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
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
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话说194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井泉同志：
丑灰电悉。
一、几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并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就很好，很适当。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如果尚有这样做的，应当停止，将他们调回训练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彻底，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或好得多的那种地区，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区新区都有所不同，望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
毛泽东 丑皓
2月2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指示电：
刘邓，陈唐，陈谢，粟刘：
一、粟部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出动，刘邓除留3万人在大别山坚持外，4个纵队主力集中沙、淮间休整补充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伯承暂时不去许昌。而敌孙元良、胡琏南进欲打通平汉路，邱清泉等部向鲁西南尾进并欲打通郑徐段，裴昌会部欲打通郑潼段。
二、因此决定：（甲）陈唐率3、8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主力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11个旅以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乙）10、11两纵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之任务后，暂时即在沙河、陇海、津浦之间机动作战，或破击陇海，或破击津浦，或打其他分散之敌，调动5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丙）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拢，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我们指挥，并即提出丑底寅初作战计划，电告我们。
军委 丑号 亥
2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新华社陕北22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杜鲁门援蒋咨文的谈话。
毛泽东在该文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的是：
“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己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40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100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400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鼎铭先生是于1947年12月11日在陕西绥德县义合镇病逝的。
毛泽东发去了由他撰写的挽词和两副挽联。挽词中说：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赞同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两副挽联 其一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襄边区建设有成。
其二是：抱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
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睿思远虑建边区。
此后，毛泽东与江青一起谈论了开明绅士问题。江青走了之后，毛泽东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问正在用黄杨木梳子给他梳头的李银桥：
“银桥，你见过开明绅士吗？”
李银桥说：
“在延安开大会时候见过李鼎铭。”
“不是那种见面。”毛泽东用两根指头在眼角处揉揉，又说：“我是说，比如去他家里作客。”
“没有。”
“我说过利用暑假走了湖南5县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您还到庙里讨过斋。”
“嗯，我也到绅士家里去讨过，那绅士比起地主来，算是开明多了。他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他是一位翰林，懂么？是一种不小的官，经过皇帝亲自考试的不小的官。那天我们走到中午，在路旁一个小饭馆休息，饿得厉害，就问饭馆的女主人：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她说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住着一位告老在家的翰林。我们决定去向他讨饭。你知道跟读书人怎样讨饭吗？”
“还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你看，你就比我少一些社会经验。我和我那位同学用自己最好的书法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背得出：‘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我们如果打着板子要饭，也许吃不饱，甚至被赶走。我们送去这首诗就不同了。”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电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皓电并将中工委丑皓电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收到中工委丑皓电以后均应引起讨论。
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邯郸、长治、晋城、淮阴、烟台、威海卫、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沈阳、长春、焦作、韩城、许昌、漯河、运城等处，可是，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除运城一处我军入城秩序不好，曾由邯郸局有过反映外，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3至4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丑有
2月25日午夜，毛泽东给林彪发去了一封复电。
林彪这天上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我军一部正布置攻开原站（铁岭以北50里，敌约4000）、营口（敌约12000）。我大部现在新民附近钳制敌之主力（连向新民增援者，共11个师），并拟于27日起，主力乘开始解冰之际，迅速跨过辽河，围歼四平之敌（约15000人），并打增援。二、范汉杰兵团到东北者，大约只有两个旅到3个旅。在此种情形下，如我军摆在沈、锦之间，则敌必害怕，不敢出来打通铁路，则我军即难寻战机。故现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三、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4、我意，杨罗杨部队在东北新攻势未发动前，将勿过早来冀东，以免使敌不敢打通北宁路。他们最好在下一次攻势发动时进入冀东，以便造成我们和他们配合打大城市（在没有中小城市可打的情况下）、打大增援的可能。”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林：
一、完全同意25日10时电的部署计划；二、杨罗杨部（即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笔者注）当照来电所说的时间进入冀东；他们现在尚未建立出冀东的意图与信心。
毛泽东 25日24时
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商业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2月2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26日13时电悉。对营口起义部队采取查明情况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惟整编时，除你们已知之逐步地淘汰坏人提拔好人及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项办法以外，应当：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项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军委 27日24时
2月28日，刘戡率部到达宜川西南地区。
此前，西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围宜打援”的战术，首先包围了宜川敌军一个旅，发动了宜川战役。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27师31旅、47旅，整编90师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向宜川驰援。
