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笔者亲历中国核潜艇研制、建造、使用、管理、退役全过程，并结合大量的调研采访，剖析了“中国核潜艇精神”的内涵，提出了具有“海味”的“中国核潜艇精神”表述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行研制核潜艇，并在1974年建造成功，成为那个时期可与“两弹一星”比肩的国家重器。伟大的核潜艇事业孕育了伟大的核潜艇精神，它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国防建设领域的体现。核潜艇的研制成功离不开祖国的广阔海洋、山川，中华大地见证了中国核潜艇精神，我通过几十年的亲身体会，把中国核潜艇精神概括为四句话：
情深似海的爱国精神，
激流勇进的奋争精神，
破釜沉舟的忘我精神，
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这四句话可进一步简化为“爱国、奋争、忘我、团结”八个字，它是中国核潜艇精神的高度浓缩，是中国核潜艇成功的“精神密码”。
一、“爱国精神”是动力，体现的是“大爱”
“热爱祖国，报效祖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所有核潜艇人心中贯穿的一根红线。他们以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攻坚克难的动力，作为勇于奉献的源头，作为团结协作的基础。以身许国是他们身体里迸发出来的一种本能的自觉行为。在中国核潜艇研发、设计、建造、使用的队伍中，其人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忠于党和国家的“老革命”
最初，在核潜艇战线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主要是来自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是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中的各级领导人或担任核潜艇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有开国将领聂荣臻、叶剑英、苏振华、罗舜初、张爱萍、刘华清等；有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刘杰、戚贵峰、张连奎、于笑虹、薛宗华、陈右铭、陈世谦等；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老党员夏桐、彭士禄、黄旭华、孟戈非、杨玺、郭文声、赖坚、杨佩儒、韩锡富、钱凌白、孟庆宁等；有抗美援朝的英雄——中国核潜艇首任政委崔桂江等。他们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期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这些老战士、老党员一生为国家做两件大事，一是解放全中国，二是保卫全中国。他们把研制核潜艇作为战场的又一次转移，并作为后半生为国为民承担的神圣责任；他们是研制核潜艇的坚定派，是率领核潜艇科研、生产、使用大军的领军者。就是这支骨干力量，在党中央一声号令下，拿出当年冲锋陷阵的劲头，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建造核潜艇的战役中，同时把光荣传统言传身教给年轻的队伍。
罗舜初，1958年中央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立时任组长。
刘杰(1915-2018)，1958年中央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
1950年独立团团长陈右铭于沙市留影。
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陈右铭。
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
第二任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首任核潜艇艇长杨玺。
2.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
在核潜艇建设初期的科技队伍中还有一批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比如留学回国报效国家的高级专家钱学森、钱三强、黄纬禄、李福祥、张家骅等，他们人在海外，心系祖国。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报国无门的海外学子纷纷回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导弹专家黄纬禄有一句代表性的格言：促使自己走上科学之路的最大动力是“希望以科学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出第一批留苏学生学习核技术；还自己培养出第一批核潜艇核动力专业的大学生（如彭士禄、尤子平、赵仁恺、赵建华、张金麟、陈春树、闵耀元、李宜传、林如琚、姚国健、于维钧、洪鼎铭等等）。当时核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的主要力量来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该院1960年向全国招收了第一批核动力装置本科专业大学生，这批大学生于5年后毕业，主要从事核潜艇的设计工作。核潜艇建造厂第一批从事核反应堆安装调试的是清华大学培养的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60多位毕业生，核潜艇上第一批具有大学学历的核反应堆操作人员也来自清华大学。
清华学子夏玉亭毕业后选择了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并一直为此奋斗到退休。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报效国家是我的唯一心愿，我至今无怨无悔”。船厂以这些清华学子为骨干，圆满完成了核潜艇核动力的调试、运行、维修等工作，保证了核潜艇的建造、试验顺利进行。
由国家自己培养的高科技人才带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努力学习高科技知识，毕业后大多成为我国核潜艇和核电站领域的创始人、领导者或技术骨干。以后，国家又从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潜艇学院、哈尔滨船舶学院、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培养了大批核潜艇专业人才。
