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别怀念一篇小学课文《盲人摸象》。这篇课文的大意是几个盲人摸象，摸到鼻子说大象像个水管，摸到腿的说大象像个柱子，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个蒲扇，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根绳子。
小时候每次读到这篇课文，我都会嘲笑这些盲人，但是现在我不会了，因为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看待很多事情，都是在盲人摸象。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很久没上网，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则新闻，说以色列对加沙狂轰滥炸，造成了数万平民伤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天平一下会倒向巴勒斯坦。
但这时我们突然又看到一则新闻，说10月7日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起袭击，造成了很多参加音乐节的犹太人伤亡。这时我们内心的天平，又会倒向以色列，觉得是哈马斯先动的手。
我们刚倒向以色列，这时又看到新闻说，10月4日，数百名犹太人在以色列军警的保护下，冲击巴勒斯坦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于是我们内心的天平可能摇摆到了巴勒斯坦一边。
但这时，有人又扒出来很多哈马斯的黑料，说哈马斯经常用人肉炸弹突袭以色列目标，我们可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有可能再次倾向于支持以色列。
但一研究历史，又发现以色列才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就是靠暴恐建国的，以前这片土地全是巴勒斯坦人的，我们会重新审视以色列。
结果又有人说，犹太人两千年前就在这里建国了。可话音没落，有人插嘴说犹太人其实也是外来户，3000年前这里是迦南人的家园，犹太人恩将仇报、背刺恩人是祖传技能了。
通过巴以冲突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解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件事情，必须要从更大的时空视角，才能有更为准确的认知。
所以古人为啥强调，读史既可以明志，也可以明智。而伟大教员也说过，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多了解一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才能正三观。
但一个问题出现了，只要好好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你一定会成为迷上中国共产党，迷上伟大教员。因为党史到处是波澜壮阔的长篇小爽文，比武侠小说、穿越小说、谍战小说都精彩。
当然，作为创业人士，也一定要看党史，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全球最牛创业团队，CEO和高官，那一定得研究伟大教员了。
这个最牛团队，在中华民族最绝望的时候挺身而出，把一手烂牌打到了极致。为啥说那是中华民族最绝望的时候呢？蛋总用八个字概括——国事糜烂，民生凋敝。
国事糜烂，昨天已经说了。一代枭雄袁世凯团队，被日本人逼得差点签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终还是签了前十四条——《民四条约》）。
不签不行啊，因为日本人在1915年5月7日下了最后通牒，限时48小时答复，不答复就出兵揍你。陆军总长段祺瑞评估说：最多能扛三天。战斗力还不如哈马斯。
孙中山团队也不行，出于统战需要，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签署的第一份外交文献《宣告各友邦书》，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特权，偿还一切赔款。
蒋介石团队的黑料，我昨天说了他目睹济南的五三惨案不管不问。中日都全面开战了，他还在克服各种困难，老老实实赔偿日本庚子赔款。
但咋说呢，蒋介石对外虽然软弱，但毕竟没有投降，比汪精卫强多了。汪精卫叛国投敌影响有多恶劣？毕竟他头上的光环可多了，关键是二号人物投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是巨大的。
汪精卫影响力太大了，所以他投敌叛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带走了国民党20多位中央委员和50多位将军，你看当时我们民族有多么危险。
不过汪精卫投敌之后，心情很不好。一方面，他发现日本人没有承诺的那么好；另一方面，被人看不起老有人挤兑他，比如王克敏。
最令汪精卫郁闷的是，被人看不起还不是因为当汉奸，而是汉奸中也有鄙视链：王克敏就鄙视说：你凭什么当主席（伪主席），你才投靠日本人几年？论如何伺候日本人，你还得管我叫一声前辈！
国事糜烂如斯，民生也凋敝不堪。旧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其实身边还有四大死亡威胁：瘟疫、荒灾、土匪和战乱。
旧中国新生儿死亡率是20%，也就是平均五个孩子要死掉一个。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现那里的卫生条件极差，新生儿死亡率超过50%。
过了出生关之后，接下来就是各种瘟疫的侵扰，天花、霍乱、鼠疫、百日咳、麻疹、脑膜炎、小儿麻痹等等。说那时中国人“生得随机、死得随意”毫不夸张。
封建社会，中国人过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平时最多赶赶集，能出县的都是极少数。当时的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了，病毒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猛增。
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非典那会儿，从广东传到北京，坐火车得一天一夜。但是新冠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那就快多了，一天一夜就能从美国传到中国。
病毒的传播变快了，但是旧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卫生意识和防疫措施都还跟不上，各种病菌病毒如同到了大型培养皿上，可以说一轮接一轮，造成了大量死亡病例。
人类于1907年发明了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目前可以说是百分百接种，但解放前只有少数大城市有接种服务。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总共才接中了不足一万卡介苗（7500人）。
