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是世界一流的探险家，老人家喜欢游泳，多次表达想去美国密西西比河游泳的愿望，对此美国政客是不敢松口开放的。那些顽固的反华反共分子都知道毛主席的厉害，如果放开让毛主席去游泳，必然会吸引全世界媒体记者关注，万一毛主席再来一首震惊世界的诗歌，“搅得周天寒彻”怎么办？再说，那个时候蒋介石的人对美国政府有很大影响，他们那也是决不会让毛主席成行的。所以，美国政府当时那种僵化的态度，对他们维护自己政治集团利益来说，也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的照片，这幅照片显示长江里的浪很大，主席那是名副其实的劈波斩浪。
01
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想去美国游泳
上面那副照片拍摄于1958年9月11日，主席是头一天中午乘飞机抵达汉口，下了飞机就去长江游泳。可见老人家对游泳有多大兴趣。
此后不久，1959年3月13日，也是在武汉，毛主席会见美国朋友杜波依斯夫妇、进步作家斯特朗时，谈起想到美国密西西比河游泳的事。
毛主席先问他们能否游泳，他们说会然后接着话题道：“听说主席在水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
毛主席不喜欢“泡”这个字，因为这个字非常类似“泡澡堂”那种意思，就纠正道：“错了，那不是泡，是水中击浪，征服惊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大自然斗其乐无穷，我那是与水斗，见到狂澜，我总要斗它一斗。”
当斯特朗询问毛主席到过什么地方游泳时，主席兴致勃勃，如数家珍：“我几乎每年都要游长江，或者游其他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老家的湘江，还有钱塘江、北戴河。建国之初，我在游泳池里游泳，但那太受局限了。游长江大海，很壮阔，用中国的俗话说，那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的整个身心都是自由的。” “我还打算游黑龙江!”
接着主席表达了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的人!”
到了1960年6月23日，毛主席在21年后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
斯诺回忆说：
“我想，毛为了权力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是失掉了周游世界的个人自由。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指1960年的那次见面)时，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
“如果他们同意呢？”斯诺不失时机地问道。
毛主席的这个说法就是回答斯诺的：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是肯定不敢让毛主席去美国的。
02
究竟是毛主席不开放，还是美国政客不敢对毛主席开放
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破天荒刊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全文。请注意，那可是文革时期，党报竟然有美帝国主义头子的文章，意味着什么？谁有这么大胆这么做？
事情的原委是毛主席经过观察发现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有意改善中美关系，所以果断决策，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后来很多纪录片里都提到这个细节。
请问，毛主席像个不开放的人吗？
原文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喜欢并善于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和他最密切的外国朋友就是美国记者斯诺。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表现出让美国人着迷的开放性格。1956年，毛主席就决定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这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邀请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新闻界的极度兴奋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场，直到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才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到中国。
美国记者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毛主席的开放与美国官员的僵化形成鲜明对比，毛主席最终让那些不想向他开放的西方世界不得不解除对新中国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是中国不开放，恰恰相反，是西方国家不向中国开放。
你说毛泽东到底是开放，还是不开放？
一、简要回顾外国记者来华历史
外国媒体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为开端。这二百年中，一批又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身影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用亲身体会向世界描绘中国，架起中外沟通的桥梁，留下许多宝贵的篇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外关系的波动，中外新闻交流也随之跌宕起伏。
1949年以前，驻华外国记者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这群人中不乏神通广大之士，在战乱和动荡的中国大显身手，许多成为旧中国军阀政要的座上贵客、幕内嘉宾。有名者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支持袁某人可谓不遗余力。为表彰其特殊“贡献”，袁世凯一度下令把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循大街”。抗战期间，代表美国《生活》和《时代》杂志常驻中国的白修德，也曾作为顾问之一，主持过国民党中宣部的对外新闻报道。
1944年，毛主席接见外国记者团
1946年1月27日，德里克(左一)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等候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1937年，德里克从大学毕业后加入美联社波特兰分社。1945年是他事业的转折点。当时31岁的他前往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共同生活了7个月。在延安期间，德里克和当地人一样，住窑洞，睡简易床，在炭火盆边用便携式打字机完成他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写《报道中国》一书中，德里克详细回忆了自己如何在饭局、舞会和交谈中了解和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说：“他们试图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事，这是我敬仰的事实。”此后，因为冷战原因，德里克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在1971年，他又随同前来参加友谊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北京，开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47年1月17日，德里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合影。
从数量上看，解放前外国驻华记者规模还不是很大。1937年12月，当时的武汉是中国战时政治中心和对外传播中心，来自全球各地的常驻外国记者也不过40多位。至于解放区，因为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对外新闻传播困难重重。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才有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一部分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不过，他们的影响力却是相当大的，罗斯福总统就曾因此专门和斯诺会晤，了解中共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不同于旧政府的外交关系，本着“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对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员进行了清理，肃清外国在华特权，因此，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通讯社和记者基本停止了在华活动，外国驻华记者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党的党报记者，数量有限。
