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临潼县党部，1947年，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 Mark Kauffman摄
1945年10月3日，中共皖江区委机关报《大江报》第507期（最后一期）上发表了《新四军告别皖江民众书》：
“我们这番暂时和你们告别，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已经露出了头，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摒除一切悲观失望慌乱的情绪，朝着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前进，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至此，新四军七师三万指战员和皖江解放区数千党政干部、工作人员挥泪告别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皖江人民，分三批渡江北撤，转移到苏北淮阴地区。。
新四军七师主力走后，国民党军队带领党政人员和还乡团蜂拥而至。
仅调入无为、巢县、含山、和县及铜陵、繁昌、南陵、宣城、贵池等地的部队，就有5个师、2个旅、4个团（两个省保安团）及皖东游击第十纵队，另收编皖中汪伪曹良文反共自卫团，并建立各县民众自卫团，扩充常备大队、保警队。
新四军七师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此外，在各县建立中统调查室，委派“肃反”专员，设立反共行动队，从县到区、乡（镇）、保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组织网，以专职特务为骨干，区建立辅导组，乡（镇）设中心组，保设管训组、甲设小组。
反动派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人民的目的，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策略。对我党我军北撤后，留下来坚持隐蔽斗争的少量武装和党组织、革命群众，还有曾参加抗日组织的有关人员，展开疯狂的大屠杀。
仅无为县，不到三个月中，全县游击队员、中共党员、村干部，惨遭杀害的就达3700多人。枪杀、活埋、砍头、剖腹、装麻袋沉江、乱刀分尸、杀人吃心……反动派无所不用其极。无为石涧联防主任高石平，驻仓头102天，杀172人。严桥地区中心组长陈森为逼迫群众自首，先后打断扁担800余根，以致严桥镇一时扁担短缺。
地处巢无交界的范家井村曾是抗日老区，桂系的第一三八旅旅长杨创奇部血洗了这个村子，奸淫烧杀四个多小时，杀害六十多名村民，全村妇女被赶到村后山坡上集体强奸后全部枪杀，村民王家炳被挖心示众。
皖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大江银行五角券
末及撤走的同志在解放后，回顾这段特殊时期，曾称：
“天像塌下来的样，人像孤儿样，豺狼横行，一片黑暗。”
有人断了脊梁，甘愿为敌效劳，沦为可耻叛徒，也有人坚持斗争，不改其志。
在繁昌，一位叫程再青的共产党员被捕了，他曾是新四军皖南军部的干部，事变中部队被打散，突围至此，在当地潜伏下来，以小学教员为掩护，苦苦找党，为党做事，先后任交通站长、抗日乡长，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工作之余牺牲业余时间，为穷哥们办冬学识字班。大军北撤，程再青因为身体孱弱，没跟上队伍，就留在当地，因此被地主豪绅出卖，交给了国民党特务王德厚。
见到“老熟人”，听完王德厚那套劝诱变节，如何荣华富贵的陈词滥调，程再青同志几部动心，更不畏惧，别看他身材矮小、瘦骨嶙峋，却是位钢铁硬汉，已入虎口却哈哈大笑，说：
“早年如果我也当叛徒，我的地位恐怕还在专员之上呢！”
其后，面对酷刑折磨，程再青同志坚不吐口，最后壮烈牺牲。
无为皖江烈士陵园里的皖江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国民党特务王德厚。此时他在国民党内的行政职务为国民党繁昌县党部执行委员兼调查统计室肃反专员，简单说就是“中统”在繁昌的大特务头子。
王德厚，繁昌本地人，高小毕业，大革命时期积极投身革命，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作为国民党左派被通缉，四处流浪，加入过青帮。1930年回到繁昌，先后当过几所小学的教员，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参加重建繁昌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次年被捕，不久即逃出，在无为县继续教书（已无组织关系）。1934年，在芜湖再度被捕，即向芜湖肃反专员武柏林自首，自此成为中统特务。由于不断出卖和抓获曾经的同志，染红了顶子，逐年升迁，先后担任国民党芜湖统调室干事、安徽省统调室干事、芜湖邮电所检查员、繁昌县情报处书记，皖南动员委员会情报员、繁昌情报组长、繁昌县肃反专员、繁昌县参议员、县党部执行委员等职。
根据1935年，国民党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制定的《安徽省各县肃反工作实施纲要》，其中提到：
