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苦难深重的河南人民
近代以来，豫西的农民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总是陷于失败。
农民阶级虽有反封建的一面，由于阶级本身的局限，它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提不出彻底打倒封建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科学斗争纲领。再加上我党在豫西的基础薄弱，得不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所以走不出历史的怪圈，不是蜕变成为土匪，沦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就是乞灵于所谓“青天大老爷”。
1931年，临汝上鲁村（今属河南汝州市夏店镇）几个鲁姓富户子弟，欺压穷苦百姓，替反动政府收取各种苛捐捐杂税，在里面上下其手不说，还强奸妇女，不分族亲和外姓，老少皆受其凌辱。
很短时间内，小小上鲁村，竟有48家的女性，被这些“体面人”公开强奸过，暗遭凌辱和欺负者还大有人在。
1942，苦难深重的河南人民
穷人被欺无奈，自发组织起来，经过串联密谋，终于搞起来“打孽队”，来对富豪恶徒进行报复。多年积攒的怒火，一朝喷发，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一次就打死了二十多个作恶多端的“坏货”。
但是穷人资源有限，人枪和背后的资金、黑白两道的势力，显然不如地主阶级，人家雇来土匪和民团，对打孽队和他们的家属，进行残酷迫害。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们的老熟人，就是我前面写过的临汝镇著名“乡贤”，家里专门盖个碑廊，有几十块群众、商户、军队、地方官“自发”镌刻《功德碑》的阎家当家“三大人”——阎曰礼。
听说上鲁村贫富相互打孽，有个叫田波的穷小子，很有战斗力，越杀越勇，心狠手辣，头脑也好使，阎曰礼就派人联络，带话儿过去，“三大人”看上你了，觉得你是个人才，愿意给阎家做（当）事（狗）吗？
上鲁村一带是夏店“乡贤”平文正的地盘，此人的发家史跟阎家差不多，还兼着夏店区长、临汝自卫团副司令的职务，黑白两道通吃，勾结军阀，手里养着百十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曾因为枪杀无辜、剪除异己，被当时的县长毛汝采查办过，可离了平文正，毛县长自己带县大队剿匪，不但土匪没剿灭，却差点让土匪“剿”了他，还扬言五天打下县城。没办法只好再请平文正出山，方才解围破贼，由此平文正异军突起，政治地位要高于其他乡绅匪首，成了临汝的重要人物，自然也被阎曰礼视为大患。
据说这就是阎曰礼的照片（来自百度临汝吧）
一山难容二虎，“老钱”与“新钱”两派势力，互相都欲除之后快。田波看到两家矛盾，就想钻这个空子，于是答应阎曰礼只要能帮自己杀死仇人，也就是上鲁村那些做坏事的富户子弟，以后唯阎家马首是瞻，“三大人”说要弄死谁，就带着上鲁村的青壮年跟谁家拼命，不死不休！
收了田波“打孽队”，阎日礼说话算话，当夜就围了上鲁村，把几个富户子弟基本都给弄死了，连带这几家富户也都灭了门。不过还是有活口跑了，报告给了平文正，后者开的条件也差不多，说通了后，就带着民团来袭上鲁村，将田波等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后，铡刀铡掉脑袋，抬了一箩筐，进临汝县城，向县长请功，说“剿匪”大捷。
至于曾受凌辱的那48家，至此几轮杀戮，也几乎死绝户了。
武力反抗没出路，就只能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了。
左宗濂担任临汝县长后，通过明察暗访，基本掌握了阎家一族，特别是阎阁岑（名竹麟，以字行）的主要罪行，解放后根据其回忆，罗列了七宗大罪：
临汝镇现存的阎曰礼功德碑（来自古韵汝州）
“阎阁岑家拥有田产千顷（原注：汝人称为挂过‘千顷牌’）还不满足，每年强将毗邻田地犁为已有，致使有人鸣锣找寻田亩。或以高利贷滚利，强以贱价肆行兼并，或于荒欠之年勒购田地。阎家田地之多，延及伊川、登封、宝丰、郏县各处，此其罪一；
阎阁岑以军职身分，往来黄河南北，每以沦陷区运携大宗烟土海洛英、红丸之类，在内地贩卖，违背法令，毒害人民，以牟取暴利，此其罪二；