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主动向西方记者开放，美国官员僵化对待
对于尚未建交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我国采取了比较主动和开放的立场，希望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互换记者。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国政府就先后批准了39名美国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来华采访有禁令，这39名美国记者中，有三名不顾禁令来到了中国。但他们回国后，都被吊销了护照。直到1957年8月，美国政府才在美国记者访华一事上有所松动，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七个月的“试行”采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记者斯诺移居瑞士后，先后在1960年和1964年重访中国，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接受过他长时间的采访，斯诺将采访成果在国外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中日双方则是在1964年4月达成互派记者的协议，同年9月，实现了常驻记者的派遣。但根据协议，双方所派人数各在八名以内。
1956年8月6日，中国政府取消不让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些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者论坛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这是中国方面愿意改善对美关系真诚愿望的具体体现。
1956年8月21日 ，毛主席在同来访的老挝首相富马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搞好关系，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在日内瓦谈了一年，相信终有一天会谈好的，我们不着急。”
8月29日，毛主席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上写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2月访问印度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中美关系时说，“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日内瓦的中美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建议，为的是缓和并消除台湾的紧张局势……我们的这一切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应的反应和赞同。” 8月6日 的决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部分。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不仅缺乏灵活性，而且老是坚持其僵硬政策。
1956年8月6日 ，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纽约时报》发行人赛勒斯•苏兹贝格询问杜勒斯是否可以得到访华的签证，美国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回答说，对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规定不变。苏兹贝格又向助理国务卿帮办墨菲询问有关国务院对访问中国问题的真实态度，墨菲说，国务院的态度与有关禁止美国公民去红色中国旅行的规定是一致的。苏兹贝格试探问道，若记者不顾该禁令，接受邀请，前往中国，国务院将如何处置?墨菲说，那就会被吊销护照。墨菲劝告苏兹贝格，《纽约时报》是全美最著名的报纸之一，苏兹贝格的名字也与之密切相连，如果他违反政府的政策，影响就大了。
8月7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坚持“不发给有效至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政策”，并称“不能认为美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的”。
8月18日 ，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院声明，他的有关记者访华的立场与国务院 8月7日 的声明是一致的。 8月20日 国务院致电驻香港总领事，授权其阻止美国记者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认为此时美国人访华将危害对外关系原则及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有记者不听劝阻，回国后将吊销其护照，以示惩戒。
美国新闻界对于国务院的僵硬态度，表示了强烈不满， 8月18日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第二天又发表—封来自美国几家大报、通讯社、广播网的联合抗议。合众社社长斯塔泽尔约见代理国务卿等官员，要求派合众社驻香港记者访华，令国务院大伤恼筋。
当时 1955年8月1日 开始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还希望在贸易方面推动推动中美会谈。
8月21日，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他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大使在中共党内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就禁运问题提出协议草案，希望两国“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
9月22日 ，中方再次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建议两国“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10月16日中国外交部在有关上述协议草案的声明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就中美会谈而言，如果双方能对这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那就将不仅打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接触的道路，而且肯定地还会改善中美会谈的气氛，有助于中美间其他有所争执的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中美会谈可先易后难，使会谈走出僵局，约翰逊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不对王炳南的禁运协议草案作任何评论，只是坚持只有中国接受美方4月16日 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草案后，才能考虑讨论禁运等问题。
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中共继续拒绝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并且继续把被监禁的美国公民留作政治人质……这样一个时候，美国不准备与中共开始讨论贸易限制的问题”。
在美方拒绝讨论禁运后，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王炳南在 9月22日 提出了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在 10月4日 的会谈中，约翰逊再次强调，只要美国公民仍然被押在中国，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交流，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反对记者访华，也反对被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亲属访华。另外1956年前《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鲍威尔夫妇(John Powell and Sylvia Powell）因撰文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在旧金山遭指控，其辩护律师威林(Abrahan Wirin)要求前往中国取证，美国国务院也拒绝给其发护照。杜勒斯在 1957年1月5日 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再称中国邀请记者访华是“阴谋”，因此杜勒斯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半交战状态的那种情况仍然存在，只要是我们还没有承认那个政权，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颁发前往共产党中国的护照”。杜勒斯担心的是，若在记者问题上让步，将成为一条漫长而难以捉摸道路上的第一步，传教士、商人及游客就将接踵而来；其次是现行政策有任何修改，都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误解，如台湾、韩国和东南亚，他们就会把这当做承认中共政权的第一步，杜勒斯的结论是，把记者拒置于中国大门之外，是美国最大利益之所在。
