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谈及新中国的历史，反右斗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今处于后来人的我们，切忌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此历史事件，应当实际地而非抽象地，全面地而非孤立片面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此事，才能对反右斗争有个恰当的理解。
近来一段时间，有个新的观点在同志们中间颇为流行，存在着不小的市场。有些同志认为反右斗争是不对的，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对右派表示过担忧，是想要整风，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是因为党内其他对自身缺点认识不足，所以为了反对批评才开展反右斗争。对着“嗡嗡叫的几个苍蝇”：右派，来用以大动干戈，来压制了民主氛围。右派是“蚍蜉撼树，异想天开”，为何非得杀鸡用牛刀，反击一下不就行了吗？总之一句话——反右是错误的，不应该这样做。
首先，对于这一观点我们是不认同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右派的攻击真的是以卵击石吗？联想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导致了猖狂的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差点翻了天。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国内外的反共势力必然有一定的联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果不其然，国内的右派，欣喜若狂，蠢蠢欲动。五七年，恰值毛主席鉴于波兰事件的干群关系以及看到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决定整风的时候，右派利用整风的时候大肆攻击，一时间，舆论鼓噪相当厉害。他们疯狂诋毁我中国共产党，妄图否定镇压反革命伟大成绩，声称要建立“平反委员会”等等。右派的主要人物觉得他们“崛起”的时机到了。有些右派知识分子听到匈牙利事件之后，感到非常兴奋，在一些大学召开会议、组成反动的反共同盟……甚至葛某人声称要杀共产党人。他们对我党极尽诋毁、污蔑、威胁，十分恶劣。这是在威胁我党的领导地位。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为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地位，我党是必须要反击的！
可见，仅仅是挂一漏万的一角，就可展现出当时右派势力猖獗。他们真的不足挂齿，不足为惧吗？这些党外右派人物在社会上是有广泛影响的呀！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握有权力的，有的是某日报的编辑，有的甚至是某部长。他们掌握着很多舆论机关。就看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些人应该是不掌握舆论的，都差点颠覆匈牙利。可是国内的右派应该说是掌握着部分舆论机关的。其能量不容小觑呀。毛主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可见舆论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中国的春秋战国儒法斗争，在世界上古史巴勒斯坦先知运动，资产阶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次，当时五七年反动势力反扑攻击猖狂进攻仍然形式严峻。建国才八年，土匪十分猖獗。国民党反动派特务鼓动，例如就在反右斗争中，就在清华大学发现了国民党特务余孽的鼓动。能量不可谓不大吧？开展反右斗争，也是顺应民心的。据邓力群回忆，群众迫切要求反击右派。右派利用党内整风猖狂进攻，不得人心。右派攻击有多么猖狂呢？群众都看不下去了，群众希望反击右派，那个时候群众的意见书信，雪花似的飞向我党，百姓自觉的捍卫我中国共产党，非常希望我党反击右派。甚至印刷工人拒绝印刷右派言论。这样看来其实说后来某些人反右扩大化对群众有严重消极影响并不现实。之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的建设热情热火朝天就是铁证。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毛主席违心接受反右？不是的。原因：首先毛主席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在一九五五年，批评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深刻的领导人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敌视合作社，他们也写了检讨。并且在五七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毛主席的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说他这时违心才同意反右了，不合实际。
毛主席说过：“我是一贯反潮流的。”例如①在1950年党召开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主席是面对几乎党内高层大多数都不同意抗美援朝的时候，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力排众议，坚持去抗美援朝，说服了大家。②30年代毛主席被罢官被排挤，仍然坚持真理。③毛主席说过，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从以上这些事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于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什么时候违心过呀？说毛主席在这次决定反右斗争过程被动，违心妥协？说不过去。
以毛年谱上的5月14日之前和14日之后的转变来说明被孤立被压制，说不过去。首先是党的历史上，随着现实形势的变化召开会议作出新的决议是常有的事。比如六届六中全会改变了王明路线错误方向的影响。再比如遵义会议上改变了“左”倾路线。右派对我党的诋毁、攻击在五七年二月就开始了，毛主席是一直看在眼里的，这几个月一直没有攻击，他首先第一件事是想要群众认识到右派嘴脸。当时主要是在整风，后来在会议上汇集意见作出新的决议，决定要开展反右斗争，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逻辑呀其实。毛主席在反右斗争中短短两个月就接连写了5篇文章，而且措辞严厉，富有感情，这不能解释为被压制违心被迫写的吧！《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写得非常好，用“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这样精彩又富有感情的语言来说明右派进攻的态势。《1957年夏季的攻势》里，毛主席亲口说了对这次资产阶级右派的攻击不可小视轻视。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扩大化的问题。1957年6月10日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1. 毛主席批示：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2.毛泽东批示：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这段话中的“我们不要大搞”这六个字值得重点关注。毛泽东对“反右”的态度是审慎的，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目的还是为了“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那么，为何“反右”还是出现了扩大化呢？因为反右斗争中确实一线领导者犯了错误，没有按退居二线的毛主席讲的做。黄克诚将军就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李慎明老师的文章写的很清楚：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人，这当然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笔者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
“反右”和“反右扩大化”是两个概念的问题，“反右”是完全正确并且完全必要的。 就像是在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武装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为在武装斗争的时候发生了左倾的错误，就要否定整个武装斗争一样。
通过这次机会阐发自己的观点，我们会在思想的火花碰撞交流中，不断前进，逐渐成长，向未来前方更踏实地迈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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