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仍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国外学界出版相关学术专著50余部，包括期刊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内的相关文献千余篇，还出版了数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集。研究内容涉及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形象、毛泽东领导力、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最后十年、毛泽东与中国外交、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毛泽东人文学等方面，实现了毛泽东研究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发展。在新时代视野下，国内学界应紧紧把握毛泽东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极大推动了世界进步事业。在国外，“只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仍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毛泽东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一、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丰硕、形式多样、史料出新
毛泽东研究是国外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两部分。近十年来，国外学界从整体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关于毛泽东个人及毛泽东思想某些组成部分的研究则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相关学术专著有50余部，包括期刊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內的相关文献有千余篇，还出版了数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集。
在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研究中，毛泽东占有最重要地位。随着新手段运用和文献解密，与20世纪平均每10年出版40余部专著相比，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专著数量有所提升，有些研究成果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反映了毛泽东研究在国外学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例如，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2016年出版的《“红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泽东的早期形象》、美国德保罗大学传播学教授陆兴(Xing Lu)2017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叙事：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国际知名汉学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史与文学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201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等。值得关注的是，蓝诗玲的专著获得了2019年坎迪尔历史奖，欧洲亚洲研究所的格林·福特(Glyn Ford)认为“这本非凡的书将进一步巩固未来毛泽东研究的基础”。除专著外，国外学者还推出了大量学术论文。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方向学者乔·佩特曼(Joe Pateman)的《毛泽东对苏联经济的批评：把“政治”带回“经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爱德华·A.麦科德(Edward A.Mc Cord)的《毛泽东与1926年国民革命中的军权问题》、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丸田孝志的《毛泽东物语的形成与发展：从日中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日本学者平居高志的《关于毛泽东权力掌握过程的考察——从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俄罗斯公共行政学者安德烈·科瓦列夫(Andrey Kovalev)的《毛泽东与人民战争的战略》、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Hernández Ortiz)的《中国革命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拉美的影响》等。
就研究成果地域分布来看，范围涵盖美、英、日、俄等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当然，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深化得益于新史料的持续挖掘。近十年来，由美国汉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编、许多西方学者参与编辑和翻译的英文毛泽东著作集《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12—1949)》第8卷至第10卷陆续出版，10卷本资料集已全部完成。该资料集尽可能收录了毛泽东手迹、重要手稿等各种形式的文献，并根据最早发表的文稿版本进行英文翻译。日本学者编写的17卷本《战后日中交流日志》，分年度收集整理了1945年至1972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日中两国交流的史料文献，其中也收录了涉及毛泽东的一手史料。这些史料的陆续公布，为国外学者深化和细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从形象到思想：国外毛泽东研究走向深化
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十方面。
(一)关于毛泽东评价的研究
对于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国内外学界早已达成共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2020年的研究报告再次强调，毛泽东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领导者之一，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该报告认为，从中国国内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通常，无论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如何“伟大”的存在，历史过去如此之长，其权威和存在感都会发生变化，无论好坏人们都可以对其加以客观冷静的评价，然而时至今日，毛泽东仍是很多领袖无法比拟的。
报告还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毛泽东应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在战后日本，民间有识之士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学院”这一教育文化机构。战后日本因受毛泽东影响而开展的社会运动，也绝不只是一两次。在法国和日本经常爆发的学生运动中，均能看到毛泽东思想(Maoism)的巨大影响，毛泽东思想成为支撑社会运动的理论。孙中山和蒋介石也是闻名世界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但在中国以外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将他们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事例。“尼泊尔共产党(Maoism)”以及1967年成立的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还将毛泽东思想作为组织或团体的名称。
(二)关于毛泽东形象的研究
美国首都大学俄裔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与蒙大拿大学研究员梁思文(Steven I.Levine)2012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真实故事》、英国利兹大学语言文化和社会学院中国研究名誉教授达文(Delia Davin)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简介》、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造就中国的人》等著述，充分挖掘史料，消除围绕毛泽东的神秘色彩，力图展示毛泽东的真实肖像。其中，《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一书利用大量苏联档案资料，揭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其与斯大林的关系等真实细节，较为完整讲述了毛泽东的生活和革命事业。
