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

　　摘 要：1956年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毛泽东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运动，探索如何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领。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学派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结合中国和苏联、东欧的情况，系统地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批判了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探索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这位20世纪中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世界性历史伟人，21世纪，甚至更长远，还将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是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一生。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重的是，现在这一新学派却遭到种种挑战和诘难，我们理应对此作出应战和回答。

　　1956年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这一年，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端；在国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年，毛泽东下决心探索如何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

　　毛泽东反复地说：中国革命是在反对苏联的教条主义，摆脱斯大林的指挥棒，思想解放以后，才取得胜利的。那么，在解放以后的七、八年当中，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当中，也还是有一个反对苏联的教条主义，思想解放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在反对苏联教条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解放后七、八年，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最严重的有计划、重工业、银行和统计工作等四个部门，还有教育制度、医疗卫生也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在轻工业和商业问题上，我们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教条主义比较轻一点，也比苏联好。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方面，我们不是照搬苏联的教条，是自己独创的。毛泽东说：“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不能独立思考，本质上仍是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新的继续。”在毛泽东看来，假如中国继续按苏联的老路走下去，执政党同工农群众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就面临着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了。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苏联的教条和指挥棒下解放出来，必须创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才能避免被人民打倒，被人民推翻。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反对苏联的教条那一套，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如何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结合”。他认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运动，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面临着反对苏联教条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提出坚持共同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1956年4月和12月相继发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心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前一篇的侧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后一篇则着重反对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审查和检查，对于过去的旧东西，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中得到解放，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得到思想大解放。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同时也不当党的主席。　　​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酝酿并表述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发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1]1958年4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创立新学派的继续。毛泽东正式提出“创立学派问题”，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他提出要“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2]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中国要成为科学辩证法大发展的国度。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前后反复论述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创立新学派的论点，论述新学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创立新学派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要“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讲、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还说，“创立新学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毛泽东称赞陆定一1958年写的《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批给中心其他领导人阅读。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他还亲自写了一段话，其原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着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很光辉的。这个原则已经超过了创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范围，而是提出了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问题了。

　　1956年以后，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创立新学派奠定了基础。《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领。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就根据大量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要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它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55天时间内，经过13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它深刻地批判了苏联教条和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具体阐述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他还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同音乐工的谈话》提出了毛泽东创立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哲学和理论的基本点。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3]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有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的“小原则”、“表现形式”和民族形式，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苏联的一套。《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由邓力群记录、编辑和整理于1998年出版），结合中国和苏联东欧的情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问题，批判了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其中心点是探索如何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问题上，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答应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答应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人们的熟悉由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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