阎阁岑所居临汝镇地方，系许宛洛交通要道，来往商运，行旅必径， 阎阁岑指使其豢养的匪徒拦路截劫，杀人灭口，坐地分赃，形同寨主，此其罪三；
阎阁岑性好淫色，奸淫邻近妇女，并迫令其亲属把门，致令受辱者含羞自尽，不敢声张，此其罪四；
阎阁岑豢有打手多人，往往代为打孽，勒取报酬，每因小仇小怨杀人报复。有王天顺一家八口为其所杀（原注：王母年已八十，于阎阁岑正法之后，亲到刑场，掇食阎犯脑髓，其怨之深至于如此）其所残害人命，究有若干，实难计算，此其罪五；
一块功德碑上方雕刻的阎曰礼像，背后是国民党和民国的旗帜（来自百度临汝吧）
阎阁岑所居地方，人称阎公馆。崇垣朱户，四角高建碉楼，私蓄武装打手百名。被捕之后，经驻军搜出机枪四挺，步枪两百余支。其意之所在，即组织叛乱，危害国家，投敌作伥，俟机内应，此其罪六；
阎阁岑家除田地之外，在洛阳、许昌各地尚有商店、当铺，可谓富甲全县，从不完粮纳税、担负任何差派，并且向所居乡镇，要索军粮，勒派夫役，此其罪七。”
阎家何以在临汝如此猖狂呢？
左县长给了个有意思的答案：
“阎阁岑籍有军职，如虎添翼，作恶乡里，变本加厉，而当时河南正军事吃紧，各级官吏，终日惶惶无力顾此。敢于目无法纪，横行乡里，其原因所在。尚有一堂兄阎筱山，充任第三集团军总部驻洛阳办事处主任，交结要津，亦为阎阁岑作恶增加气焰。”
结合“七宗罪”，不难看出三点要害：
首先，阎家是标准的“土豪劣绅”，即便按照国民党自己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1928年7月16日公布，1932年4月15日废止）。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并非只是鹅城特产
问题来了，为什么打击土豪劣绅的政策，从共产党那里继承过来之后，国民党搞了一段，到1930年代初期就废止了，如今阎家这样的标准“土豪劣绅”，左宗濂要换个概念，以“平民愤，消隐患”为名，来打倒呢？
左宗濂认为：
“日寇虎踞北岸，一苇可航，临汝地当街要，敌所必侵，若任阎阁岑潜伏内地，拥有武装，势必为敌利用，贻害之烈，不堪设想。”
虽说这个理由有点“欲加之罪”，但实际上一年之后，当日军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在豫西与中国交战后，汤恩伯部队彻底溃败后，前面提到的平文正，还有王景元、王景全兄弟，郭允恭、马安良、黄万镒等人，我军称之为“土顽”的地方实力派，即不叫“阎家”的“阎家”，纷纷下水当汉奸，抗战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反正到老主公国民党方面，配合国民党的十五军（原来的“镇嵩军”），积极进行反供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当然这些土顽的积极降日，也是得到国民党方面默许，甚至是积极支持的。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就曾安排自己的顽固派亲信，一方面在豫西各县上层人物中大肆宣扬“曲线救国”谬论，串连各日伪乡、镇长，宣称“联日反供”不是汉奸。另一方面又允许以国民党县政府的名义给各日伪乡、镇长下了委任状，给他们撑腰打气，做政策背书。
电影《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
所以，民不民愤，无关宏旨，关键是阎家直接危害到了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打击阎家，并不是替农民着想，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是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阎家虽然是大地主阶级，但如今“含蒋量”已经明显不足了，甚至还成为“二政府”，县城之外的小诸侯，有自己的武装，威胁不听话的佃户也就罢了，关键是威胁到了政府，替代了政府。在国民党这样一个军事独裁的新军阀体制内，显然是越过了红线，而且临汝并不是只有一个阎家，能帮着国民党维持县城之外的乡村秩序，同时为国民党军队筹集军饷，提供给养的“阎家”，还有若干家土豪劣绅，他们是不叫阎家的阎家，是阎家的预备队。国民党政权与土豪劣绅虽存在尖锐矛盾，有的时候还会激化，但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相反是相互依存的。在广大的乡村，除了土豪劣绅，国民党政权再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如果把土豪劣绅的势力彻底打倒，它将完全丧失在乡村的社会基础。
