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毛泽东很注意研究的一位历史人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其中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44年春，他读了陕西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一书，感到“获益良多”，托人“向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肯定：“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他还指派专人将该书“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对于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更加关注的，还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之时，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考察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文章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260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此文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当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道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对国民党腐败没落深切痛恨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未来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巩固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此，要特别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谨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他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同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行前，毛泽东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对同行的周恩来等人感慨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希望考个好成绩，并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从苏联回国经过沈阳，由于当地招待有些铺张，“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注），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考，也是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强调：“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300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
对李自成从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及其教训，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前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经常给予关注和研究。1958年12月，毛泽东读到《三国志·张鲁传》时，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并对其性质和阶级局限等作出分析。指出：这些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并将该书寄送毛泽东。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混乱，毛泽东托人转告中共武汉市委，要求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同时，毛泽东于百忙中阅读了《李自成》第一卷，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姚雪垠最终完成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和出版。
李自成的历史悲剧及其提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它对于我们防止骄傲、防止腐败，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本色，始终具有借鉴和警示的意义。毛泽东如此重视和研究李自成问题，并要求我们要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永远读下去”，其道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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