三、杜勒斯为什么如此僵化？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年）美国前国务卿。生于华盛顿，出身政客世家。毕业于普林斯敦和华盛顿大学。1911年参加华尔街大垄断组织，他是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出席历次重要国际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对于恢复德国军事潜力和重新武装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的顾问。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国务卿。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战后以来美国的所有对外侵略和颠覆阴谋，他无不参与其事。他是“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制定人，直接参与组织1950年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他是1957年3月美国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谋者之一，1958年7月策动武装干涉黎巴嫩。著有《战争或和平》一书，是他的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自供。美国共和党人。二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1950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杜勒斯的作为比较受美国朝野“台湾帮”和麦卡锡分子、共和党右翼的喜欢。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著名的外交家周恩来和杜勒斯，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
宦乡经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恩来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杜勒斯僵化的思想和不可理喻的行为给美国有识之士留下很不好的影响，他们后来极力想挽回一些美国的面子。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国之行，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当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四、毛主席的启示：到底什么叫开放？
毛主席与美国女记者、作家斯特朗，以及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
毛主席1956年关于向美国记者开放的决策，使得他在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东湖边上又会见了老朋友，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毛主席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岁，斯特朗七十三岁，而他自己当时六十六岁。
毛主席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毛主席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酉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主席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当时杜勒斯正在医院住院治病。）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毛主席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1959年3月，毛主席同美国黑人领袖、学者杜波依斯博士亲切谈话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正如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性格、作风，他就是一个不怕任何挑战，喜欢“越是艰险越向前”，有着“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英雄气慨的人民领袖。
说毛主席不敢对西方世界开放，真是天大的笑话。
仔细想一想，说他不开放似乎有道理，为什么呢？如果要讲无原则的开放，毛主席当然不开放；如果让西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搞进来，毛主席肯定是“闭关锁国”的，否则新中国一建立，他为什么即刻提出“打扫干净再请客”呢？
1965年11月，毛主席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如果要概括讲一下毛主席的开放，他的“开”是革命性的，开拓性的，也是任何人所无法匹敌的，更是任何人所无法阻挡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放”字上，游刃有余，收放适度，那简直就是绝妙的政治艺术，那就是让像戴高乐、富尔、艾登、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特鲁多、施密特、田中角荣等等西方世界政治家着迷、着魔的，毛主席特有的挥洒自如的政治风格，这样的政治艺术，如此的政治风格，最终让西方世界不得不相信新中国，不得不向新中国开放。
毛主席不仅开放，而且他让那些不想向他开放的人不得不向他开放。
五、你说毛主席，开放，还是不开放？
开放是手段而非目的，毛主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牢牢把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家魅力，他原则坚定，行动灵活，连一贯叫嚣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都在他面前显得僵化，你说毛主席的新闻自由到什么地步？如此道器变通者会不开放？
03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胸怀开阔举世公认
1955年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不准与我们接触。
以至于闹出他本人拒绝与周总理握手的荒诞剧来。
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抵达首都机场，他特意先伸出手来与周总理握手。
此举就是为了挽回美国人不讲礼貌的恶劣影响。
这些年来，我们有很多文人的确考虑问题忘记了自己的中国立场。
一说起来，就贬损自己的国家这不好，那不对。
好像美国的，外国的什么都比中国好。
我不止一次听有人说毛主席“闭关锁国”。
这些同胞，请看看，今天的美国的开放态度怎么样的呢？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总得思路，也是他审视历史，审视中国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能学的。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主席认为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要学的是：
毛主席认为不能学的有：
这里要特别指出，美国是个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
毛主席早就看清楚了这一点。
主席对美国佬的那一套鬼蜮伎俩，不仅看透了，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立场、观点、方法。
主席逝世后，钱学森同志在这方面的坚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我总结过：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旧中国是对帝国主义列强开放的。
那叫开放吗？
那是屈辱。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半殖民地国家，是没有完全意义的主权的。
美国想要中国在1949年以后继续保持那个样子，否则就说我们不开放。
我们能要那种开放吗？
因此，毛主席敏锐抓住了中外关系的要害。
那些攻击毛主席不开放的人，是极其幼稚可笑的。
没有平等的开放，丧权辱国的开放，你要吗？
那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吗？
那能道器变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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