第二，阎家这样的土豪劣绅是国民党政权最典型的包税人，也就是“盈利型经纪”，他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帝国主义经过买办而剥削中国，而买办又经过中国农村中的大地主阶级而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榨取乡民、鱼肉乡里，从中获得更高的包税利润，对此国民党政权是认可的，只要别太过分，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由此，作为包税人的土豪劣绅，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他们人数虽少，但无所不在，胡作非为，影响极坏，使国家权力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农村更加趋向内卷化，革命的怒火一点点积累，最终将埋葬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寄主——国民党反动派！
斗地主，齐观山摄，1950年，北京郊区
第三，阎家为患临汝，已经不是三年五载，而是足足两代人，受害者的状纸在县政府都能摞起来一尺多高了，为啥没人去管呢？无非两种原因，要么势单力孤，心有余而力不足，生怕打不了狐狸惹身骚，影响仕途就不好了，甚至把命丢在此处就更不值得；要么与阎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即使有力量打击，也不会这样做，非不能也，盖不必也。
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彻底打倒土豪劣绅？换言之，不让一阎家去，一阎家生呢？
这就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地主阶级，解放农村生产力。关键就是要发动群众，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显然，这是左宗濂和国民党政权做不到的，所以这也决定了阎家不能彻底被消灭，寒冬一去，春风一来，一阎家旋灭，无数阎家旋生的必然结果。
决定要动一动阎家，左宗濂面临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他手里掌握的临汝县自卫队，人枪都严重不足，跟阎家对抗，有点自不量力，所以必须邀请外援。经过一再央请，才请来驻军，于1943年9月20日夜围了阎家大院，勒令交出阎阁岑归案。
左起：孙连仲、蒋鼎文、李宗仁、李培基，1942年5月湖北老河口（来自公众号：方志广西）
“只要阎阁岑一人，与他人无关，过两小时不交人，就用武力解决！”
一听这话，阎阁岑带着家丁，全副武装，上了炮楼，要不是阖家老幼齐刷刷给他跪下，怕是当即就得打起来。阎曰智毕竟是行伍出身，知道他家的家丁在正规军面前，完全不是对手，所以大家哀求阎阁岑：
“老天爷呀，可是不敢打，一打全家都没命了。老左还不是为两个钱儿，就破上咱北山那头‘黑牤牛’（煤矿），保险不到一星期就叫你回来。我们说话算数，你就去吧！”
临汝镇镇长王殿选也赶来向阎家喊话，晓以利害。有这个“中人”，阎家商量后，就打开了大门。军队进来后，先绑了阎阁岑，又收缴了阎家的所有枪械，连人带枪，都装到马车上，不敢停留，迅速赶回县城，生怕夜长梦多。
这里多说一句，祸到临头，阎家内部还在上演“宫斗”大戏。
阎曰礼死后，“遗诏”说得明明白白，大家也商量好的“阎老六”（阎曰伦）和“阎二少”（ 阎梦麟，字瑞卿，老二阎曰义之子）分掌阎家的内政、外交，可阎阁岑和他亲爹阎曰智却说话不算，想取而代之，而且做事不计后果，处处给阎家惹祸，此时的阎家今非昔比，这不是“作死”吗？所以也有借刀杀人，除家贼去内患的想法。却不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厦倾覆就在眼前。
左宗濂（1901~1985）
不过，借地办公的军政部第三十七补充兵训练处的长官，倒是洞察秋毫。阎府被围时，阎家眷属惊慌哭号，为防被“连锅端”，将所有金银珠宝，全部寄藏于该处长官的宿舍，说好解围后取回。可事后，人家不单不认账，反而指责阎家“讹诈”，然后就把这些宝贝，统统装汽车运走了。