1988年水下发射潜地导弹任务期间，四位核潜艇工程正副总设计师合影。左起：赵仁恺（核潜艇副总师）、彭士禄（核潜艇顾问、1979年任第一任核潜艇总师）、黄纬禄（核潜艇副总师、潜地导弹总师）、黄旭华（核潜艇副总师、1983年任第二任核潜艇总师）。
核潜艇副总设计师，潜地导弹总设计师黄纬禄在导弹旁工作。
1962年春，1958年成立的第一个潜艇核动力设计组部分成员合影。
1963年国庆节，1960年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批核动力装置专业学员合影，毕业后到核潜艇研究设计单位，成为核潜艇第一批设计骨干（洪鼎铭提供）。
1974年2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物理班工农兵大学生在毕业前夕讨论反应堆总体方案，其中海军学员毕业后全部分配到中国核潜艇领域工作。
3.为国争光的造船专家和造船工人
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邹振堂、张焕璞、侯君柱等老一代厂领导，以及各主要设备配套厂的老领导、老专家们，很多在解放前就是造船的行家里手，新中国成立后，如鱼得水，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甚至放弃城市和条件较好的内陆，聚集到条件艰苦的海岛、深山，和新一代造船工人、技术人员精诚合作。他们说，没有什么比国家安危更重要了，一切服从祖国的召唤。
1970年代初，核潜艇总装厂首艇设备安装中的劳动模范合影。
1973年9月21日，中央领导人在核潜艇总装厂视察第一艘核潜艇合影，前排左起：厂“革委会”副主任邹振堂、厂党委副书记高天炎、厂副总工程师张焕璞、叶剑英元帅，李德生副主席，陈锡联司令员。（高小林提供）。
4.在红旗下长大的年轻一代
最初参加核潜艇研制试验队伍的大多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年轻工人、复员军人、海军战士、学生。他们大多是共和国的“长子”，接受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广泛、最深入的人格品质教育、爱国爱党教育，并在老一辈的带领下，忠心耿耿、别无二心地为国家研制核潜艇。
1970年10月，中国首艘核潜艇第一批艇员（部分）在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培训后回部队途径北京，在天安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杨玺。
“核潜艇人”的爱国精神具体表现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挂在嘴边最多的两个字是“责任”；他们志存高远，爱国有为，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只为国家“拉车”，不向国家“伸手”；他们把从事核潜艇工作看作是为国争光，决心不辱使命，为中国核潜艇舍出命去干。
核潜艇总装厂总军事代表孟庆宁是一位解放战争参军的老战士，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日没夜的地拼命工作，他说：当时有一种要为历史负责的巨大责任感，才使我产生了无穷的动力。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说：是巨大的责任激励我去工作。核潜艇第三任总设计师张金麟说：支撑我忘我工作的是“责任”这两个字，只有这两个字我拿得起放不下。可见，在他们心里，国家重于山，责任大于天。
核潜艇工程第三任总设计师张金麟。
二、“奋争精神”是核心，体现的是“大战”
毛主席在1959年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方面说明核潜艇技术难度大，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建造核潜艇的坚定性和紧迫性。毛主席的本意应该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争夺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奋争”两个字里包含着“创业、自立、奋斗、攀登、创新、对抗”等丰富的含义。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历经了坎坷之路，以严谨科学的求实精神，排除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和各种阻力，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建造核潜艇的决心和信心也没有动摇过，体现了一种“激流勇进”的奋争精神。
1.毫无经验，白手起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国于1958年开始核潜艇技术探讨时，国家工业和科技条件非常薄弱，可谓是一穷二白；原寄希望于外援，但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给刚刚起步的核潜艇预研带来巨大的困难，被迫在困境中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四川夹江深山里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厂房外景。
核燃料组件运抵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现场后卸车留影。
核潜艇工程是中国核领域迄今规模最庞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一项重点工程。周总理曾对罗舜初等人说过：核潜艇很复杂，比两弹还复杂，核潜艇就包括两弹……你们要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做好这件工作……。
最初参加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各专业转过来的。为了完成核动力的研究设计任务，都要从头学起，而可供学习参考的技术资料少之又少，尤其缺乏核动力方面的资料。各承担单位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和一件玩具模型都如获至宝。
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赵仁恺。
核潜艇副总设计师赵仁恺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开创阶段，我们谁都没有搞过潜艇核动力,但人人都不怕困难。为完成任务，为全国人民争气，而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和发奋工作，每天晚上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而第二天早上七点又都出现在办公室里；搞调研、啃书本、做方案。不懂就学、不会就问。自学、互教互学、请科学家当老师、开讲座、听报告。高速高效的集体学习，集体成长，集体完成任务。那种奋发图强、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至今难以忘怀。”
