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2020年1月23日这一天，无疑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从那天开始，武汉“封城”了。从那以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会有人提起这件事情。我在那个特殊日子里，和我武汉同胞一样，内心极其着急，甚至还有些焦虑。不过，很快我就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年战胜血吸虫的想法说法做法，给了我极大力量，我坚信在处理大事上，毛主席在道层面会给我们精神力量，在器层面毛主席也会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想法说法做法，我们只要深悟毛主席之道，那就一定能战胜苦难，道器变通的。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来，也算是我的个人见解，是一个普通教师对社会尽一份责任，庆幸的是我的文章很快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也得到了有关人士的鼓励和支持。不过，作为一名毛泽东文化的研究者，我这4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毛主席说的“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结合“送瘟神”，对于党组织来说，按照毛主席的一贯做法，老人家从战略上考虑无疑指的是全党，从战术上考虑，老人家必定会落实到党的某一个具体机构上，那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谁呢？经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我终于找到了比较权威的参考资料。原来1955年毛主席在视察杭州时，在前期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决定成立一个党内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即“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组长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由柯庆施同志担任，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事实证明，柯庆施同志是胜任这一职务的，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托，他对毛主席关于血防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尤其是对毛主席的想法悟得深想得透，所以柯庆施负责具体领导组织的这个“小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血防工作取得那么快那么好的成效，柯庆施同志及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领导小组功不可没。通过对柯庆施的使用，我们也可以悟出老人家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道道来。
01
毛主席为何要“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
在渡江战役时，当我们的战士被感染上血吸虫病导致非战斗减员的消息传到党中央时，毛主席忧心忡忡，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触有关血吸虫病的信息。
1950年，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人民政府动员各方面力量对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展开普查，全国血吸虫病人人数为1000多万，其中晚期病人60万，受疾病威胁人口达1亿多，并且疫情传播迅速，新增病患多。疫情严重的地方，人口感染率达60%至70%，有的村庄甚至达到90%以上，出现整户整村人口死亡的情况。江苏省高邮县，1950年春季爆发一次震惊全国的血吸虫病感染事件。5250人中一次性急性感染4019人，先后死去1335人。当时，有民谣这样形容疫情的可怕：“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血吸虫病的防治，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时刻牵挂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的毛主席，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防治血吸虫病。他把对血吸虫病的防治上升到政治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毛主席首先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指导卫生部门、专家学者对疫情开展深入调查，掌握其规律和危害。1951年，毛主席派人对余江县的疫情展开调查，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他又派人到余江县马岗乡进行疫情研究，开展实验工作。
1953年沈钧儒先生在太湖疗养，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獗，9月16日写信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对此，毛主席极为关注，9月27日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来信转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处理。
卫生部门也加强了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作了许多工作，但和任务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随着广大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毛主席感觉需要亲自去推动血防工作。这是老人家一贯的作风，他不喜欢老是埋怨下属，埋怨别人，而是通过自己的或者自己指导下的调查研究，找到关键环节，抓住关键要素，采取强有力措施，这样才会出现切实解决问题的道器变通之变，进而才会有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的局面产生。
1955年11月1日晚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晚上11点50到达天津，和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11月2日早七点到达山东德州,3日凌晨1时50分到达兖州，4日凌晨1时45分到达滁州，一直到5日晚到达杭州，在刘庄住下，沿途毛主席马不停蹄找当地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种工作方式对于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真可谓拼命了。
在杭州老人家一面处理各种国内外大事，一面还时刻不忘作调查研究，例如11月7日毛主席向警卫一中队的7名江苏、浙江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10日，又向刚刚探亲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农村情况。
正是掌握了这么多材料之后，到了11月17日毛主席把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从北京接到杭州,。
据徐远北回忆：
【11月17日我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毛主席在午饭时间，一面听我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主席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当我汇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主席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当时卫生部有一个十五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计划。有的省委书记说，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经议论，后来改为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大家在讨论中谈到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也关系到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有统一领导。毛主席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施负责。大家还谈到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当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书记继续开会。晚饭时，仍然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对毛主席的指示都很赞成。
毛主席还亲切地指示我：“你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到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第二天上午，由浙江省卫生厅的同志陪我到嘉兴县重点乡了解病人和钉螺分布情况，然后转赴上海。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什么来？
老人家关于血防工作的想法说法做法，多么细致，真可谓有方向，有措施，而且直接落实到具体的组织领导机构，落实到具体的人。
徐运北是卫生部的领导，他来配合组长柯庆施，加上重点疫区的地方负责人参加领导小组，这样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的“三结合”就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层面的因素，那就是毛主席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象征，毛主席的嘱托，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其精神力量，必定会转化成物质力量来。
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这是由器而道的过程，毛主席制定了方针政策，然后通过组织有形的机构贯彻下去，这就是由道而器的过程。
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循环过程。
所以，徐远运北在100周年时，回忆老人家当年的谆谆教诲，说出了那么真切感人的话语来，那是对毛主席真心实意的敬佩、拥戴。
徐运北还介绍了从那以后，全国血防工作迅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也谈到这个我们熟悉的例子：