捉拿阎阁岑到案后，左宗濂迅速召集原告，搜集证据，对于各项指控，阎阁岑也基本承认，但态度极其嚣张，完全是有恃无恐。某次阎阁岑上堂受审，正逢左宗濂临时有事着急外出，俩人在堂下打个照面，阎阁岑相当不服不忿，鼻子朝天，哼了一声：
“这就是左宗濂吗？哈！哈！”
意思是说，我就不信，你小子能把我怎么样？
虽然阎阁岑罪大恶极，其罪当诛，但左宗濂也不能想杀就杀，必须呈报河南省保安处批准。左宗濂把相关材料和初步惩办意见交上去快一个月了，也没有批示下来。通过省民政厅长方策一打听，原来是报到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处卡壳了，阎阁岑的堂兄阎筱山早几天，就借着给李培基“祝寿”为名先入为主，打好招呼，所以此事就推不动了。为此左宗濂赶紧跑到河南省政府当时的驻地鲁山，向李培基当面汇报，请求批准正法，以伸民愤。李培基先是含糊其词，说急眼了，就非常不客气地责问道：
电影《1942》里，李雪健老师饰演的李培基
“现在作战时期，后方应求安定，贵县长何必急于此案？”
稳定压倒一切，党培养一个土豪劣绅容易吗？你非要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是何居心。言下之意，你跟土豪劣绅过不去，是不是“通共”啊？
无独有偶，抗战时期著名的顽固派王光临，1934年任息县县长，上任伊始就提出“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口号。发现全县7个区长，无一例外都是鸦片鬼，从来不下乡，每天躲在县城里吃喝嫖赌。于是一口气全部换掉，分分钟检举王光临是异党分子的折子，就递到省民政厅长李培基那里，李培基说：
“我一天接到对你的控案有八起之多，但经彻查，均属虚构。我支持你，硬干到底好了！”
换言之，要不是因为对你知根知底，一天我能收到八封告你的检举信，红帽子你绝对跑不了。可为什么九年之后，李培基升任省主席，却对左宗濂铲除土豪劣绅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解放初期，青海湟中拉目台子村斗争恶霸地主的会场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推行的是一条不发动群众，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和各种苛捐杂税，还要反供反人民的顽固主张，比以往更加需要土豪劣绅的合作，来帮助维持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统治秩序，这就是李培基在更高层次看到，也读懂了的蒋介石的“大局”。
这一拖就是四十天，省里不批准，县里却谣传有人要劫狱，左宗濂有点骑虎难下。还好这时候方策出手了，密告左宗濂：
“某日上午，汤副长官道经临汝，可相机行事！”
时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要路过，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人杀伐果断，说难听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毕竟绰号“汤屠夫”。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军事独裁的体制下，军权大于一切，汤恩伯又向得蒋介石宠信，连司令长官蒋鼎文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李培基？只要能得到汤恩伯的批示，杀了阎阁岑，李培基也不敢怎么样！
于是第二天一早，左宗濂就带着受害者代表，一大群人在必经之路的二十里铺等着。早饭过后，汤恩伯的车就到了，左宗濂率人冲到街心，长跪不起，一声“冤枉”的暗号发出，受害者代表纷纷痛哭流涕，声震街衢。
时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
听说为首的是临汝县长，汤恩伯有些好奇，下车问明情况，招呼左宗濂到路边一家小饭馆内，接过状纸，草草看完，二话不说，就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批了句：“奉令准予就地执行枪决”，然后就签了名。