西北野战军发起打援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个小时的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
此战中，刘戡因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说：“败局已成。”然后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整编90师中将师长严明及31旅少将旅长周由之、47旅少将旅长李达、53旅少将副旅长韩指针亦被击毙。整编第29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整编第27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整编第90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被俘。
1948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1942年11月被选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笔者注）、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中原、华北我军机动作战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粟刘，陈唐，陈谢，并告中工委，邯郸局，向前，彭张赵（指粟裕、刘先胜，陈士榘、唐亮，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笔者注）：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一、刘邓应即将1、2、10、11等4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10、11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
二、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7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4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赵渭北作战，彭张赵现正围攻宜川，吸引90师27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
三、粟刘所部依5军情况决定，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总以安全休整两个整月为目的。
四、刘邓除留大别山之3万人外，其3、6两纵主力暂时最好留大别山一时期，箝制10师20师等部，尔后或向北或向西依情况决定。
五、向前所部在浮翼整训准备打临汾，阎锡山集中7个旅于平介，有南援模样。许谭所部除留13纵于胶东外，主力7、9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2纵丑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11、12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东北方面冬季作战已消灭敌9个正规旅（内一个旅起义），现正准备攻四平，得手后休整，然后举行春季作战，我东北兵力有很大增强。晋察冀军不久休整完毕，即举行新作战。知注并告。
军委 寅东
3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庆祝西北野战军围城打援歼灭整编第29军军部、第90师、27师等部的巨大胜利。
3月3日，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歼灭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少将旅长张汉初被俘。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从打援到攻城，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两个师部，5个旅，共约29500余人。
这一天，毛泽东指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令小个子西北王胡宗南非常尴尬的特殊通告，通告中说：
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委托，特此通告阵亡的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及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的亲属好友，如果前来运回2人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
3月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上为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按语，连同报告一起转发给中工委、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他写的是：
宜川战役我以11个旅7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5个旅（缺1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28000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胡军除守延安之17师两个旅，近由豫西开返潼关之第1师约两个旅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已无主力。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军委寅支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在哈尔滨的朱学范。
原来，朱学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在1月中旬与刘宁一、俞志英一行3人，经布拉格、莫斯科于2月8日到哈尔滨的。2月9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他写道：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行动，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谨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在3月4日的电报中写道：
朱学范先生：
接2月9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
此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3月6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三中全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全文如下：
【新华社陕北6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今年1月5日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宣言，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今年元旦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称，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这一个纲领，在解放区1万万6千万人口中，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中。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继续胜利，将使这一纲领在全国范围实现。中国民族一切爱国的儿女，必须以一切方法帮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把中华民国从美国帝国主义与卖国独裁的蒋介石匪帮手里挽救出来。
发言人指出：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民主同盟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证实了毛主席的话。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建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立地带、或中立组织，甚至中立政权，在中国与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进行此种活动，实质上必然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说，是“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绝不能有其他任何作用。我们欢迎民主同盟重建其领导机关，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3月6日晚，毛泽东就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复电给刘少奇，他写道：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3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3月15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即饶漱石、陈毅、康生、邓子恢——笔者注）似可在3月20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3月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邯郸局，粟刘，中工委：
一、我彭张赵军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