这项空前复杂的工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核潜艇人敢于攻坚、勇于创新。从陆上的各生产厂家、设计研究所到海上的核潜艇、远洋号测量船，再到天际太空的潜地战略导弹，“海陆空”都留下了核潜艇人攻坚的印迹，洒下了核潜艇人登攀的汗水。他们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在重重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在道道难关面前没有退缩，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2.设备简陋，日夜鏖战
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初期，计算绘制工具和试验设施简陋落后，从事核潜艇设计计算时，有大量的数据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以后才有了少量的手摇计算机，有时计算一个方案要不停地摇一个月，其艰难程度可向而知。导弹发射装置研究所最初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的设备竟然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第一艘核潜艇实行边研究、边设计、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五边”方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65年魏乃文等科研人员用汽油桶代替发射水池做1:25导弹发射试验。
彭士禄早年使用过的计算尺（杨连新收藏）。
3．不断提升，创新超越
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出来后，核潜艇人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又用了20多年，对第一代核潜艇相继开展了“改进完善——改进提高——综合治理——现代化改装”等几个波次的治理改进。这一步一步有效的接力措施，使第一代核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能不但达到原设计指标，而且在原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高，并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在武器性能、总体战术技术指标上比前一代又有新的突破。
三、“忘我精神”是境界，体现的是“大我”
这里用“忘我”而不用“奉献”，更加强调下定决心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特别是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和甘心终身失去应得的名利。他们做到了“忘小我”而“为大公”。
1.不畏苦和累
在核潜艇研制、试验和训练初期，工作环境恶劣、处境险峻；加之当时物资匮乏、补助微薄，报酬极少，但核潜艇人用顽强的意志，默默地承担着个人及家庭的各种困难，自觉地做着自我牺牲。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常年超负荷工作。有人说我国核潜艇是“啃着咸菜造出来的”，这固然是一种形容；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核潜艇研制初期那些年确实是在饿着肚子搞核潜艇。
彭士禄总师说，1960年代搞核潜艇，是建国以来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是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那时都是吃的窝窝头，有时连这个也吃不饱，就挖野菜和地里残留的白菜根补充。每人每月限量供应1斤肉、3两油，在少粮缺营养的年月，很多同志都是带病工作。在赵仁恺院士当年的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全组45名同志中有27人生病（其中肝炎13人，浮肿14人），占60%，特别是反应堆小组，14人中有11人生病。
1965年，是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真正开始起步的一年。工厂建在辽宁葫芦岛。在那个年代，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厂区没有道路，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厂房，一片荒芜，杂乱不堪。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
当时的通讯手段很落后，打一个特急长途电话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加急电话要排两三个小时，如果是普通长途电话就得等5个小时左右，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象。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外地同志，一到这个荒僻的地方，衣食住行都不适应，他们首先要过吃饭关，主食是红高粱米，从南方来的同志吃不惯粗粮，副食供应也十分单调，多年看不到细菜，一天到头都是白菜萝卜和土豆。春节供应酱豆腐都要作为喜讯“广而告之”。
第一艘核潜艇设备上几乎都有这样的毛主席语录牌。
初建的核潜艇基地，也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海湾。没有住房，大家自己动手在盐碱滩、芦苇荡上建工棚；直到1975年，进驻基地的数百名技术保障人员还居住在破工棚里，夏天蚊虫叮咬，又热又潮；冬天用砖头堵死透风的窗户，烤火取暖。夏天台风一来，海水倒灌进水井，井水变得又苦又咸。当时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都睡上下铺，没有桌椅，只能趴在床上看书写字。有人形容当时的工地环境是“远看像村庄，近看草料场，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粗粮”。那时器械不足，因陋就简，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车辆，官兵在严冬顶着寒风步行上艇保养机械；1980年代初，由于洗消条件差，艇员在大冬天也用刺骨的凉水洗澡。
2.不怕伤和死
核潜艇是由人来操作的，是“人艇合一”不可分离的整体，在人员安全上比其他武器更加突出，具有特殊的“三性”，即深海环境的危险性、核辐射的危害性以及水下作战的危急性，这“三性”决定了核潜艇里的人员时刻处于险恶的境地，必须具备极大的牺牲精神，要有与艇共存亡的思想准备。
