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7周年，同时也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78周年。思考一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是时候了。
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始终秉承谦逊的态度。1944年4月2日，毛泽东致函周扬说：“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致函吴玉章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毛泽东又是最早在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中央领导人。1938年10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谈到学习问题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命题，今天党的文件全面肯定这个命题，但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修改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
经历了历史的磨难和革命与建设实践，我们党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探索，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依据党的历史决议，我们似可对毛泽东思想作一个概括。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国际形势国际力量的理论分析和对策，关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分析和决策，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人民主体性的理论和政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尊重价值规律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于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关于矛盾论和社会主义时期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政治建军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关于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的理论思考与对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与创新等。
以上大略列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反映出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大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未曾深入考虑、未曾考虑或未曾实践的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中国革命道路开辟的“两个转变论”展开讨论。
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进行深刻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这个纲领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在宣言序言里声明，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结论。
马克思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强调：巴黎公社是“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需要更多的引证，以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论述。他们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欧洲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但是，他们两人并未亲眼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马克思对资本形成和运行规律分析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死亡性特征作了透彻研究，分析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绝对规律，在1915年作出判断：“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此后，他在1916年进一步作出判断：“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依据这样的判断，列宁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且取得成功。从《帝国主义论》到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上又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于1919年领导成立共产国际，指导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他在1920年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称为民族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民族革命要联合农民；“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决议。列宁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原则是正确的，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但怎么落实，他没有亲自实践过。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联共（布）实际上主导了共产国际的思想和路线。这时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和各国革命，主要是依据俄国革命特别是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形成的经验，当然还有巴黎公社的经验。巴黎公社起义、彼得格勒起义，都是在大城市发动工人阶级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被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镇压下去，未能成功。俄国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沙皇，建立临时政府，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是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在俄国，是已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革命策略。这就形成了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它对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来说是唯一可靠的经验。在没有新的经验以前，俄国的这些经验被固化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称为“城市中心论”。
三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就是运用这些经验以及从这些经验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但是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革命实践中碰到问题，表现为足不适履。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土地革命是正确的，武装起义也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仍是中心城市起义，是工人总同盟罢工。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有关农民斗争问题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分析敌我力量对比，不主张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将起义队伍转向井冈山农村地区，探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向。
1928年10月至11月间，毛泽东已经对井冈山地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总结。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种奇事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这里，各个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封建军阀势力连绵不断的战争形成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条件。这种现象，“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毛泽东还对存在这种现象的政治、经济原因作了透彻分析，结论是：革命根据地的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批评他们没有在红色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批评他们要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促进全国范围大革命的思想，强调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指出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红色区域建设路线才是正确的，进而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和行动方针。这个理论和行动方针是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得出的，是与“城市中心论”不同的。
这时候，有人质疑毛泽东的创造性认识是否有“本本”依据？所谓“本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针对这种质疑，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这个结论是1930年作出的，是与当时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和中共中央的“左”倾决定不同的，是对中国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独立探索的理论成果。这个结论如此明确，与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相关阐释是一致的。
正当毛泽东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且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共产国际及在其“左”倾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展开了理论批判和政治上的打击。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由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等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显然，这是按照俄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的。
1930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发表文章《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对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努力作了错误的批判。他说：“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没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总罢工，决不能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重申了李立三的基本观点和对“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批评，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接着，中央又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写信给红四军前委，批评毛泽东等人：“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包括站在农民的观点上作土地革命和割据观点等右倾错误。
“立三路线”的思想来源其实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虽然否定了李立三总同盟罢工主张，却没有从思想理论根源上清理。1931年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后，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长文，借着批判“立三路线”，实际上比李立三更“左”。其核心是继续坚持指导中国革命的“城市中心论”。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从“城市中心论”的角度看，王明路线与“立三路线”没有分别。
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派人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批判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正当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临时中央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这就把“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贯彻到中央根据地的基层。毛泽东处境困难，被剥夺军队领导权，不能参与指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恰恰是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会议，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我们看到，从1927年到1933年，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到土地革命、群众动员，都得到轰轰烈烈的开展。这从正面说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城市中心论”的不可行性。
毛泽东在1930年还对西欧与中国革命力量及统治阶级力量强弱对比，做了一个大胆判断。他说：“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这个判断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在日本占领的后方陆续建立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通过这个革命策略的实施，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呈现在历史面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空前高涨，人民军队的力量空前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空前成熟，革命根据地的范围空前广大，社会各阶层人士心向着共产党的局面空前显现。通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检验，这条革命策略越来越显示它的正确性。
解放战争时期，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从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经过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927年后中国革命的重点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1949年开始了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这两个战略转变，完整地检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战略和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正确性和实践正确性。我把它概括为“两个转变论”。
“城市中心论”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者取得的革命经验，在革命策略上是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个转变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完整成功的最新经验，是超越了列宁、斯大林的。这“两个超越”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了。
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正确的，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和时代条件下，预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策略，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我们说列宁、斯大林是正确的，他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运用“城市中心论”指导取得了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上一国革命的成功。我们更要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正确的，他们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运用“两个转变论”取得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换一个角度，如果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革命策略，指摘列宁、斯大林，那就是教条主义。如果坚持列宁、斯大林当年取得革命成功的“城市中心论”，指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那是不顾中国实际，也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虽然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没有把革命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依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不斤斤计较前人的经验，依据中国的历史实际、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探索、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且取得成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经历了历史实践经验，证明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独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五
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基本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行动指南。时代是变化的，革命形势也是变化的，作为革命的行动指南不能教条化，不能拘守于固有的历史经验。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活力的保证。
（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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