二、敌1师、30师、36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渔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
三、你们率3、4、8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四、第二步准备向陕东前进，配合彭张赵歼灭胡军。
五、望邯郸局速筹10万人，两个月粮食，供给3、4、8纵。
军委 7日2时
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评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即整编27师之31旅、47旅，整编90师之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28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刘戡本人和90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3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此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30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28个旅中，有8个旅属于3个主力师，即整编第1师、整编36师和整编90师，其中整编第1师之第1旅，前年9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167旅主力，去年5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36师之123旅、165旅，于去年8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90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1师的78旅和整编36师的28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28个旅，现在只剩下23个旅，这23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1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9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1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12个旅。其中3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2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2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2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9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34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其中2个旅困守延安，3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3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2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地、灵活地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90%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绥分局的指示《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全文如下：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2月10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4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3月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的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
鱼巳电悉。
一、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11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11纵速向11师佯攻以钳制之。
二、宜川胜利后，西安一带大震，30师已到合阳防我南下，1师、36师亦有向渔关集中讯，究竟是否开动，请令9纵查明。
三、我11个旅五六两日由宜川向西南攻进，估计一星期内外可能占领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诸点，威胁西安。
四、向前所部本日起攻临汾。
军委 7日24时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4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笔者注）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召见叶子龙、汪东兴。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找你们两个，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是不是3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东兴同志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治安工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一部电台，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向前委报告。渡河的准备工作对外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我们马上发电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同志，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同时，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在东岸接应。从明天开始，10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去进行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在任弼时、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空场上，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首先宣布了宜川大捷的消息，他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带打了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一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本来想活捉他，向他算算账，没想到他自杀了，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平息下来，又说：
“我中原、华北各野战军从去年夏季起，渡河南进，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各路野战军，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完成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目前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蒋介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片刻，立即欢腾起来，鼓掌，欢呼。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是否适时？二是陕北籍同志的去留问题，谁愿意到华北工作，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由组织决定。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让大家充分讨论，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陕北籍的同志，愿意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说，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至于个人去留，大多数人摩拳擦掌要跟着毛泽东走，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一是陕北人，二是年岁大了，有意留在陕北，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正讨论间，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站起来。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问道：
“讨论的怎么样？谁想走，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我正想跟着主席去见见大世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他年轻活泼，好说好唱，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有一次大家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一句话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就笑着说：