石川祯浩的《“红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泽东的早期形象》，利用多国史料和实证方法，详细考证和梳理了在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国内外关于毛泽东的印象及其生平的了解与描述，以及这些描述因《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而被颠覆的过程。该书日文原著为大众读物，应出版社要求而未加注释，但中国读者比日本读者掌握更多有关毛泽东的背景知识，故在译成中文时做了适当改写和增补，篇幅比原著增加约20%，并增加了必要注释。因此，较之原著，该书中文版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三)关于毛泽东领导力的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主要领导者。国外学者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和现实，直接或间接印证了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卓越贡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在《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百年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基点，叙述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克服无数困难，成为世界大国执政党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历史。
国外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以“自上而下”的脉络深化关于毛泽东领导力的研究。美国图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旷(Brian James De Mare)的《毛泽东的文化军队：中国农村革命剧团》、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周荣杰(Jeremy Brown)和美国格林尼尔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主编的《毛泽东思想(Maoism)在基层：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的《送瘟神：毛主席的中国灭虫运动》等著述，探讨了毛泽东的思想、政策与实践等对基层民众生活和社会境况的影响，呈现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基层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指导作用。
(四)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国外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亮点之一，近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是国外学者讨论的学术焦点，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
日本学者金井睦认为，青年毛泽东对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和理解，表明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接受部分西方哲学思想，并且“对毛泽东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创价大学教授爱莲心(Robert Elliott)在《毛泽东的哲学影响：符号、反思和见解》一书中，着重探析了毛泽东早年所接触的中西方哲学对其哲学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影响，力图“回到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原像”。不仅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更是将其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现代科学(量子物理学)联系起来，为毛泽东这个在世界哲学领域中极具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如日本学者沟本章治、田上孝一以及德国明斯特大学青年学者奥赞·阿尔蒂诺克(Ozan Altinok)等。
(五)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外学者不仅探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起点”及“源流”，还分析其形成过程、背景和要因。俄罗斯学者A.阿林切娃(АринчеваД.А.)和A.B.潘佐夫(ПанцовА.В)合著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的新独裁主义：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两种理论》，探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提出目的及背景。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调整具有一致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兼任教授江田宪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五四纪念和国共关系为线索》，探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1939年至1940年间形成的四个原因:
一是作为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求不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并提出能够支撑新政策的新理论;二是新的革命理论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使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在理论上正当化，即不依靠国共合作的民主主义革命论;三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经过历史学检验的实际存在的理念，在政治过程与历史记述中表现出对国民党(或包括中间势力)的说服力;四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独裁的反动梦想”和“党内机会主义”政治理论进行了实质性批判。
(六)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逐步转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究，尽量还原这一时期的真实面貌。例如，由美国桥港大学教授春娟·南希·卫(Chunjuan Nancy Wei)和福特汉姆大学现代史学者达里尔·E·布鲁克(Darryl E.Brock)编辑的《赛先生和“文革”：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不同视角出发，阐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认为，在许多方面毛泽东的科学政策确实对科学创新有好处，群众路线的出现为迎接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技术发展做好了准备。
此外，还有学者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开展对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蓝诗玲(Julia Lovell)着重研究了这一特殊时期在海外被理解和诠释的方式，集中论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对西欧和北美反抗运动的不同影响。
(七)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外交的研究
这方面著述包括安德鲁·B.肯尼迪(Andrew Kennedy)的《毛泽东和尼赫鲁的国际雄心：国家效能信念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李明江(Mingjiang Li)的《毛泽东的中国与中苏分裂》、凯文·佩莱诺(Kevin Peraino)的《如此迅速的力量：毛泽东、杜鲁门与现代中国的诞生(1949)》、贝弗利·胡珀(Beverley Hooper)的《毛泽东时代的外国人：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1949—1976)》、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的《毛泽东与麦卡锡：冷战时期的中美政治》、日本学者城山英已的《“原军人访华团”与毛泽东外交的战略性——由中国外交档案看其对军国主义的清算》等。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课教授安德鲁·B·肯尼迪的研究较好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历史学的融合，利用中国、印度、美国和英国的档案文献，在国际关系和心理学研究基础上，为理解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国家效能信念”这一理论解释。总体上说，与国内学者相比较，国外学者更加关注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并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分析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展现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八)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研究