“各县设肃反专员一人，由安徽省党部委派之，代表省党部办理各该县‘反动’案件；各县肃反专员执行职务时，该地党政军警机关应尽量予以便利及协助；搜查反动机关或逮捕‘反动’分子由肃反专员便利运用各该党政军机关之名义行使之，破获反动机关或逮捕反动分子由肃反专员讯诘；捕获之‘反动’分子，如系罪大恶极，梗顽不化，执迷不悟者，应即检出证据；‘反动’分子发觉前自首者，或逮捕后诚恳觉悟有特殊贡献者，以免其刑一部，全部或缓刑；地方党政军警捕获之‘反动’分子，肃反专员得商请主办机关向‘反动’分子追讯线索；各县肃反专员在必要时得将当地共产党自首分子，编为铲共团体，加强肃反工作。”
“中统”的创始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肃反专员，后又改称调查专员、通讯专员，随着中统机构的几次改名有所变化，但作为县级中统机构的负责人是不变的。
问题来了，国民党特务谱系中，最主要的两个就是“中统（‘国民党种秧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虽然主要任务都是反对口产口，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庵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但两统哪一个对我党的危害性更大呢？
首先这要从两统的分工说起，中统成立比军统要早，主要工作方向是党政、经济、文化方面，而军统主要是获取军事情报，兼顾警政，当然也存在任务互相掺杂，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从这方面而言，中统对我党，更加专业对口；
其次从用人方面，中统比军统更喜欢使用我党的叛徒，有多喜欢呢？
中统头目徐恩曾为了引进我党叛徒，娶留苏女叛徒费侠为妻，不惜跟自己的老大二陈差点闹掰，声称自己不干中统也要与费霞结婚，所以中统超大剂量引进我党叛徒作为他们的技术骨干，而毫不避讳，充分做到了以共反共。
“中统”副局长徐恩曾
别看这些叛徒人格低劣，但并不等于他们能力低下，毕竟我党当时引领中国风气之先，能投身其中的，起码是人中英杰。你别管他后来咋样，即便是叛徒，他（她）的初心曾经是真诚的，当时敢投身革命，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风险巨大，没胆量，没本事，是不会去的。
这样也为我党的“敌党”提供了人才蓄水池，我们不要的，叛变我们的，转身加入中统、军统，都是响当当的业务骨干，比如军统的著名杀手和行动特务赵理君和王克全，中统就更多了，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后更是得到两蒋的赏识，后来官至“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成了中统和其嫡派子孙“法务部调查局”的业务副局长，二把手了。
用中统自己的话说，就是“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
所以，对于我党的危害性，中统远比军统更凶狠。
即便是抗战时期，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中统局长的朱家骅，在1939年的一次局委会议上，就明确指出：
“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是我们的工作中心，而且是唯一的工作中心。当前国共合作抗日，将来势必决裂，无共存之理，故应及早防治。本局过去党派工作是有经验、有条件、有成绩的，今后必须以此为中心，更加努力做出成绩，也只有此一项可以做出成绩。本局任务在组织条例中虽列有党政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等等，但这些都是陪衬的。对抗日，总裁自有办法，无须我们担心。如果党派工作做得不好，即使党政调查等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有成绩，这是‘一丑遮百俊’。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做得都不好，也算是有成绩，有利于党国，这叫‘一俊遮百丑’。”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
由于路径依赖，中统在抗战期间，对于抗日工作的积极程度远不如军统，倒是对我党的“热心”程度，远比军统“操劳”，所以中统在重庆从未破获过任何日伪间谍组织，也没有逮捕过任何一个汉奸敌谍。在沦陷区，更是几乎所有的潜伏特务悉数叛国投敌，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便是以丁默村、李士群等中统特务为骨干组织起来的。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任何有关共产党嫌疑的线索，中统绝对是全力以赴地积极侦破，哪怕是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地区，即抗日前线，中统仍旧坚持给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抗日群众的背后捅刀子不动摇，甚至配合日军的“扫荡”，形成反共默契。
这方面，繁昌县中统组织和王德厚本人，堪称“模范”！
自1938年，王德厚担任繁昌县调统室书记（1942年升任肃反专员），就积极进行反共宣传，并协同县政府军事科、县党部，网络反共分子，对我新四军大搞特务活动。主要是派密探下乡，搜集情报，办理新四军和地方党和各种抗日组织人员的自首。皖南事变后更是变本加厉，仅1942年一年，被迫办理自首者达一千余人。
