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文革前后蒙难的烈士被平反昭雪，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故人已去，令人痛心，但如果抛开政治和历史因素，某些案件的判决即便按当下标准衡量也不算过分。
如1974年10月26日，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把自己写好的25张传单，分别投送给省、市、区14家机关单位，28日又将同样内容的传单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内容主要是否定毛主席、否定文革、为刘少奇翻案，如“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共产党不要*皇帝”、“江青，还我8亿中国人民的文艺生活！”、“广大干部、党员、工人怀念刘主席!”、“祝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沿着中共八大路线前进”、“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等，由此被公安部、吉林省列为“44号重大反革命案件”。1974年12月24日史云峰被捕，1976年12月17日被判死刑，19日被枪决；1980年3月，吉林省委为史云峰平反昭雪。
该案最大的疑点是，史云峰作为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工人，仅有中学学历和农村插队经历，没在党政机关工作，生活在社会基层，对高层内幕知之甚少，他为何要反对毛主席、江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已被打倒的刘少奇，为何非常看重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当时情况下，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报刊杂志，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有数年，相关材料数不胜数，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群众一般不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毛主席、江青，支持刘少奇、邓小平。
即便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让一个25岁的青年讨论国家大事，恐怕也很难洞悉玄机，对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中肯、正确的评价，50年前的史云峰为何懂这么多，为何有胆量到处写信、张贴传单？联系到小平同志1975年1月出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并当选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知史云峰是否有高人指点？
史云峰说的讲话和传单内容也极具明显的当下特色，如将文革视为极左以及“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能随便炮轰呢?这样闹腾下去，中国不就乱套了吗？”、“这个运动来头挺大，有可能整到总理头上”、“王洪文威信没有邓小平高，邓小平党、政、军、外交都行，如果总理去世，我举双手赞同他接总理的班”等，似乎是当下舆论的产物，由此怀疑有人借题发挥、夹带私货。
另外，即便按现行标准衡量，史云峰写信和贴传单的行为也涉嫌“违法”。试想，如果现在有人胆敢向省、市、区14个党政机关投寄反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党的现行路线的信件，并在城市交通枢纽或人群密集处张贴类似内容的传单，肯定也会被当作重大案件。
正因为涉嫌攻击毛主席、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76年12月在讨论史云峰案件时，尽管“四人帮”已沦为阶下囚，但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淮湘仍坚持判处死刑，其理由是“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现在看似乎重了一点，但考虑到包括老革命王淮湘在内的那代人对毛主席的浓厚而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及“文革”尚未被否定、刘少奇尚未被平反等因素，王淮湘此举实属必然。只是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变化，史云峰才逐渐由罪犯变成烈士，王淮湘则由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沦为“四人帮”党羽。可见，对史云峰案的判断本质上是政治形势的产物。
王淮湘不久就为自己错误的政治选择付出惨痛代价：1977年2月被免除在吉林省的一切职务，5月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2月被隔离审查。1980年，史云峰被平反，入党43年的王淮湘则被开除党籍，成为“晚节不保”的典型。（202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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