核潜艇是一种危险程度很高的军事装备，艇员要在承受高温、高湿、噪声、空气污染、核辐射的恶劣环境里生活，身体耐受力有时会接近生理极限；经有关卫生防护部门调研统计，在核潜艇上工作的时间越长，对身体的损害越大。有些疾病如白血病、癌症、性腺功能异常、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率比正常人群高得多。本人就是因为在核潜艇建造厂军事代表室担任核潜艇的监造任务时长期接触核潜艇，不到30岁就患上了放射性眼疾，被医院会诊评定为残疾军人。
潜艇发生事故后的危害程度更为严重（比如核事故、火灾、沉艇事故等）；事故涉及到的人员更多（每艘核潜艇编制100多人），救援难度更大，影响也更广泛，一旦出现事故，往往直接导致死亡；关键时刻还要舍身抢修排险，甚至进入核反应堆舱排除故障。
从1954年出现第一艘核潜艇到今天的70余年里，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共建造核潜艇528艘（现在役141艘），共发生较大事故（含重大故障）444起，其中包括一些恶性事故，如核潜艇沉没事故和重大核事故。事故导致艇员死亡的数量有千人之多，是受伤的近3倍，可见在核潜艇上，事故造成的致死率之高。核潜艇事故还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对海洋环境的威胁。
注：外国报道的很多事故伤亡没有具体数字，只有“很多”、“大量”等描述，所以核潜艇事故造成的伤亡数远多于此表的统计。
核潜艇可以下潜到数百米深，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就是灾难性的。美国一艘“长尾鲨”号核潜艇在深潜试验时失事，艇毁人亡，129名艇员全部丧生。所以对于核潜艇上的官兵来说，当一名核潜艇兵就要面临生死的考验。中国核潜艇在进行深潜时，每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很多人留下遗书遗照，义无反顾地下潜到海洋深处。
在核潜艇基地“09文化园”中，矗立着“黄继光式的水下英雄”——机电长孟昭旭的雕像。核潜艇执行远航战备巡逻任务期间，动力系统突发故障，炽热的蒸汽在强大的压力下顿时充满了整个舱室。孟昭旭自告奋勇，第一个冲进舱室排险。孟昭旭忘我工作，透支生命，积劳成疾，牺牲时年仅45岁。
黄继光式的水下英雄孟昭旭。
在核潜艇90昼夜长航考核试验之前，每一位官兵都在核潜艇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以防万一。长航中，艇员克服身体耐力的极限，不顾危险和对身体的危害，一往无前。特别是发生故障时，更是如此。比如在长航中，一个电动桥管阀卡死，只有进入反应堆舱人工打开桥管阀。为了排除故障，艇员分批冲入反应堆舱，每人出来时都累得汗流浃背。最后机电长、业务长、实习艇长也先后进了反应堆舱，这就好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刺刀见红。
辅机军士长王玉怀在长航前留影。
由上可见，核潜艇人发扬为国献身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生忘死，向死而行，表现了大无畏的忘我精神。
3.不为名和利
核弹从爆炸那一刻起，卫星从送入太空那一刻起，就一鸣惊人，被世人所知；特别是对“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的表彰和大力宣传，更是达到人人皆知，四海扬名。而核潜艇一旦下水，就悄悄地潜入海中，不能传出危险声响。中国核潜艇人就像核潜艇一样，淡泊名利，不求报酬，默默无闻，长期“隐身”，甘当无名英雄，体现了高尚的献身精神。
1988年4月30日，参加深潜试验的科研人员合影，后排左1为核潜艇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
核潜艇90昼夜长航中，很多艇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长航好比上战场，战场不是市场，不是谈交易的地方。如果花钱顾我们，给多少钱也不去，为待遇去长航，是对我们核潜艇艇员的亵渎。”被称为“驾驭中国核潜艇第一人”的杨玺将军，参加过第一代核潜艇所有重大试验和训练，可谓功高望重，给多高的奖励也不为过，但他不争名利，直至退休也仅仅获得一个三等功。
1988年4月，杨玺艇长在核潜艇舰桥上留影。
核潜艇人献出了青春年华，献出了聪明才智，献出了汗水热血，献出了应该得到的名誉地位，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健康和生命。心中只有国家，唯独没有自己，因为他们把自己上交给了党和国家。这种忘我的学习、忘我的工作、忘我的献身精神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建造和使用中所表现的一种特别突出的境界，是核潜艇人的特有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
四、“团结精神”是保障，体现的是“大家”
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集体的力量才能形成拳头。这在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央决定研制核潜艇，吹响了招纳爱国者的集结号。为了实现中国核潜艇的梦想，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指战员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一起。这种“团结”是由真实情感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精神，真正的团结甚至可以达到无条件的配合。“团结”比“协同”更强调信仰、理想的一致性，更体现高度的自觉行为，强调的是“付出”精神；而不是市场上那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关系。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事业、个人与国家的天平上，后者的分量永远更重。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把团结放在了第一位。中国核潜艇在研制、试验、训练中，就是发扬了高度协同的团结精神，齐心协力达到胜利的彼岸。