【1956年春传达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余江县委紧急动员，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热潮，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
毛主席为何能够让血防工作迅速有了那么大的突破？
请注意，毛主席亲自到地方上组织血吸虫重灾区的相关领导，成立“党内血吸虫防治领导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牵头，卫生部党组书记任副组长，这样无形之中就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就比较容易产生突破效应——道器变通之变。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里，毛主席就“中央和地方关系”作了这样概括性阐述：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实际上在《论十大关系》形成以前，毛主席就已经开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践了，老人家亲自抓的“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这一工作，可谓典范。
再明确一点说，如果光靠此前自上而下的做法，虽然有成效，但成效不够理想。
毛主席在领导工作的科学性上，有着独特的想法说法做法，事实上那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不服不行。
02
1954年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
唯独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柯庆施任书记
中共中央地方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中共中央地方局作为党中央的地方代表机关，代表中央领导某一区或数省党的工作。
1924年12月20日在北平成立北方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先后设立了十几个中央局，如北方局、长江局、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局、华中局、华东局、东北局、鄂豫皖中央局、中南局、西南局等。
1949年形成了六大局：
华北局（驻北京，辖京、津、冀、 晋、 内蒙）、
东北局（驻沈阳，辖东北三省黑、吉、辽）、
华东局（驻上海，辖沪、苏、浙、皖、闽、 赣“开始属中南”、鲁）、
中南局（驻武汉，辖豫、鄂、 湘、 粤、 桂、 琼 ）、
西南局（驻重庆，辖渝、川、贵、云、藏）、
西北局（驻西安，辖陕 、甘、青、宁、疆）。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六大局撤销。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为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职责主要是面向农村、针对上海及江浙两地工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对中央指示、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了解。
在“六大局”撤销以后，又成立上海局，这个举措十分有意思，耐人寻味。
如果结合毛主席“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的决策，那么也许会领悟到老人家的深谋远虑。
简单介绍一下，柯庆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这是早年在上海工作的经历。
1929年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1965年4月9日63岁因病在成都逝世。
看了这个简历，就知道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地方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在华东地区工作时间较长。
毛主席在使用柯庆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
关于柯庆施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具体组织领导血防工作，以及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经济建设（以重工业、轻工业为标志）的突飞猛进发展，姑且不说，这里再说两件事情。
一个上海交大西迁。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同时也为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1955年至1959年。
这个事情对上海地方利益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与此同时上海交大内部教师也需要做许许多多细致的工作。
作为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无疑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了。
1956年上海市人代会上，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发言批评市委不挽留交大，引起较大舆论反响。1957年围绕迁校发生激烈争论，但柯庆施和市委、市政府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对整个西部建设都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万之多。
《解放日报》1957年6月20日报道，柯庆施在交大教师座谈会上说“交大西迁利多弊少。有利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学校本身发展，希望交大师生能从全局考虑问题。”
交大西迁，这件事可谓功德无量，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可以联系在一起考量。
柯庆施就是在他考察三线建设的时候，病逝于成都的。
这里要提一下，毛主席有个重要的指导全国工作的方针叫“全国一盘棋”，这是老人家接受柯庆施的说法，然后向全国推广的。
1959年2月18日，柯庆施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这是他根据上海的经验总结得出的结论。
柯庆施在道层面对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领悟颇深，不是靠吹牛拍马，或者靠揣摩上司意图所能完成的，那是封建官场的下三滥，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根本行不通。
另一件事，那是柯庆施领导上海文化发展的事情。
《新华日报》（南京版）1963年12月29日
柯庆施提出“第一是提倡话剧；第二是提倡现代剧；第三是总结交流创作和演出现代剧的经验”，这无疑是真知灼见。
毛主席一贯强调“厚今薄古”，反对“厚古薄今”。
上海搞出像“上海之春”那样大规模的文艺演出，与上海市委的领导不无关系，而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如果不懂文艺，那也是领导不好的。
我们知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道器变通之基来自1961年空政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宗旨是“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更被《人民日报》誉为“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40多年来（从1921年算起），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在上海考察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并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表示计划由北京与上海合作，在国庆前编创一部大型歌舞。由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了创作排演。
这幅照片是柯庆施同志和周总理一起陪同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至于后来上海文艺工在八个样板戏里，贡献了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现代革命舞剧《白毛女》，就不细说了。
毛主席十分欣赏柯庆施，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给柯庆施委以重任，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1954年到1965年，柯庆施作为上海市的一把手，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通过上海市委市政府，带领上海市人民进行了各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
03
毛主席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我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时，习惯于将其概括为5个字：选用育激留。
也就是选才、用才、育才、激（励）才、留才。
毛主席在这5个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经典案例。
例如，老人家在选择柯庆施上，主要是慧眼识英雄；在使用上，则体现的是大胆；在育才上，就是敢于给他压担子，这实际上是高标准严要求；在激励上，是果断采纳他的建议，或者推广他的好的想法说法做法，如“全国一盘棋”。
至于留才，那是依靠理想、信念的认同，不存在问题。
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各式各样的人才，千千万万，数不胜数，老人家的的确确有着非凡的想法说法做法，针对不同的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在道层面那又是在空间上统一的，在时间上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宗派主义那些庸俗的搞法，所以毛主席做人过得硬，在党内威信高，无与伦比。
各种各样的人才，只要没有偏见，对毛主席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一般都是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像柯庆施这样的杰出人才，可以联系粟裕大将一起来考量。
这属于过人本事的人才，他们对毛主席的三法很容易三通——心有灵犀一点通——道器变通。
反之，毛主席对他们的 三法也一样，比较容易三通——心有灵犀一点通。
按照中国文人的文化习惯——士为知己者用。
不得不说一句，这是在毛泽东文化里适用的。
就说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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