国外毛泽东研究中肯定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近十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分析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敏锐度。曾在英国地方自卫队当过军官的本杰明·赖(Benjamin Lai)在《1934—1935年的长征：毛泽东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开端》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长征的诸多细节，强调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央军事路线问题上秉持正确立场，才助推这次军事行动取得成功。日本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在《毛泽东的强国化战略(1949—1976)》一书中认为，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保障是毛泽东时代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指出，对于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采取对抗措施，排除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始终将台湾问题的解决视作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坚信强化自身力量是对抗敌对国家的唯一途径。
(九)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研究
加拿大历史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提出：“毛泽东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理想、成就与教训，我们应该超越对毛泽东的崇拜或是误解，努力去了解他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当代影响。”近十年来，国外仍有许多学者积极投身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201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剑桥大学全球中国学讲师克里斯蒂安·索拉斯(Christan Sorace)主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为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何影响当今中国政治提供了有益借鉴。还有学者从当代现实问题出发，试图从毛泽东及其思想中找到答案，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成为一大研究亮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妇女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解放妇女政策，赞同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的观点，农村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有利于自身的解放。美国学者罗斯·米勒(Rose Mueller)还提出：“毛泽东使中国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完全改变了，并且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近十年来，毛泽东思想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日渐进入国外学者研究视野。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的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Cook)侧重研究冷战时期(当代中国)的毛泽东。201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红宝书”：一部全球史》，为理解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角度。2019年，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毛泽东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中，将中国的发展与全球联系在一起，以全新视角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以及它对亚非拉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国外学者还探讨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对第三世界的持久影响。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刘康(Liu Kang)在《毛泽东思想(Maoism)：重新审视第三世界的革命全球主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遗产具有持久的全球影响，既是中国革命的政治基础，也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尼泊尔作家阿迪亚·阿达卡里(Aditya Adhikari)在《子弹与票箱：尼泊尔毛主义者(Maoist)的革命故事》中，描述了尼泊尔毛主义者(Maoist)不寻常崛起背后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武装薄弱的派别发动武装起义，经过十余年努力逐步成为尼泊尔执政集团的重要成员。《金融纪事报》的高级编辑兰吉特·布尚(Ranjit Bhushan)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毛泽东思想(Maoism)》一书中，揭示了印度及尼泊尔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为南亚看似零散但强大的毛泽东思想运动赋予意义和凝聚力。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宝拉·维达·莫利纳(Paula Vidal Molina)认为，委内瑞拉国内建设“人民公社”的过程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人民公社”影响。2022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29周年之际，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成立，其中包括土耳其、西班牙、秘鲁等国十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党和组织。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Maoism)旗帜，认为“毛泽东思想”(Maoism)是世界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在艰苦卓绝斗争中是保持坚定的指导思想，也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总之，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对“毛泽东思想”(Maoism)有自己的理解，并将之作为理念指导展开一系列斗争运动。
(十)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
近十年来，国外学者还尝试从人文学角度出发研究毛泽东。美国芝加哥市德保罗大学传播学教授陆兴(Xing Lu)在《毛泽东的修辞学：改造中国及其人民》一书中，凸显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指出，人们“被鼓励使用他们的日常语言”，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和修辞整合”的一部分，赋予毛泽东执政的权力。2015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成以石川祯浩为负责人的共同研究班，开展名为“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的项目。该研究班不只是从政治家和革命家角度，而且从读书家、诗人、书法家的文人角度，甚至喜欢游泳和跳舞的运动者角度，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信息形成和共同印象生成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方法，从一些不为人关注的新角度出发对毛泽东进行全面研究。
