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1914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春，再赴日本在福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完成历史剧《王昭君》。郭沫若经过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洗礼成长为新型文化人。
走出纯文学象牙塔确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世界观
臧云远谈到郭沫若《女神》的新诗时说，“当时北平的几位诗人写的诗，虽然用了口语白话，但读起来，还是旧词的味儿。只有读了先生的诗，才完全是新的思想天地，新的艺术境界。”（《“我不想呆在两三千年前”》2018年06月09日北京青年报）
1923年，郭沫若结束了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刚刚下轮船他就惊呆了。目之所及尽失压迫与剥削，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愤怒的郭沫若决定拿起自己的笔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由于在国内接触到了一些宣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书籍，郭沫若越来越笃定地相信只有“苏俄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希望。1923年6月，郭沫若着手翻译尼采的哲学散文《查拉图斯屈拉》在《创造周报》上连载。同时在写给宗白华的《论中德文化书》中评价尼采说，“我于老子与尼采的思想之中，并发见不出有甚么根本的差别”。对尼采、施蒂纳等著作的翻译与评价，正是郭沫若在纷繁庞杂的西方哲学思想中进行比较鉴别、寻找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的例证，标志郭沫若从文学创作向研究西方哲学思想转变，走出纯文学象牙塔探索救国之路。
1924年4月，郭沫若放下《创造周刊》的编务，再次东渡日本。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对尼采的关注发生了质的变化，认为尼采的玄想和措辞十分巧妙，但他的超人哲学终归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因而《查拉图斯屈拉》只译了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便戛然而止了。郭沫若在参与孤军社有关经济问题研讨的过程中，强化了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深入了解的愿望，决定把研读日本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作为下一步的计划。他把书带到福冈，边读边译，用50天时间译完了这部20多万字的著作。郭沫若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制度”，中国的智识阶级应尽早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他选择并且终生实践了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志向，“深信社会生活之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径路。”（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世界观。
投笔从戎，完成从文化人向革命军队政治工的转变
1924年末，回国后的郭沫若居住在上海，见证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发表了一系列历史剧、论著和组诗，利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优秀文笔，有效响应了当时国内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让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关注到他。郭沫若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呼吁革命，而这也让他成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1926年3月，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之下，郭沫若只能选择离开北洋政府控制区，前往更加“革命与自由”的广州。在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人的推荐下，郭沫若前往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来到广州后，郭沫若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我党早期领导人。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毛泽东还邀请郭沫若去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期间，郭沫若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广东负责人陈延年让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和郭沫若进行了谈话。郭沫若听后，表示愿意放弃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同意到军队做些实际工作，经受革命的锻炼。当时正值北伐军组建政治部，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推荐，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安排郭沫若随军，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并兼北伐军行营秘书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尽量起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使总政治部成为具有鲜明革命目标并充满革命朝气的机构，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总政治部工作会议部署北伐中政治工作，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好发动农民工作，在开展政治宣传鼓动和动员农工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等方面要发挥巨大作用。当时邓演达主要精力放北伐军务，委托郭沫若具体负责北伐期间的政治工作。
自此，郭沫若投笔从戎，完成从文化救国向革命救国、从新文化运动的大学文化人向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政治工的历史性转变。
经历血与火的北伐战争锻炼
攻占长沙后，为保卫湖南北伐胜利成果的需要，邓演达做出决定，政治部一千多人，三分之二暂留湖南，继续领导湖南的革命运动。另外三分之一立即出发，郭沫若随军行动，支援北伐湖北前线。
在围困武昌的残酷战斗中，“我（郭沫若）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邓主任（邓演达）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在《郭沫若自传 北伐途次》中形象描写郭沫若经历血与火的残酷战争锻炼。
9月8日北伐军攻占汉口，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汉口办事处工作。期间，邓演达与郭沫若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郭沫若自传 北伐途次》）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0月11日邓演达命令“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郭沫若提出异议，邓演达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就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郭沫若自传 北伐途次》）郭沫若正是在邓演达的直接教导下迅速成长为革命觉悟极高的新型革命军队政治工。
攻占武汉后，北伐军继续向东讨伐孙传芳，郭沫若升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命令郭沫若跟随总司令部全权负责江西方向的政治工作。这代表郭沫若此时已经完全可以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独当一面。
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讨蒋檄文
1927年3月7日，北伐军向东讨伐孙传芳过程中，发生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暴徒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蒋介石到安徽安庆后，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赤化分子的榜样。这就是近代革命史上的暴徒围殴光明甫的“三二三”事件，郭沫若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处置这次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开始时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来得知，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刽子手的面目已彻底暴露。郭沫若通过近期一系列事件敏锐观察，从怀疑到终于认清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于是毅然离开安庆脱离蒋介石，从安庆转赴南昌，3月31日在南昌朱德家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檄文，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内情予以公开披露。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终于认清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后，以无比愤怒的革命激情，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等反革命血腥罪行，撕下了蒋介石的种种伪装，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郭沫若是第一个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口号的革命者。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使郭沫若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名字随之被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列入通缉名单。5月10日，蒋介石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务获归案惩办》。
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郭沫若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这些任命刊登在南昌发行的《南昌民国日报》、《江西工商报》上。8月4日，郭沫若追赶上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在会昌战役后，起义军稳定住了局面，在周总理、李一氓的介绍下，郭沫若庄严地宣读了入党誓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陷入低潮，大量党员因此退党时，郭沫若却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一条正义且艰巨的道路。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为不易，更加凸显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提振了当时国人对我党的信心，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蒋介石对郭沫若再次发出通缉令，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等待机会回国。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发表标志郭沫若践行当初向陈延年恽代英递交入党申请书时的承诺；标志郭沫若在经历北伐战争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革命的锻炼，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凸显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标志郭沫若从著名文化人向“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嬗变。
1978年6月18日，在郭沫若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亲自致悼词，悼词中有这么一句话：“深切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原创：张劲英 广东邓演达研究会理事）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