同行的还有李宗仁（五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苏鲁战区总司令）、文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临汝班”主任），左宗濂后来回忆说，文强当时“亦代为呼吁”。不过文强后来的回忆，现场更具戏剧性：
“自叶县去洛阳途经临汝县，该县县长左宗廉（濂）将临汝镇居民阎老五一案报请批示，他（汤恩伯）不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当时同行的还有李宗仁、于学忠，对汤的处置大有惊异之状，他感到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在左县长手里抢过原批呈文，慌慌忙忙地又在‘就地枪决’四字之上，加上‘奉谕’二字。究竟他是奉到何人的谕呢？显然，这只是他借以掩盖而已。阎老五竟因此而被置之死地，阎老五的家也因此而被抢劫一空。”
不管怎么说，有了汤恩伯的批示背书，左宗濂就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赶紧命令勤务兵牛书臣通知县政府第一科长何子瑛，迅速印刷阎阁岑的罪状，准备执行枪决。同时下了戒严令，在县政府大堂上对阎阁岑进行宣判。
汝州风穴寺，当年文强主办“临汝班”的地方
当阎阁岑被从牢房里提出来，军法官告诉他，即刻就要执行枪决。往日嚣张跋扈的“五阎王”瘫软在地，两名警察连拉带抬，才拖到黄包车上，押往西门外执行。
听说要杀阎阁岑，临汝县城的百姓，齐集西门大街，观者如堵，万人空巷，远近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也就是左宗濂下手痛快，执行完枪决，下午四点，洛阳长官部就来了“暂缓执行”的电话，当然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阎案至此，也不过是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的俗套故事，比“智斩鲁斋郎”式的旧戏高明不到哪里去。但历史终究比影视剧好看，就在于历史更具戏剧性。
枪毙了阎阁岑，“反阎团”——也就是那些遭阎家迫害的受害者联合伸冤团，继续上告。除了要求追加惩办阎曰智、阎曰伦和阎瑞卿、阎府管家阎金丹外，还把左宗濂也给告了！
控告左宗濂犯的是“受贿罪”，说他枪毙了阎阁岑以后，向阎家敲诈勒索，收受大量贿赂，立场巳经转变，从“反阎”成了“纵阎”。
临汝老城墙东南角，1954年
根据反阎团揭发：
“左宗濂枪毙了阎阁岑以后，会经勒令阎家捐款赎罪。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共捐了130万元，作为县里的‘公益金’，归财务委员会保管，由左县长掌握核批，供地方预算外开支使用。1944年春节左宗濂大摆筵席，请来各乡镇所谓‘年长有德，素孚众望’的知名人士，以及为他服务有功之人，举行一次‘敬老尊贤表优庆功大会’。又给县直各机关公务人员，每人制发一套草绿色单制服。还给救济院批款千元，均由 ‘公益金’项下开支。”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反阎团还指责左宗濂，通过临汝镇长王殿选、县财政科员谢文和县政务警察队长阎子善，收受阎家贿赂，金额重大，才使得阎家轻易抛出阎阁岑，就草草结案，完全是断尾求生，使得阎家欠民之冤不得申雪，民愤不平。
为此，反阎团仍极力奔走于各级法院，直到有人指点，才告到了正在河南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上将主任委员金汉鼎那里。
滇军名将金汉鼎，熟悉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朱德同志的云南讲武堂同期同班同学，两人相交甚厚，后来被蒋介石夺了兵权，抗战时期出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处理了十余起大案，以“铁面无私”著称。
1919年，朱德（后排左一）在四川泸州和八位云南讲武堂同学合影，其中就有金汉鼎（前排右一）杨希闵、杨如轩
你能借汤恩伯克制李培基，我就能打金汉鼎牌，借力使力，四方通吃，谁这么高明呢？
说起来是阎案的局外人，时任河南省第十行政督察区（洛阳）专员李杏村的李杏村。