此外，有学者还从艺术史、博物馆学和视觉文化角度出发，多侧面展现毛泽东形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亚洲艺术史助理教授严庚(Yan Geng)的《毛泽东的形象：艺术家与中国1949年转型》，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将毛泽东描绘成国家领导人，从形象制角度出发，通过具有时代气息的典型艺术品，展现毛泽东及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生活。
三、对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综合评析
近十年来，国外学者不断挖掘新史料，以发散的研究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毛泽东，扩展研究领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实现了毛泽东研究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发展。
第一，从纵向看，国外毛泽东研究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特征。国外对毛泽东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的著作就开始在海外传播，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有学者以三大历史事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将国外毛泽东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表现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
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不同国家及研究领域的学者通过学术互动实现方法及资源的“流动”，催生了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视角、新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研究的内在价值不断显现，影响力不断提升，从而吸引更多学者予以关注，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同时，国内关于毛泽东研究新资料、新著述的出版也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信息。
第二，从横向看，国外毛泽东研究具有地域差异性。以地域为维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毛泽东研究存在明显差异。近十年来统计数据，直观反映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美国和日本仍然保持研究优势，在相关成果产出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近十年不仅学界内部中共党史研究力量减弱，而且新老研究者青黄不接。地域差异性还体现为不同地域有不同研究重点。就美国而言，相关研究多聚焦毛泽东生平和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建设思想以及毛泽东遗产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因起步早、成果丰、涉及领域广，有非常好的基础。近十年来，日本学者继承其独特的学术传统，在毛泽东学术研究方面持续发力，聚焦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军事战略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再如，拉丁美洲学界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加关注其对拉美各国的影响。
第三，从深度看，国外毛泽东研究正在向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拓展。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从研究水平和质量、研究重点和热点来看，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产生了“三重转向”，即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以及从“单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识变革。
毛泽东研究持续深化，离不开新史料、新视角，更离不开新方法。比较研究是长期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动向。通过采用多学科方法和交叉研究范式，毛泽东研究领域得以深入拓展。比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郑浩澜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兼和津次合编的《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与民众日常》，使用多元化史料，综合利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突破“服从—对抗”既有模式，聚焦个人认知与行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入探讨了个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更加全面展现了毛泽东时代的民众精神世界与精神活动。
当然，就近十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第一，对史料及文献资料的利用不足、不准。虽然国外学者试图充分挖掘史料来展现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但在语言差异的影响下，学者们对史料的阐释容易出现偏颇，从而削弱了研究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而且，国外研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性，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或直接引用译介的文章和著作，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时代历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烙印，因此，相关著述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描述。对毛泽东文本的原始考证和语词翻译不准，使得有些知名学者也出现“断章取义”情况，或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第二，缺乏对毛泽东研究历史与逻辑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越来越多学者更倾向从微观角度及特定时期研究毛泽东，努力挖掘其中的历史细节，反而忽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在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研究某一侧面或某一领域问题，无疑割裂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历史情境同思想内容的联系。此外，受时代背景及跨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他们难以准确地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客观现实联系起来，因而研究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国外学者缺乏关于毛泽东的“实践性”研究。由于理论目的、分析方法和学术立场上的文化差异，国外学者往往容易忽视客观实践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存在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证据而忽视实证理论研究的倾向。部分研究者将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分开，没有关注到毛泽东思想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际的“运动”。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时过于关注文献资料分析，较少关注实地经验以建构真实全面的图景。
国外毛泽东研究是毛泽东研究世界学术格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梳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史，把握国外研究的新进展，既有助于推进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又有助于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在新时代视野下，时代发展要求国内学者不断重新审视既有的研究成果，吸纳多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拓展毛泽东研究新的问题域，紧紧把握毛泽东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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