王德厚的县统调室下面还有支武装，叫“行动队”，老百姓称其为“暗杀队”，在他们抓捕逼迫自首的人员中，固然有新四军、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大多数还是无辜百姓，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表示好感，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有所反感，甚至只是对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吐槽不满，就会被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抓捕到案，胁迫自首，乘机敲榨勒索。
港台合拍的电影《黑金》中的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就是“中统”去台后发展而来的
对于所谓“自首人员”，县统调室要编组管训，按地区三至十五人为一小组，就近三组以上编为中心组，每三个中心组以上编一干部组，不足三个中心组的乡镇，与其他乡镇合编。各组互推组长一人，每个中心组由工作队派员一人负责管训。小组会七至十日召开一次，中心组两周开一次会，乡干会每月开一次。
内容为灌输国民党的党义，研究如何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与手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如何进行针对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
当时在繁昌，国民党驻军五十二师、县政府及其下属武装、中统、特工、敌占区土顽、土匪等，与日伪相勾结，对我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大肆进行清剿、搜捕、袭击、暗杀，破坏抗日群众组织，强迫共产党员和抗日组织成员自首自新，皖南事变前的党群组织被敌破坏殆尽，大批革命同志牺牲。
中共繁昌县委书记罗锋，在敌后遭日伪军袭击，被捕杀害；民运队汪荣、水流同在一个晚上，被配合王德厚行动队的中统分子、国民党繁昌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兼红花联防区主任汪惠泉捕杀；另一名民运干部黄异，则牺牲在汪伪反共队与王德厚行动队的联合行动中；抗日积极分子、中分村猎户队队长徐崇辉，也被王德厚行动队抓进县政府毒打致死……
此外还利用叛徒，对我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进行渗透。
清末的繁昌县城
1942年，我们在红花山区根据地大门口的胡湖冲山脚下，突然来了一位教书先生汪先进，满世界跟人说要找新四军，说自己是被迫自首的，现在想找党，说清楚情况，重新为党工作。
一调查，此人原先是五里亭的抗日救国会主任，共产党员，皖南事变后被王德厚抓了去自首，当上中心组长，此时突然出现意欲何为呢？
孙村区区委组织委员兼游击队指导员罗起同志，就针对敌人惯用的手法，有意向其表露根据地生活清苦，吃了上顿没下顿，想脱离革命回家的想法。没多久，汪先进就有事没事好罗起喝酒，不断试探口风，几次之后，就带来一封王德厚的信，说只要写了自首书，定期把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情况给他做书面报告，就能到县城里，在统调室里给罗列某个职务。还讲自己也是共产党出身，通过“自新”找到出路，现在也想带更多的共产党员走出“迷途”，大家一起为党国做事，地方上也好互相照应，很多事都可以做，到时候还愁啥吃喝？
人赃俱获，中共繁昌敌前工委抓了汪先进，经过审讯，发现此人就是王德厚派来来做情报、策反工作，准备打入我红花山区根据地。同时还用假情报不断吊住王德厚的胃口，最终一举破获了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建立的情报网。抓获的特务中，基本都是自首人员，也就是叛徒。
不过，我们可以抓，敌人还可以继续搞，这场斗争注定是长期的。
位于重庆渝中区两路口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抗战时期这里是“中统”局的办公地
由于繁昌县调统室业绩突出，一向积极执行蒋介石反共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交过手，罪恶累累的国民党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司令兼江南行署主任、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对王德厚非常赏识，绥靖指挥部党政工作督导团来繁昌检查工作也甚为满意。
1944年4月，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公然叛国投敌，被日伪编为“皖南独立方面军”，繁昌全县沦陷。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逃到泾县，县城及周边乡镇被日伪占领，新四军则坚持抗战，深入农村。王德厚以国民党皖南特别党部特派员的身份，与汪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副司令黄克烈、第二师师长李志千串通一气，蒋、汪两家协定：
