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是我们党内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在科研领域、军工生产领域、广播电讯领域和外经贸领域都做了许多奠基性或开创性的工作。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的多重身份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上海滩的中央特科斗士
李强原姓曾，名培洪，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今常熟市）。曾家是常熟有名的大家族。李强的少年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1923年夏，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堂附中的李强放弃到美国留学的机会，继续在南洋路矿学堂大学部深造。1925年李强在“五卅”运动中，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李强回常熟，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他曾奉命试制炸药和手榴弹，虽然数量不多，却是我党自制的第一批军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李强从常熟回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
在上海滩白色恐怖的斗争中，李强参与了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央特科下辖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通讯）科。交通（通讯）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后专门负责建电台的工作。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在开会，突然来了一大批捕探将在场者全部逮捕，被捕者中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重要领导干部。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得以幸免。告密的叛徒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晚上，心急如焚的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同特科各科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办法，并且亲自领导营救工作。周恩来指示：“凡是会打枪的都去！”李强的枪法不错，所以也被列入人选。可惜，营救行动中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拟用于这次劫救的枪械迟到，加上枪内防锈的黄油尚未清除不能使用，营救未能成功。彭湃、杨殷等人于8月30日被杀害。
彭湃等同志牺牲后，中央特科决定要千方百计除掉白鑫这个可恶的叛徒。白鑫知道中央特科红队镇压叛徒的厉害，揣着丰厚奖赏的他惶惶不可终日，打算到意大利去避风。特科得到中央指示：在白鑫动身那天将他处决。李强等人随周恩来到白鑫住的弄堂勘察了现场，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1月11日傍晚，白鑫刚走出家门没几步，就在弄堂内被击毙。叛徒终于得到应有的惩处。
◆青年时代的李强。
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提出要研制更先进的短波电台。为此,周恩来亲自和李强谈话，要求他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李强接受研制发报机的任务后，和组织上委派的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张沈川一起，一个研制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无线电报务，他们两人成为中共无线电台的创始人。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了收发两用的短波无线电台。而国民党当局迟至1931年底左右才用上短波电台。从1929年下半年起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强和张沈川为教员，举办了中共第一期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学员都是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此后中共无线电通讯网逐步建立起来。在那种艰苦危险的环境里成功实现了无线电通讯，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而李强在其中的贡献功不可没。
延安时期的军工局长
1938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强肩负起中央军委军工局的领导重任。在李强回国之前，毛泽东在参观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后讲了这样一番话：“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中央军委随即重新组建了军事工业局，局长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人选未定。恰好此时李强从莫斯科归来。滕代远找李强谈话，决定由他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后任局长。军工局先后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后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在军工局，李强与上海来延安的沈鸿密切合作。抗战刚一开始，沈鸿就从上海把他的“利用五金厂”的机器和人员迁到武汉，想为抗战出力。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能够真正尽力于抗战和发挥他技术特长的陕甘宁边区。沈鸿迁厂带来的一些机械，确实带给延安军工事业以极大的支持，延安正急需这种能够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延安的军工企业已初具雏形。1939年4月25日,军工局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这也是我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
◆毛泽东为军工局局长李强题词。
随着军工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做手榴弹、掷弹筒和迫击炮都离不开铁。这时的李强又在考虑着军工局建立炼铁部计划。他找来同济大学毕业的徐驰筹办延安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座炼铁厂。1943年10月，军工局炼铁部成立，它建在延安大砭沟。经过反复试验，大砭沟炼出了第一炉灰口铁，从此结束了西北高原无铁的时代。“马背工厂”、造枪厂、化工火药厂、手榴弹厂、迫击炮厂、炼铁厂等都先后建立起来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1944年５月，李强获得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曾为他题词：“坚持到底。”1944年6月，正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加紧炼铁、造枪炮的军工局局长李强，又接受了另一新职务：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兼任院长期间，延安自然科学院为未来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有的当了部长甚至国家领导人，如李鹏、叶选平等。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延安的兵工生产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安全生产，军工局的职工队伍分批下山，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在延安最后的日子里，李强在窑洞里领导的火炮组继续进行研究。1947年3月，随着胡宗南部全面进攻延安，留守延安的军工局各厂全部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开拓者
李强离开延安后，以中央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军工生产等情况。就在李强一路考察各大区军工生产时，他在已迁往河北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遇见了中央广播处处长廖承志。廖承志告诉他：“为适应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中央决定建一个更大的电台。你赶快去西柏坡，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正等你去谈话！”
在西柏坡，刘少奇和朱德向李强交代了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任务。李强接受任务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勘察新台址，最后选定将电台建在河北井陉县。选择这里为新台址，最主要原因是离煤矿近，电力充足；另外这里地势平坦，电波干扰少；这里距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刚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都只有30多公里也无疑是一大优势。李强在领导制定了天线方案后，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具体设计、加工和施工架设。仅用了一个月左右，就首先将那座设计的高65米、半地下式的天线铁塔矗立起来。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到河北井陉后的一段时间，是人民解放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期间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150多万精锐部队。无数的胜利捷报通过这个新建的战时电台及时播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也震惊了世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李强奉命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台，担任接管国民党中央电台军事代表。6月初，李强又来到上海，仍负责电信接管工作。6月5日，廖承志和李强被任命为中央广播管理处的正副处长，廖承志主要负责编辑工作，李强主要负责电台和天线设备的建造。这个处的职责是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中央广播管理处所辖电台设备逐步改善，从这里更加清晰地传出人民解放军的频频捷报。
1949年10月1日，李强作为电信和广播领域的专家和高级官员，承担了保证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那部扩音器顺利运转的特殊任务，确保了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能听到这组音响所传出的实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李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和政务院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局长。他一边主持无线电总局和电信总局的工作，一边领导广播事业局的工作。
◆《发信菱形天线》。
鉴于李强在无线电电子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1950年，他被授予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同年，李强30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学术论文《发信菱形天线》被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发表。在1955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李强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成为此届大会推举出的172名学部委员之一。这个身份，使得李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院士中唯一的老资格的革命家。
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苏外交和外贸事务的重要性，苏联政府派遣了一名副部长级干部担任驻华商务参赞。考虑到对等原则，中国也需派一位既懂俄文又懂经济和技术的副部长级干部担任驻苏商务参赞这样一个重要职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商务参赞常驻莫斯科，李强恰好撞进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的视线。于是，毛泽东眼前一亮，忽然问道：“我说李强同志呀，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对毛泽东的提议，李强没有思想准备，于是他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主席，我看我还是搞技术吧！”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没再深谈。周恩来了解毛泽东的心思，在莫斯科领导谈判这几个月，他自然更知道中苏贸易的重要和贸易干部人才的紧迫。周恩来掂量着：承担对苏贸易重任，李强实为最佳人选。
1952年8月，李强被正式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国内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气氛在中苏贸易中显得特别浓厚，进入1953年后，驻苏商参处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了苏联先后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到1956年离任，李强在苏联的近五年，正是军事贸易和成套设备进口实施的高峰时期，中苏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所占比重达到50%还多，李强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和艰辛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在家中办公。
中苏关系破裂后，李强成为新中国政府官员中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人之一。尽管有美国的压力和禁运限制，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欧贸易的发展势头仍明显加快。1963年从日本引进维尼纶设备，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西欧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这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大突破。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比重已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
◆1988年5月31日，李强为兵器工业寄语题词。
1981年３月，李强从对外贸易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国务院顾问。退居二线后，他继续为改革开放事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李强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并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继续关心和支持国家的科技事业。1996年9月29日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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