“好，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岐，问：
“老张，你这老陕北，打算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很少回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平时闲扯时，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总是吧哒着小烟袋，不慌不忙地说：“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留下也好。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突然要离开，心里还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岐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岐这样的老实人，就说：
“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看看，再回陕北工作。走远些，开开眼界，将来回来工作，也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2日，毛泽东在谭政文关于山西崞县土地改革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谭政文，1910出生于湖南资兴，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保卫工作，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七大代表，曾被中央晋绥分局派往山西崞县领导开展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中共崞县县委书记，写出了《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份，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3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1948年3月12日
3月14日晚，华东野战军一部及陈谢兵团第一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206师和国防部直属炮兵、汽车分队等近20000人，俘其师长邱行湘。
3月14日深夜，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攻克洛阳后的部署及打南阳的方案，他写道：
陈唐，并告刘邓，粟，邯郸局，中工委：
元亥电悉。
一、洛阳战役结束后，一部在前而阻击援敌掩护洛城搬运必要与应当搬运的物资（注意城市政策），主力即在洛阳附近休整。邯郸局给陈唐、陈谢的弹药等援助务求迅速。
二、下一步行动，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打南阳有两方案：（甲）走伏牛山东麓直打南阳。（乙）先打商县洛南（有65师4个团），卢氏（情况不明大约敌人很少），淅川（有较强的反动民团），取得巩固后方再打南阳。以上两方案何者为适宜，望与陈赓商酌电告。
三、你们率3、4、8纵或再加9纵一部出南阳汉水必将调动11师、20师等部西援，你们可能求得运动战，你们有10个旅以上可以独力作战，不要刘邓配合。
四、但刘邓于本月休整完毕后，有两个行动方案：（甲）率1、2两纵过路西配合陈唐歼灭援敌。（乙）独力作战，率1、2纵过沙河，会合10、11纵寻打74师、75师、84师等部，于4、5两月争取歼敌3、4个旅，以利粟裕机动，否则粟裕行动将遇到困难。以上两案何者为适宜，请刘邓酌定，粟及陈唐、陈赓亦可发表意见。
五、前电要陈唐准备协助彭张打西潼线之意见拟不执行。
军委寒亥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在宽大机动中歼敌及出击平绥线等问题的指示：
杨罗杨耿（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笔者注），并告中工委（转彭聂）晋绥分局，林罗刘：
10日15时电悉。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能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你军所占地方即归你们管辖，多派干部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晋绥分局取协助方针。晋绥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同蒲线阎军地区及协助西北局向陕甘川前进。你们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交界地区从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 14日24时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关于情况的通报》（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毛泽东详细通报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数量变化和战斗力情况后，接着写道：
“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的19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97万7千人（2月和3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18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100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5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我们本日动身东移，约卯删可至中工委所在地。
二、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
三、陈唐（指挥陈谢）已放弃洛阳，集结新、渑、宜、洛休整一时期，或打南阳，或打平汉线，或再打洛阳，尚待决定。向前克临汾后，或打豫北，或打平介灵石，那时再定。
总之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毛泽东寅马
3月21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率领“亚洲部”从生活战斗了120多天的杨家沟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之旅。此时天气晴朗，杨家沟的山峁上、沟畔上、大路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群，踏上了东渡黄河的行程。毛泽东对阎长林、李银桥说：
“要去河北了，你们河北人一定高兴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率“亚洲部”宿营在绥德吉镇。
3月2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唐，陈赓，并告陈粟，中工委，彭张赵：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一、陈唐（指挥陈赓）率3、4、8纵休整至卯微止。休整地点或在现地，或照刘邓意见移至临汝、伊阳，争取补充（首先是受损最大之8师）。卯微至卯灰间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或先打南阳，后打宛西4县，或先打宛西4县，后打南阳，临机决定。
二、刘邓率1、2、10、11纵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在沙河、淮河及平汉线之间机动作战。
三、两军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由刘邓决定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争取于卯辰两月歼敌三五个旅，变动战局，协助粟裕行动。在配合作战及互相策应时，陈唐受刘邓指挥。
军委寅养
3月22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黄河岸边的佳县刘佳坪，附近的群众得知中央领导要离开陕北，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不时地与道旁的乡村干部和群众握手话别。毛泽东深情地说：
“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3月23日早晨，毛泽东率部经过螅蜊峪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
部队就要离开陕北了，毛泽东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东渡黄河的中央警卫团全体干部战士，把所携带的干粮袋里的小米全部倒出来，过秤后一两不少地交给当地人民政府，留给陕北人民。毛泽东动情地说：
“我们要离开陕北人民了，陕北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欠他们太多了，从现在起就想办法去偿还。”
这一天风和日丽，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可能从西安派飞机来袭扰，决定把渡河时间改在下午。
天近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亚洲部”数百人，来到了川口村南边的园则塔渡口。
赶来送别的陕北乡亲站满了河边和山坡，黑压压地拥了一大片，其中有不少是“亚洲部”在经过螅蜊峪时涌上街头的乡亲们，他们一直送到了这里。
十几条木船停在河边，几十名健壮强悍的黄河水手早已做好了摆渡的准备。毛泽东在河边慢慢地踱步。
