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1958年3月22
毛泽东：“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
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
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
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
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
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
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
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
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
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
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
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
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
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
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
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
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
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
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
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
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
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
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
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
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
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
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
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
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
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
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
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
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
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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