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
崇祯长于霹雳手段——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苦于没有可以安抚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制度——这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
从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张居正改革在农民问题上失策的教训。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带到延安的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此书所涉的明末农民问题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兴趣。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明季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陷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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