“国军不攻击皖南独立方面军，后者在抗战时不打国军，反攻时将担任进攻芜湖的先头部队。”
王德厚则从“皖南独立方面军”领取活动经费，以伪情报组的名义开展活动，建立情报网络，网络基层乡镇保长，共同对付新四军和共产党。顽、伪同流合污，阻碍、破坏新四军抗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更是光明正大地反共，肃反专员王德厚此时已经建立起以繁昌县调统室、县乡干会、行动队、中心组、防奸小组为体系，16个乡镇都有分支机构和专职干部，全县中统特务361人的庞大特务组织。
南（陵）、繁（昌）、芜（芜）地区曾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活跃的根据地
整个解放战争其间，被王德厚亲自逮捕枪杀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19人（含两人未死逃出），堕江溺死3人，强迫群众自首达三千多人。
王德厚的杀人手段极为毒辣，有的明捉，有的暗杀；有的则随心所欲，要杀就杀。还借办“自首”为名，行敲榨勒索之实，手段更是五花八门。自首前，要给他交“赎罪金”三十斤大米到十担稻谷不等；自首后，每月仍要交一斤大米。逢年过节，自首者要给他送礼，他家兴修房屋自首者要捐献，做寿要送寿金，王德厚开办私营公司也要自首者为他集股，每股一万元，即一担稻谷……
稍不如意，即任意诬陷，说你是“共产党死硬分子”，各种酷刑轮番上，打成残废，罚你个倾家荡产都是轻的，搞不好就死无葬身之地。
1945年12月，王德厚的行动队员到因病退伍回家的新四军战士谢炳南抓人，企图杀害。听到风声，人跑了，就要抓家属顶“罪”，后来托人交了相当于市价三十多担稻谷的“罚金”，谢家才幸免于难。
1948年2月，农民张振铎、张庆堂二人被诬通“匪”，找人保释，花去四担稻谷。放出去没多久，王德厚借案情未结，又传两人到案，抓回大牢，求爷爷告奶奶，四处送礼打点，才把人放出来，不过不能白放，要想今后不再抓来，必须交给王德厚“关金券”四万元。
南京瞻园，当年曾是“中统”局的办公地
城厢镇小商人沈磊石的妻子马月仙，被反动乡长许达人长期霸占，沈到县政府多次控告，也使了钱，终于将许收押。许托人给王德厚送了法币三十万元，王即命行动队抓了沈，逼他搞自首，说是“共产党”，花了钱出来，又诬陷其自首不诚心，·再派行动队将沈押解到南陵县南陵县调查专员处扣押，说“案情重大，疑似共产党组织头目”，逼得写了退婚文书给许才得解脱。
1946年的“平安夜”，美国大兵在北平强奸北大女生，制造震惊中外的“沈崇案”后，1947年初全国学界掀起反美怒潮，繁昌县立初级中学的进步师生不甘人后，在校园和十字街上，一夜之间贴满反美斗争的宣传画和“打倒美帝国主义！”、“坚决反对美国佬无耻行为！”等口号的标语，围观群众纷纷喊好。王德厚闻讯赶到，用相机拍下所谓“罪证”后，准备兴起大狱。繁中校长找到县参议长疏通关系都不行，最后找到王德厚的姻亲，花了不少钱，才把拍的照片和底片销毁了事。
红圈里就是解放战争期间，繁昌党通室占用鸿宾旅栈的办公地点
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落幕，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获得解放，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地带的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渡江作战和蒋家王朝覆灭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为此，安徽省党员通讯室（原省调统室）密令各县通讯专员（原县肃反专员）：烧毁重要文件，迅速物色新人接替，退到幕后，准备长期潜伏，继续工作；布置通讯网，县境所有重要交通要道，都要建立交通站。以县室为总站，各站均单线联系，以保机密，防止破坏；登记军事干部及枪枝，准备组织武装。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今安庆市老干部党校）
王德厚对此非常积极，除了焚烧公文外，很多“应变”工作，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就开始积极筹备了。一方面扩充兵源，壮大武装力量，多次找到县长交涉，要求在县自卫总队的建制下，划出一个排，作为行动队的长枪队，由他指挥，给县通讯室掌握的行动队建立专项经费，还提出将在县看守所看押的共产党员、民兵和“共产党嫌疑分子”统统杀害，以免后患。
不过，王德厚没想到，偏偏碰上了县长俞步骐，是民盟地下组织成员，虽然还没跟中共皖南地委联系上，就积极做工作迎接解放了，所以被处处掣肘，死活不给编制，不批预算。还不容易以“共党嫌疑”把俞步骐撵到泾县当县长，换上的新县长张鸣自顾不暇，时刻担心解放军啥时候渡江，准备提前跑路，哪还顾得上替王德厚背书杀人？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在繁昌县西的荻港强渡过江。次日下午两点，繁昌县解放。
由于国民党此前吹的牛皮太大，解放军强渡被敌人普遍认为不过是试渡，所以21日清晨，陆续有基层干部向县城里的老爷们报告解放军不断前进的消息，后者才明白，再不跑就得被包饺子了！
繁昌荻港镇板子矶“渡江战役第一船登陆点”
