张思德在安塞牺牲的消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然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像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他还指示说,准备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要亲自致悼词。

98日下午2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别列队在操场上。

会场前面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布棚正中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是张思德的遗像。台前悬一条横额,上书“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与会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那一个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面对着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开始致悼词,他的语调沉痛而激动。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悼词便是《毛泽东选集》中非常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今天读来还是大有益处。这铿锵的语言,令人反思,警醒,伟大而光辉的思想,催人奋进!故将全篇录入本传,以启迪后世。

9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区与顽军作战,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获其支队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彭雪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誉。

9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据9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19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4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921日,毛泽东撰写了《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2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12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6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120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份,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9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8月下半月与9月上半月中,连克5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600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3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4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万五千方里,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作“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9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又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他写道: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910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5个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地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910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910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4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5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64日(于65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12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8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作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作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4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910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927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即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6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6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6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央 申感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98日为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明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正是他几十年革命光辉实践的真实写照。他在悼词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样的警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今人竖起了一面照妖镜,让那些“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服务的人,无所遁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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