1.全国大协作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上的每一块钢板、每一台设备和零部件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原创原装，使用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器仪表达2600多项、46000多台件，电缆300多种，各种管材270多种。全国共有2000多家工厂、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军队单位参与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涉及到24个省、市、自治区和21个国家部、委，其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史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导弹核潜艇包括氢弹，其协作单位更多、复杂程度更大。
对于这样一项技术难度大、涉及专业门类广、进度安排紧的跨行业、跨部门的系统工程，各部委、省市、研究院所、工厂院校等单位自觉服从大局，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例外。所以，如果没有全国大协作的精神和“一盘棋”的规划，就无法攻克技术上的坚固“堡垒”。
中国核潜艇是中华民族聚合力的结晶，中国核潜艇，凝聚着千千万万个科学家、干部、工人、水兵为之付出的心血，正是他们的团结一致，才产生巨大的能量，闯过了核潜艇研制中的重重难关，最终为国家奉献出一艘又一艘核潜艇。
在核潜艇上，有一百多名指战员，有几十个战斗岗位，可谓“百人共操一杆枪”。所有人的生命都互有关联，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关系到任务的成败和全船人员的安全。哪一个环节脱节、失职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所以，必须协调有序、团结一致、形成合力，自觉的求大同，弃小异，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才能共同完成核潜艇的操作、训练、作战任务。每个指战员的性格可能不同，也有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甚至可能有点小小的矛盾，但是为了自己和战友的生命，为了国家的安危，他们一定会以大局为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核潜艇服役以来经历了试航、长航、远航、深潜、水下发射导弹、护航等等艰巨的任务，有的甚至是“生死之航”，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核潜艇的指战员们在这样的大集体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同甘共苦的友谊。
2.上下一股绳
中国核潜艇从一开始就在国务院、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亲自部署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下决心、如果没有周总理日理万机的关心教诲，如果没有聂荣臻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张爱萍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导，如果没有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核潜艇的诞生就无从谈起。
多年来，核潜艇体系完整，由上至下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了有职、有权的“09”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有关部委、省市、军队也都成立了“09”工程办公室或领导小组，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推行了核潜艇总师负责制，使得指挥畅通，思想统一，干群一条心，上下一股绳。那时，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有绝对的号召之力，正是这样的上下一致，才可能使实现难度极大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
核潜艇的团结协作精神包括范围很广，有中央与基层的上下协同、军队与地方的军地合作、各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同岗位的支持衔接等，哪一样都离不开顾全大局、精诚合作、风雨同舟。
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主持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下水典礼接见海军官兵留影。
1982年10月，潜地导弹发射成功后，张爱萍（右2）与参试领导陈右铭（左1）、马捷（左3）等同志讨论问题留影。
3．两个“三结合”和“五个统一”
在核潜艇总体设计和建造试验中采取设计、生产、使用“三结合”；在设备研制中，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这种三结合的做法，把各方面的人员紧紧团结在一起，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曾批示：“在研制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统一论证、统一设计、统一试验、统一生产、统一交付的五个统一”。
中国核潜艇是中华民族聚合力的结晶，在我从事核潜艇监造、管理的过程里，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聚合力；在近几年的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种力量所感动。中国核潜艇，凝聚着千千万万个科学家、干部、工人、水兵为之付出的心血，正是他们的团结一致，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实现了中国核潜艇梦。
中国核潜艇精神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它集中展现了一种特有的革命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非凡的精神促进了国防力量的发展，带动了科技尖端事业的步伐；造就了一批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队伍。
期待中国核潜艇精神尽早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希望中国核潜艇精神能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后代。
2024年2月
参考文献：
[1]杨连新.我对核潜艇精神的认识：爱国奋斗献身协同.军工文化，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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