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地区是南京外围的江浦、浦镇和浦口三个区域的统称。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一地带是长江中下游防线上唯一尚在蒋军手中，由蒋军重兵把守，并暴露在长江北岸的据点。驻守此地的主要是国民党96军和驻芜湖策应南京浦口的106军。这个态势对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直接解放南京极为不利。为了减少渡江战役阻力，顺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和委员李正文等领导我党地下情报组织人员段伯宇等人，对驻守三浦地区一带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策反活动……
深入敌营
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陈兵江北、饮马长江，兵锋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为了实现隔江对峙、南北分治，以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再作反攻的图谋，蒋介石在长江沿线部署重兵负隅顽抗。蒋军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以对抗解放军横渡长江。湖口以西至宜昌955公里为西防务区，辖兵力40个师，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至上海814公里为东防务区，是国民党军的重点，辖兵力75个师，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具体部署第8兵团的55军、68军、96军等三个军防御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位于皖南泾县地区的第17兵团106军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部的28军、45军、99军共三个军防御马鞍山至镇江以西地段，置重点于南京及其外围地区；以第一绥靖区的第4军、21军、51军、123军等四个军防御镇江至江阴的福山镇段，位于丹阳武进地区的54军为预备队；在南京至上海之间有江宁、江阴和吴淞等三个要塞，分属第6兵团、首都卫戍总部及第一绥靖区与淞沪警备司令部。
为加强镇江与南京段江防，蒋介石派遣国防部保密技术总队，在这段江面上敷设水雷、水底雷、漂浮雷，在沙滩上埋布地雷，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赠给中国的八艘军舰为主，组成第二舰队，在英帝国主义远东舰队掩护下，游弋在南京周围江面，掩护蒋军守卫南京。为强化所谓的江防，1949年1月5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从常州迁来南京的孝陵卫。大战在即，为了避免和减少我军伤亡，减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我党充分利用隐蔽战线的地下组织，开展大量策反敌军工作。全程参与动员和策反蒋军将领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段伯宇。
◆段伯宇（左）、段仲宇（右）。
当时，段伯宇是国民党蒋介石军务局情报科科长，少将军衔。他虽然每天出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甚至可以向蒋介石直接面呈军情，但真实身份却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深潜在敌人首脑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结合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共两军战况形势，在蒋军内部秘密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量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反对打内战、向往光明的正直军人的信任。他先后策反了在陆军大学特七期的同学万建蕃、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健人、王海峤、董嘉瑞等人。这些国军将领在中共上海策反委员会李正文等人的领导下，又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从上海到安庆沿江千里的一条地下战线。
1949年3月12日，贾亦斌从浙江溪口返回上海，便投入到紧张的策反活动中。他与段伯宇和李正文一起赶到驻扎在大场的国民党青年军209师，对师长方懋楷进一步开展秘密策反工作。青年军第209师少将师长方懋楷和贾亦斌是步兵学校的同学，友情甚笃，多次向贾亦斌表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方懋楷在重庆陆军大学学习时，曾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有过深度交流，做了不少工作。方懋楷当时表现得非常进步，他常说：“国民党不行嘛！太腐败了嘛！无可救药了！”之后，贾亦斌又联系到第10军干校的同学刘卫。刘卫是国民党第51军所辖的第41师师长，他的部队驻扎在扬中县。刘卫向贾亦斌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机“有所行动”。