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各机关官员，参议员、自卫团官兵及其眷属，还有部分士绅、中学生，一路向宣城逃窜。22日中午赶到宣城，几个主要领导觉得宣城肯定保不住，得抓紧往徽州跑。可跑得太快，家眷都丢了，于是准备等两天。两天不到，24日拂晓，宣城城外枪声大作，解放军追来了。
县长张超早扔下县政府、党部大队人马，自己跑绩溪了，王德厚也准备单独开溜，还不忘带上县党部书记长洪添铭，此人曾最早抓捕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王德厚，后来却成为王德厚的恩主，而且此人是国民党老资格的党棍子，人脉广泛，所以王德厚就带着洪添铭，窜向广德方向。途中被解放军阻截，王德厚扔下洪添铭，逃到南京，潜伏在中统的一个隐蔽机关——下关米市街大华北货行，8月20日被逮捕归案。
1951年1月2日，繁昌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公审大会，一万三千多群众到场。几十位深受王德厚迫害的苦主，轮番上台控诉王德厚的罪行，
中，有父亲为儿子控诉，儿子为父亲控诉，有兄为弟控诉，弟为兄控诉，有妻子为丈夫控诉，控诉王德厚如何残忍杀害他们的亲人。
解放初期，公审大会上控诉反动派暴行的群众
一位妇女同志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王德厚如何残忍杀害她的丈夫，原南陵县龙泉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徐长标同志的时候，一位十岁的小姑娘，手拿一根小棍，冲上台去，一边大哭，一边狠狠抽打王德厚，说你还我爸爸，还我爸爸……
全场群众义愤填膺，怒火燃烧，齐声高呼：
“打！打！出劲打！替我们出出气！”
当日，王德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后 记
皖江根据地撤退时，随新四军七师北撤的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同志（1903~1945，安徽无为人），遭国民党反动派袭击，被捕后牺牲在南京雨花台。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左派，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科，1926年参加国民党，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共产党，半生搞教育，被称为安徽“第二个陶行知（安徽歙县人）”，在担任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期间，带头修筑的长江大堤黄丝滩段工程，被群众亲切称为“惠生堤”，仍是当地的防洪重要屏障。
2021年4月14日，无人机拍摄的惠生堤
吕惠生烈士牺牲后，他的儿子、新四军小战士吕其明，解放后成长为人民音乐家，荣获“七一勋章”，其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脍炙人口。
南陵县龙泉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徐长标同志，在1946年12月被中统特务王德厚抓捕杀害后，至今快80年了，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给予评定“烈士”称号？无意中在网上，搜到其后代给有关部门写的申诉材料，心中百感交集，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能默默把这位同志的事迹，写在我的公众号和微博里，尽一份共产党员和革命幸存者后代，对牺牲者的责任。
俞步骐（1912~1998），民盟盟员，福建福清人，广西大学肄业。桂系干部出身，民国时期任繁昌县县长、泾县县长，1946年参加民盟地下组织，1949年4月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芜湖市工商联干部，芜湖市、安徽省政协委员。
汪惠泉，中统分子，国民党繁昌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红花联防区主任。在其任职期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干部16人，其中还包括中共繁昌县委书记苏托夫。解放前夕，化名潜逃至上海。1950年被县公安局缉拿归案，同年伏法。
桂系军阀杨创奇，解放前夕跑到了香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受“国防部保密局（即原先的‘军统’）”指派，带着经费和电台，潜回广西大瑶山，组织土匪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任“反共救国军第三路军”代总司令兼“四十八军”军长。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农会干部及积极分子，仅平南，藤县北岸两处计，就达206人。1951年2月9日，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和民兵捕捉归案，5月10日公审处决。
洪添铭解放初期也曾潜逃在外，在“镇反”中，被缉拿归案，公审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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