李杏村与李培基同属商震旧部，二李关系密切，能当上这个洛阳专员，完全是李培基使劲的结果。此外，李培基跟阎筱山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后者有个妾，年轻貌美，经常帮阎筱山招待宾朋，“父母官”李杏村就是阎筱山的常客，一来二去就跟李杏村勾搭上了。为了长相厮守，更为了通过这个女人，吞吃掉阎家最大的资产——临汝鳌山煤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黑牤牛”。
趁你病要你命，不管此前跟阎家，特别是阎筱山如何蜜里调油，如今李杏村出手狠辣，先派洛阳专署的保安团，保护着阎筱山的妾去阎家的煤矿坐收煤矿，又把矿上的机器运走一部分卖钱变现。后来阎案扩大，阎筱山也不敢出头了，李杏村遂公开与阎妾同居，算是财色兼收、公私兼顾。既要贪色，又要得财，李杏村只有把阎筱山和他背后的阎家彻底搞死，才能遂愿。于是唆使阎妾釜底抽薪，反戈一击，把阎筱山父子叔伯的种种罪恶列举出来，向军风纪巡察团控告。
当然李杏村说得冠冕堂皇：
“此女人深明大义，痛恨阎家作恶，并感自己处境悲惨，常求援助，表示敢于斗争，于是暗助此女告状，但明知省县办不成事，且临汝又不属洛阳专区，这才密告到军风纪巡查团金汉鼎处。”
金汉鼎（1891~1967）
因为案情重大，问题负责，各方会商后，决定在临汝当地成立“会审阎案联合法庭”。中央军风纪团、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河南高等法院，河南省政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各派法官参加，由金汉鼎任庭长。
金汉鼎一到临汝，先抓了阎曰伦、阎瑞卿和阎金丹（阎曰智跑了），同时通知省政府将左宗濂撤职查办。同时阎筱山也向省政府指控左宗濂 “擅杀在职军人，越权违犯，咨请省政府查办”，李培基遂趁机宣布左宗濂停职调省。
联合法庭开庭后，相继提审了反阎团控告左宗濂受贿的三个关键中间人，皆供认不讳。
“王殿选说要钱、要东西，都是左县长叫要的，要来以后就如数交给左县长了。
因为财政科科长李宜民的家属住在谢文家中，李宜民是左宗濂来当县长时带来的助手。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可以说私话、办私事。谢文在法庭上吓破了胆，当场瘫倒在地，休克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通过他送给左宗濂的多是古玩珍品和名人字画，其中有一幅对联是成亲王的手迹，这就是稀世珍品。成亲王是清朝乾隆皇帝的第十一皇子，名永瑆，又是清代八大书法家之一。谢文不但是他们行贿受贿的媒介，而且本人也是一个‘贪污犯’。阎家送给左宗濂的物品中还有四件‘直毛’皮袄，也是很珍贵的东西。但是左宗濂还不满意，退了回来，于是谢文就趁机据为己有。让他父亲、母亲、爱妻和他自己各穿一件，皆大欢喜。谁知案被告发，情节严重。谢文真赃实犯，惊恐万状。在审讯中得了个恐怖症（原文注：群众叫做‘稀屎痨’)，终于一命呜乎，归西天去了。
成亲王楷书对联
阎子善，经他手送给左宗濂的是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据说仅在‘老凤祥’金店打造的黄金手饰，就有数十两之多，还有金佛像等。”
为了证实阎子善的说法，法庭传讯了金店经理李岐山，查阅了金店的帐目。但究竟落实多少，却未公布结果。
至于阎家，法庭贴出告示，要求除反阎团之外的受害者帮助提供证据当日，就收到诉状一百余张，继告者更是络绎不绝。可要定期开审，“豫中战役”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汤恩伯跑了，河南省政府和临汝县政府也跑了，日军逼近临汝，金汉鼎只好宣布撤销联合法庭，将三阎交给十三军在临汝的驻军，押赴鲁山，准备交给此前在此办公的省政府处理。到了鲁山，发现省政府早跑了，乱军之中，得知榨不出什么油水，干脆就枪毙在鲁山的河滩上。
至此，阎案在民国层面，已经暂时画上了句号。
湖南和平解放，左宗濂也是参与者之一
解放后的1982年，解职回到湖南，追随老主公程潜参加和平起义，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的左宗濂，回顾四十年前旧案，不禁慨叹：
“国民党政权之下，好官之不可为，好事之不可做，正义之道之不行于世，竟至如此，能无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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