除了方懋楷和刘卫之外，三人还联络了江苏省保安第2旅旅长周敬亭，江苏省保安第3旅旅长李焕阁以及江西省保安总队、装甲兵部队某营军官等许多蒋军官兵，大家都表示反对内战，愿意与我党我军联系，至少保持中立，不反对起义，不破坏起义。
接着，三个人又赶到常州，与江苏保安总队总队长齐国榰进行了秘密接触。江苏保安总队有近万人武装，此时驻扎在溧阳一带。齐国榰40岁不到，官居少将，为人豪爽，富有爱国心，追求进步，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十分反感，而且与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同学，关系尚好。经过段伯宇的教育争取，他表示愿意在解放军向京沪杭地区进军时举行起义，并向李、段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李正文对齐国榰的进步表现给予了热情鼓励，详细询问了部队的人数、装备、驻扎地区、官兵政治思想状态等有关情况。他建议齐国榰进一步采取措施，把保安部队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伺机起义。后来，由于临事不周，齐国榰的起义活动暴露，他被迫出走，起义未能成功。但江苏省保安总队万余人受齐国榰消极内战的影响，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在金坛和溧阳一带投向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国榰曾担任江苏省城建厅副厅长等职。
开展策反工作
离开常州后，李正文和段伯宇联络到宋健人，三人赶到南京，准备对驻浦口、芜湖地区的部队进一步做工作。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国民党第106军中将军长王修身。
此时，正值南京地下民革准备发动500多人在京沪等地进行暴动，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不料机事不密，被国民党特务侦知，于是大肆抓人。这起“京沪暴动案”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南京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冒着巨大的风险，王修身在南京家中热情地接待了秘密来访的李正文、段伯宇和宋健人。
王修身是河南项城人，早年毕业于西北军干部学校，曾任冯玉祥卫队旅旅长。1935年，王修身就官居少将，翌年任第32师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过淞沪、随枣、长沙等战役。1944年，他在陆军大学特七期学习时结识了段伯宇，成为同窗后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此时的王修身已年近半百，他待人诚恳、讲义气、重感情，有西北汉子那种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气。由于长期受冯玉祥将军爱国爱民思想的熏陶，他对蒋介石打内战是极不满的。1946年，他任第17军官总队总队长时家住南京，每次回家他都和段伯宇等陆大特七期同学相聚，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段伯宇高屋建瓴的透彻分析，常常使王修身大为折服。淮海战役结束后，106军被调到安徽芜湖驻防，负责防守150公里的长江防线。王修身私下曾向段伯宇表示，他实在不愿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打内战没有任何前途，跟蒋介石走下去没有出路，希望能与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走光荣自新之路。
◆南京城墙。
然而，在李正文和段伯宇上门拜访的时候，王修身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处境和心情都很不好。原来就在不久前，他麾下的第282师被另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师长张奇于2月7日阵前起义，率部投奔长江以北。这一来使长江防线出现了一个近百里长的大缺口，蒋介石和汤恩伯都大为震怒。王修身作为军长自然难逃罪责。再加上王修身和张奇都是冯玉祥的西北系，而冯玉祥又在美国公开反蒋，这使蒋介石难免要怀疑王修身是否暗中对张奇“放了一马”。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正文、段伯宇与王修身进行了坦率、诚恳的谈话。他们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王修身静静地聆听着，边听边沉思。最后，王修身表态决定，在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时，驻守在芜湖地区100多公里长的沿江防线上的106军在阵地前沿不作抵抗，并相机策应，还提出起义后希望保留军长职位的要求。
芜湖距南京100公里左右，对南京的策应显然是很容易的。与王修身短暂接触后，李正文有急事赶回了上海。段伯宇和宋健人继续留在南京开展策反工作。
