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的第三版、第四版中缝刊登了一则《新华社启事》：
新华社广播电台决于2月1日开始播音，除报道国际国内及抗战消息外，并经常有音乐、名人讲演、科学常识、日记、革命故事……等节目，欢迎各界自由收听。
时间——每日上午十至十一时 下午八时至十时
波长——二十八米 呼号——XNCR
这是除回忆录外，现存史料中最早有关XNCR的记录。XNCR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其中X为国际上规定的中国电台的呼号，NCR为New Chinese Radio的缩写，即新华广播电台之意。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自此诞生，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艰难筹建
1939年9月，周恩来因右臂受伤，在邓颖超陪同下到苏联治疗。治疗期间，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询问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当下有什么迫切需要的帮助。创建自己的广播电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筹划已久却未能实现的愿望，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一愿望——希望得到包括广播低频、高频、天线、配套备用件等在内的广播设备，以及发电设备、发动机设备三类配套的全部广播电台设备。苏联当即援助了以1000瓦短波广播发射机为代表的全部配套、备用器件充足的广播设备，以单相3个千伏安交流发电机为代表的全部配套、备份器件充足的发电设备，以两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为代表的全部配套、备份器件充足的发动机设备。
1940年3月25日，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归来，同时也将这一台广播发射机带回延安。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让周恩来兼主任，成员有王诤、向仲华等人，由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经过多次勘察地形，委员会最终将广播电台地址选在了相对偏僻的处于延安西北19公里的王皮湾村。可发射机虽然被完好无损地带回，广播电台选址工作也完成，但广播电台筹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依旧经历了多重困难。
首先是组装发射机不易。由于发射机的体积很大，从苏联运输回国内，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国民党军及日军对边区的封锁也成为发射机进入延安的阻碍。因此发射机被拆成很多零件装箱带回国内。根据师哲回忆，从苏联将广播发射机带回延安时也曾遇到层层关卡。不过由于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官员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加之其曾经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及其国民政府的中将军衔，为带回广播发射机带来了一定的便利。经过几番艰难的周折才带回延安的广播发射机被视若珍宝，如何将这些零件重新组装且保证它的正常运行又成了一个难题。1940年8月到10月间，有无线电专业知识的傅英豪和唐旦夫妇二人临危受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分别从重庆动身前往延安。11月底，傅英豪比已有身孕乘坐军车的唐旦稍晚一个月抵达延安后，紧锣密鼓地投入了广播发射机的组装工作。而被拆开的广播发射机的包装箱内只有一张原理图，这也为组装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过傅英豪和唐旦充分利用从重庆带来的绘图仪、计算尺、万用表、卡尺等工具，利用专业知识，经过二三十天的摸索，最终还原了那台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
1941年元旦傅英豪和唐旦夫妇二人在新华广播电台前（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次是物质条件简陋。当时的广播室设在村里的土窑洞，钉满墙壁的灰毛毯成为当时简易的隔音设备，同时也起着保暖作用。这间20平米的窑洞中只陈放着一张3尺长1尺宽的办公桌，桌上除了话筒、唱片、字典外再无其他。然而，当时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进行的。广播期间，有时会插播一些文艺节目，除了播放毛泽东赠予广播电台的唱片外，还会播放根据需要由播音员自己组织演出的文艺节目。当遇到重大节日时，没有大播音室，他们只好站在山坡上演出，没有了隔音设备，有时候山坡附近羊叫的声音也就混着播出去了。
再次是动力供应上的困难。在广播电台的筹建过程中，动力组贡献了很多力量。延安没有钢材，因此无法建造铁塔架天线，他们在山上找到了三棵又高大又粗直的树干去代替铁塔。虽然解决了天线架，广播发射器却又因路途上的颠簸，许多部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损伤，因此在正式广播前又进行了修复安装。第一次试播，并没有想象中的成功。广播的收听范围只有裴庄、枣园、大砭沟、小砭沟、安塞等距离近的地方，连相对近一些的晋西北解放区各电台，除了个别电台可偶尔听到一两句外，都无法接收。通过电源组成员和王诤的分析，认为是带动发电机的引擎马力不足，因此他们又开始尝试用木炭燃烧产生的煤气替代汽油，将煤气输送到用破旧的汽车头拆修改装成的引擎上带动了发电机。木炭炉的产生为发动机提供了马力，经过调整波长，试播终于取得了成功。但还是由于电力不足、电压不稳造成广播的清晰度受限，播了两年就暂时停播了。一直到了1945年，经过技术人员对发射机的调整、改装，恢复成口头广播的发射机之后，才恢复了广播。如果不熟悉这段历史，人们很容易通过1945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延安广播电台即日开始广播》一文，认为延安时期的广播是从1945年开始的。其实延安时期最早的广播开始于1941年2月1日—1943年3月间的“新华社广播电台”。1945年恢复广播后更名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一直到1947年3月。此后又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一直广播到1949年2月。1949年3月，迁至北平香山，并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二、延安新华广播对民众生活的改变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现代性转型，而是一种历史的整合。历史整合的过程需要文化的传播和积淀，但延安当时条件艰苦，何其芳回忆：“纸张那样缺，用以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土纸印报纸、印书籍。”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边区几乎没有纸张。由于这样的限制，报纸和书籍一类的现代媒介更为稀缺。对这种视觉文化缺席进行弥补的，必然是更容易实践的听觉文化。在延安这一曾经被称之为“文化荒漠”的乡村中，人们的生活本身处于一种静谧的不被打扰的状态。但是随着抗战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根据地后，这种静谧状态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战争与革命相关的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所面对的不识字的民众如何看得懂文字的宣传？恰恰是听觉实践，能够更好地为不识字的民众提供获得新知识的途径。正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之初朱德曾说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因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针对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配置。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使用的第一台发射机，曾播出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级文物），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厅（图片来源于网络）