1932年的霍乱大流行由上海爆发，一共蔓延了23个省，据当时统计受疫者为2000 多万人，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反正未经治疗的霍乱死亡率高达40%。
据统计，民国年间仅传染病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达59次之多。其中1932年的霍乱，光陕西省就夺走了20万条生命。
躲过了瘟疫，还有荒灾。整个民国期间，死亡万人以上的荒灾有75次，10万人以上的18次，50万人以上的7次，100万人以上的4次。
1920年的旱灾，覆盖了华北五省绝大部分地区，成片的土地颗粒无收，农村经济崩溃，五千万农民沦为难民，全国至少饿死50万人，其中河南就饿死了30万人。
卖儿鬻女、易子相食、举家自戕时有发生。1930年，甘肃某地税务机关检查行李，发现包裹中有人腿，公差吓了一跳，然后把人给扣下来进行审问。
结果当事人的回答令人垂泪：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亦为他人所食。因为当年甘肃大旱，妇女儿童的肉，家居当饭菜，外出当干粮。
1931年的水灾，被认为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破坏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400万人死亡），列为全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之首。
水灾发生时，当时的国家元首常凯申在干嘛呢？在忙着剿共，他说：“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常凯申倒是把锅甩给了老天爷，公然宣称：“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
1931年7月，蒋介石来到南昌，亲任总司令指挥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大围剿，期间又丢了东三省。为了剿共，蒋介石还挪用了50万救灾善款，宋子文更狠，以军费的名义挪用了1000万。
除了荒灾，还有战火。抗日战争，中国军民的总伤亡是3500万人，而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以及国共内战，总伤亡也在2000万人以上，合计至少5500万人。
中国的封建小农经济其实很脆弱，国外的资本主义一进来，这边很多农民就破产了。我们小学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多收了三五斗》，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小农经济的降维打击。
1932年中国粮食丰收，但是粮价却大跌。丰收的同时，日本、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粮食。所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即使丰收了，交了租之后收入反而不及灾年。
旧中国全国都是军阀混战，而打仗都是要烧钱的。这些钱都要从老百姓头上征收。所以民国万税不是一句空话。为了征税，以至于闹出了三局争粪的闹剧。
为了多收军费，各地陆续解禁了鸦片，而且不种还不行，每个县都有死任务，必须种够多少亩。比如直系军阀治下的河南，大县要求至少15000亩，中县12000亩，小县10000亩。
西南F4，都是种烟大省。鸦片泛滥有多严重，我们举个例子。鄂豫皖的四方面军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因为当地的人无论贫富，只要是男的个个都是烟鬼。
最终没办法，只好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没有男人的话，只好找女人来顶替，红四方面军这才有了那么多的女兵。
一部分人迫于生计，上山当了土匪。全国有多少土匪呢？毛泽东曾估计，中国的土匪有两三千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其实土匪越来越没出息，啥都抢，包括咸菜疙瘩。
有人说1927年~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如果硬要说存在，那是官僚资本主义（买办）的黄金十年，民族资本主义步履维艰。
煤业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遇到困难，求助宋子文，宋子文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最后聘请中统陈果夫陈立夫的人担任总经理才逃过一劫，让渡了大量股份。
1934年，荣氏兄弟遇到危机，被实业部长陈公博看上，他想据为己有，不过没成功，是因为财政部长孔祥熙出手了，他也看上了。1936年又被宋子文看上了。所以为啥荣毅仁投了共，连大资本家都痛恨四大家族。
蒋介石也可以说是蒋大炮，1927年他决定弄个中央钢厂，自己亲自督办，宋子文和孔祥熙多次协调，但由于重工业不挣钱，于是扯皮扯了七年，1937那边连院墙都没建起来。
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连梦都不敢做。1932年底，著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人士发起了“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这个活动本身也是很悲壮的。
林语堂说的很可怜：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净土……
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悲观，他写道：不久将来的中国，显然要走入两途——不是被日本独占，便是国际共管。
巴金说得更干脆：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可以看出，大家连梦都不敢做了，有的做的甚至是噩梦。而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少民国的精英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中。
更有民族失败主义分子四处鼓吹中日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主张“和平救国”，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这些人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由胡适领衔，包括陈布雷、陈立夫、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罗君强、张君劢。