国民党第96军是第八绥靖区刘汝明领导下的部队，1948年底派驻浦口。自1948年12月，长江水上交通就被封锁，水上航行的船只只能靠南岸行使，南北交通被切断，为进一步强化封锁江面，1949年2月，制定了“江面交通管制办法”。大战之前，段伯宇和李正文曾欲秘密会见该军中将军长于兆龙，但因为于兆龙率部驻扎在浦口，不住在南京城里，加之长江已被国民党海军严密封锁，渡江过去与于兆龙见面风险太大，容易暴露目标，段伯宇等人只能以静制动，等待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原江浦地区开展水上练兵。
于兆龙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反蒋反内战的态度比较坚定，曾在中共秘密党员方振武所部任过营长。在陆大特七期学习期间，与段伯宇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为人很重义气，每次从前线回到南京家中小憩，都与段伯宇等陆大同学聚会，言谈中明确表示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态度。淮海战役期间，他的96军隶属于刘汝明的第8兵团，摆在蚌埠作预备队。退到长江防线后，被摆在江北桥头堡，这明摆着是将他作为挡头阵的“炮灰”，这更增加了他的反感和离心倾向。
战局紧迫，时不我待。段伯宇等不及了，他冒险来到于兆龙在南京的家中，用他家的直通电话联络于兆龙。大家通过彼此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方式进行了隐晦的交流。从电话中段伯宇了解到于兆龙态度很好，一切仍然能够按照以前说过的方案进行，即我解放大军渡江时，他所部的96军不作抵抗、主动撤退、放开阵地、让我军长驱直入。
两个军的部队，少说也有四五万人。如果王修身和于兆龙两位军长能够兑现他们的诺言，无疑将非常有利于我解放大军的渡江作战，一定能减少我军的人员伤亡损失。
为了继续做好联络和策应工作，段伯宇特地将宋健人留在南京，作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派驻这两个军的代表，与王修身、于兆龙两位军长随时保持联络。
“三浦”特殊战斗的胜利
就在人民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作战前夕，国民党军也紧锣密鼓地对长江防线进行调整。王修身所部106军在江防之战发生前突然被调往皖南，荻港至芜湖一带的长江防线改由马师恭的第88军接防。这位马师恭曾当过伞兵司令，在农工民主党引导配合下，与我党地下组织进行了联系，进一步明了时势，他刚接防就再三要求辞职，不等批准就匆匆离去，最后走上了起义道路。
为了守住南京的北大门，1949年2月初，汤恩伯将于兆龙的第96军从南京的外围“三浦”调离，部署在南京西侧的铜井至马鞍山一带，改由国民党蒋军嫡系第28军接管“三浦”。该军奉命在江浦县城及浦镇、浦口等地构筑明碉暗堡，阵地前面挖有装满水的外壕，架铁丝网，还埋设了大量地雷，又在沿江、沿公路一带及背面的大小山头筑起重重防线，准备决一死战。
◆围绕南京长江南北岸的军事部署。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共两党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前线指挥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于20日15时55分正式发起“三浦”战役，首攻江浦县城。这是渡江战役的前奏和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南京解放的前奏。敌第28军是一支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的反动军队，在淮海战役没有遭到我军严重打击，气焰嚣张，他们凭借苦心经营的坚固工事和“确保首都安全”的死令拼命顽抗，给我军战斗增加了一定困难。我第35军在解放“三浦”战役中前仆后继，英勇作战，至22日，占领浦口，使“三浦”地区全部获得解放。据不完全统计，此役我军共牺牲250多人，伤500多人，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第28军残部逃离南京后，在苏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
◆三浦战役前夕，35军在江浦城北举行誓师大会。
“三浦”地区全境解放后，与浦口隔江而望的南京下关一带便清晰可见了，国民党首都南京处于“兵临城下”的境地。在渡江战役中，安徽中部裕溪口至枞阳镇100多公里地段上，恰是国民党军第96军布防，在军长于兆龙的指挥下，部队并没有作出有效抵抗。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由于家属已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于兆龙和王修身两位军长暂时还不能率部起义，只好带领96军和106军残部随蒋军溃退到福建重新整编。在两位军长的暗示下，他们的部队在作战中大都没有作过有效的抵抗，最终全部向解放军投诚了。这两支部队的瓦解，对蒋介石把福建作为台湾屏障的图谋破产和减少我军作战伤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23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接到立即抢占南京的命令。23日深夜至24日晨，第35军开始整营、整团渡江，由下关经挹江门、中山北路向总统府进军，最终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城宣告解放。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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