造炊的师傅做好了饭菜，烧好了开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战士们及工作人员就地午餐。因为考虑到过河之后还有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宿营地，因此需要在这里简单吃一点东西。当地的村镇干部感到很过意不去，一再说：
“没有照顾好中央首长。”
周恩来说：
“赶路要紧，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在螅蜊峪镇上吃饭。”
毛泽东也说：
“我们这么多人吃顿饭，也得你们忙几天呀。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陕北的乡亲们对我们很好，现在要离开陕北，还真有点舍不得呀。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大家的。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
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到河水边，和区镇干部们一一握手道别，向送行的乡亲们挥手致意。
按照事先的安排，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坐在10条木船上。毛泽东乘第1条船，周恩来和任弼时乘第2条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上第3条船。毛泽东踏上船，和船工们一一握手，他说：
“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非常兴奋，都说：
“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连声说：
“谢谢，谢谢。”
正说话间，周恩来的那条船已经先开了。毛泽东乘坐的这条木船也慢慢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此时正是凌汛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发出一阵阵的轰轰巨响声。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浊浪像墙壁一样遮住了视线；冰块撞击着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阎长林扶着毛泽东，说：
“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他的手，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离渐远的河岸和人群，呼吸有声，胸脯开始起伏了。阎长林和其他几个卫士只好都紧靠着他，怕他出危险。毛泽东说：
“你们放心，船工们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的确，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划动木浆，挥动杉篙，发出让人热血沸腾的号子声：“嗨哟，嗨哟，嗨哟……”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激荡，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
“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三个人会游泳。有人说：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他能行。”
石国瑞说：
“我在发大水时，游过延河。”
孙勇说：
“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兴奋了，说：
“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听他如此一说，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纷纷嘀咕：
“哎呀，今天可不行呢，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一听也非常着急，心里想：主席的安全事大，我怎敢和他一起游黄河。于是他连忙附和着说：
“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啊！”
船到中游，毛泽东向黄河上游远眺，李银桥和其他几个卫士请他坐下。毛泽东还是不肯坐，依然非常亢奋，嘴里念念有词：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吟罢，又说道：
“只一个唐代诗人李白，就有这么多赞美黄河的诗，可见黄河不愧是孕育我们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他长长吁一口气，摇摇头，接着亢奋地像发表一个宣言：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说罢转向叶子龙：
“来，子龙，脚踏黄河，背靠陕北，给我照一张相如何？”
“好，照一张。”叶子龙很快选好位置，边调焦取景边说：“应该照一张，很有纪念意义。”
毛泽东很快敛去笑容，显出一副沉静庄重的神情。只听“咔嚓”一声，这一历史瞬间，凝固成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
“好啊，把黄河照下来，把陕北高原和人民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只听阎长林大喊一声：
“哎呀，坏了！”
毛泽东问：
“出了什么事？”
阎长林说：
“老青马掉到河里了。”
原来，在船队中有一条船是集中载运领导人的坐骑的，毛泽东的老青马也在其中。因为受惊吓，有几匹马在船上互相拥挤，老青马长嘶一声，掉进了河里。毛泽东转过身，怜惜地看着老青马。老青马是会游泳的，可它不知道往东岸游，却拼命地往回游。有个战士喊道：
“王振海，你还不赶快喊，老青马听你的，你叫它往这边游。”
王振海真的使劲高声喊道：
“老青马，往这边游……”
毛泽东说：
“你的声音，它是听不到的。如果它看见你在这里，也许会向这边游来。”
王振海一直给毛泽东拉这匹老青马，当然比别人更着急，急得他直跺脚。木船离黄河东岸近了，毛泽东回首西望，眷恋地说：
“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这么提，那就不切合实际了。”
石国瑞说：
“主席，上次撤离延安时，你提出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现在，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在往白龙庙行军的时候，我们面对黄河念诗，你加了一句，‘打败胡宗南，再拜托你，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现在木船已过河心，快到东岸了，主席对黄河的要求也实现了。”
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说：
“石国瑞，你还真能触景生情，还想朗诵诗吗？好吧，我们再听听你的诗作。”
石国瑞说：
“我这不叫朗诵诗，叫顺口溜。”
阎长林说：
“那你就再来一段顺口溜吧。”
“我念不好，请主席给纠正。”石国瑞说罢就朗诵起来：“黄河蜿蜒像巨龙，波涛滚滚气势雄。溜冰季节更艰险，木船加固才能行。毛主席微笑船上站，黄龙驮船直向东。船到东岸齐欢喜，今天黄河立新功。过去黄河祸害多，如今开始被称颂……”
卫士们听了，都给石国瑞鼓掌。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好啊！你给黄河平反了！我同意。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坐的船一直为毛泽东开道，毛泽东上岸时，周恩来已经先一步上了岸。毛泽东上岸后，紧紧握着船工们的手说：
“谢谢你们！”
船工们说：
“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走上河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凝神向对岸凝望，深情地说：
“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
周恩来接口道：
“是呀，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记住！”
毛泽东说：
“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自此，毛泽东利用千里转移的机会，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与他早年的“游学”以及在20年代、30年代所做的那些社会调查，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又如何？请看下文。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3月7日撰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从而“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所有的反动派都是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外国的反动派是这样，中国的反动派也是这样。他们不承认有阶级，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他们宣扬的“宿命论”就像当今无处不在的毒品一样，麻醉着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使之安于所谓的“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上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也就是说，新式整军运动是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促使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自在阶级，发展成为反压迫、反剥削的自为阶级，促使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由自发阶段进入到了自觉阶段。这的确是一个法宝，这种转变也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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