20世纪40年代初期还只是中国共产党初步建设边区的阶段，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对固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尤其体现在土地、婚姻这两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而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究竟是怎么替代乡村生活赖以生存的习惯法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声音传播，比如宣讲、文艺表演、诉苦运动等依赖听觉的形式起到了直接作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播。通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我们也可见一斑：洁白的窑洞，里里外外，挤满了听众，方形的扩音器中，送来了一条一条新闻，每个听的人，只是用表情与手势传达着各个人心情的变化……静悄悄地听着每一个字。听众们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听到同样的内容，成为广播带来的独有体验。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这成为教育民众的重要途径之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施政纲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做了宣传，民众根据广播了解中国共产党新出台的政策。尤其是对土改的宣传，方便民众了解土地政策，帮助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土改运动，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当然，文艺宣传更是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广播电台注意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其他运动，播放《劳动人民翻了身》《女状元》《小二黑结婚》等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节目，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民众对阶级、土地、家庭等各种问题的价值判断。对劳动模范赵占魁和吴满有的专门报道，为边区的民众树立了榜样，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一些革命歌曲更是在战时背景下鼓舞了民众的士气，让更多民众主动地为革命斗争献出自己的力量。在1945年恢复广播后，新华通讯社各地分社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接收广播的效果都很好。当时很多新解放区的城市，凡有群众集会场合，都架置收音机，收听和放送延安的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仍然非常注重广播动员和宣传群众的作用，呼吁各个解放区对于收音机的配置作一个调查登记，动员作合理的配置，每个县城或重要市镇，最好至少购置一台，安放在热闹街口，按时开放，让老百姓都能听到。
三、走出边区的延安新华广播
1942年，党中央接到西南联大寄来的群众来信，信中说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和社论，并把延安的广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粗略统计，《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刊登的关于广播的文章有400余篇，这也为我们回顾延安新华广播的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如1946年9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一文，回顾了一年来的广播宣传效果。这一年来，播出的内容有：国内跟国际的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主张。像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是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直接转播。像安东、齐齐哈尔等新华广播电台是转播延安的记录新闻的，而且延安的记录新闻被上海、南京、重庆、昆明、西安以及国外新加坡等地的报纸采用，国内国外各地的听众还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提过不少宝贵的意见。当时像上海、北平、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因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带动了收音机的销量。人们都想知道关于延安的消息，而销售收音机的店员们也知道买者的心情，试音时总是拨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地方，于是买者和卖者点头会意，付款交货走了。根据当时的西北大学的学生赵勉回忆，那时候听到广播的心情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又快到听广播的时间了；紧张的是周围有特务，学生只能钻到被窝里小声地听。当时广播里播出的消息，有的是今天解放了什么地方，明天解放了什么地方，再有就是关于形势的分析、小通讯等，像《李家庄的变迁》之类的，很受群众欢迎。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恢复播音后的延安新华广播除了对解放区广播外，主要对象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和国民党军官兵。通过《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一文我们还可以得知，延安新华广播相比于新华社广播电台时期，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我们的节目，每天固定的有：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记录新闻；不固定的节目有：《解放日报》社论和时评，本台的广播评论，国内民主人士的舆论，国际对中国问题的舆论，时事讲话，解放区介绍，中共政策介绍，解放区通讯，国民党统治区通讯，故事，小说，歌谣，人物介绍，物价报告，音乐等。此外，还请名人演讲。
先后被请来电台演讲的名人有：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邓颖超、李鼎铭、申伯纯、杨拯民、冯文彬等，他们的演讲内容主要是针对内战展开，尝试瓦解国统区势力，积极配合解放军的前线作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民众只知其名、未见其人、不闻其声的名人。比如生活在陕北的薛如宪老汉面对领袖毛泽东时并不能认出，但却对他谈及要留着收音机听毛主席在广播中说话的愿望。延安新华广播安排这些名人演讲，不仅让民众对这些名人的形象更加可感，而且这些名人的演讲相比其他广播内容来说也更具号召力。
延安台曾经播放的反映抗战、歌颂解放区的内容，也从延安传向了祖国的大地，同时也传到了海外。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曾秘密地收听延安广播。比如南阳前锋报社的王骏远，通过收音机听到比较完整的重要新闻，就会改头换面地用“据路透社消息”或“据合众社消息”的电头，发表在《前锋报》一版的“要闻补阙”栏目中。广播电台对外的消息输出，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时间、人力成本，使消息没有空间壁垒地传播到解放区以外的地方。菲律宾的《华侨导报》、新加坡的《怡保日报》等报纸曾刊登过延安台的记录新闻。曾任香港《生活日报》编辑的恽逸群也有过相关的回忆：
香港大中学生、教授、店员、工商业资本家中的许多人都冒着风险，收听陕北的广播，南洋新加坡、文莱、沙捞越的华侨同胞，收听陕北广播的人也很多。……一个叫做曾美玲的新加坡的华侨女中学生，从十六岁开始就收听陕北台的广播。在广播的影响下，后来，她背着父母，冒着生命危险，经香港、广州、桂林，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她经常收听陕北的广播，竟熟知每个播音员的音调，还在广播里学会唱《兄妹开荒》。
中国共产党党务广播的发展，对内解决了民众因不识字而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的难题，对外避免了刊登在纸质类刊物上的消息无法送出解放区的风险，而且相比于刊物而言，广播的时效性更强。那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凝聚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激发了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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