胡适被誉为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学贯中西，是“精英”们众口一辞称赞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也被认为代表了那个时代民族的“良知”。
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他致信民国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1937年，胡适为蒋介石设计对日妥协方案。
胡适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还认为“再战必亡”，因此他坚决反对对日作战。把程潜气得在会议上骂他是汉奸，主张应该逮捕他。
而陈布雷，则是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总统国策顾问，蒋介石头号文胆，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对日妥协的文件。
总之，无论是民国精英的悲观的梦想，还是“低调俱乐部”，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绝望。绝望之中，有人选择了自杀殉国，以唤醒国民。
1903年陈天华写下了《猛回头》《警示钟》。这文章你读一读，就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滴血。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然而1905年底，极度痛苦中的陈天华写下了《绝命辞》，然后来到了东京湾，一步一步走向大海深处而自戕，年仅30岁。他的《绝命辞》令人泪崩，全文比较长。
其中有一句写出了他蹈海自戕的原因，照这样下去，中国可能十年后亡国。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现在。现在死了，起码还能让大家有所警醒。
陈天华蹈海之后，引起了巨大震动。他的亲密战友姚宏业得知之后，痛断肝肠，但最终他决定继承好友的遗志，回国办学兴国，通过教育唤醒更多的国人。
然而办学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遭到政府的百般阻挠，求助各界又无望。1906年3月27日，姚宏业在上海效仿陈天华愤而投江，希望以自己的死唤醒国人。
陈天华的另一位老乡杨毓麟是一位实干派，曾经组织暗杀过慈禧、满清出洋考察五大臣。然而多次失败对他打击挺大的，后来他被迫流亡到英国。
在英国远隔重洋，依然心系祖国，还跟汪精卫一起密谋暗杀过摄政王载沣，为他们提供炸弹。1911年4月，他得到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党损失惨重的消息，决定蹈海自戕于利物浦的海滩。
蹈海之前，他留下遗书，托好友将留学数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革命经费，其余30英镑转寄其母，以报养育之恩，为最后之反哺。
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并称蹈海三烈士。其实因为国事糜烂而自戕的，何止这三个人？清末官员、学者、北洋民政部的梁济，1918年在积水潭投水自尽。
他自投水自戕，也是因为对国事沉沦感到无奈，希望唤醒国人。他的遗言：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水自尽，遗书开头就透着悲愤：五十之年，只有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确是水深火热，绝望到令人窒息。但是在这样的绝望中，有人却从中看到了希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那就是总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总能在危险中看到机遇，总在绝望中给大家带来希望。参见上一篇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做到了。
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从小就格局不凡。1910年，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潮。为什么，因为1909年夏天湖南洞庭湖地区遭遇了特大水灾，而长沙衡阳又发生了旱灾，晚稻歉收。
而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饥饿的灾民为了生存哄抢米店，开枪镇压。愤怒的饥民又火烧衙门，清政府调兵镇压，帝国主义也派来十多艘军舰帮忙。
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被抢的米中有一车就是他们家的。他不但不生饥民的气，回到了韶山冲的家中之后，竟然跟族长作对，把藏在毛氏宗祠的粮食弄出来散给饥民。17岁啊，我们17岁在干嘛？
1921年参加完一大他回到老家后，立刻开会动员所有家人参加革命，并让毛泽民对家产作出处置：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让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人在他的带领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也走过了很多弯路，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
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各种挫折，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最正确的。最终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只用了28年就走出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第一天就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两年就解决了娼妓问题，三年就根绝了鸦片，四年就肃清了匪患，同时还痛揍了联合国军，八年就打下了工业化的底子，十一年就消灭了天花，二十一年就干出了两弹一星，六十年就追到了世界第二……
然而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新中国，毛泽东散尽家财不说，一家人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先后有八位亲人成为烈士……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永远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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