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上，刊出了王冶秋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难忘的记忆》。时在国家文物局任职的王冶秋，在文章第一节，披露出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他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周恩来让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苦心求证
杨度的名字，略读过一些近现代史的人都不会太陌生。但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15年他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人，组织策划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史有记载，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由大总统进而复辟旧制，当了83天皇帝，与杨度等人制造舆论和劝进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再典型、再著名不过的保皇党，最后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来真叫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王冶秋当时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一方面告诉了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方面还心存疑虑，向许多人打听此事。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人们与王冶秋一样，对此事感到奇怪，表示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但是，人们又一致认为，周恩来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根据自己了解和收集的材料，王冶秋对杨度入党之事作了一些分析。他认为：从表面看去，这事有些奇怪，但是也不怪，因为人是会变化的。从时代看，当时风云变幻，光绪皇帝变法，失败了；“民国”成立，还是从床底下拉出个黎元洪当总统，当然也不能长久。孙中山当了总统，北洋军阀闹得不可开交，又推给袁世凯。袁世凯竟又倒退回去要做皇帝，最终当然是失败……在这样的纷繁时局里，怀着救国治国之心的杨度，目睹或参与了这些活动，但最终毫无出路。这样的现实面前，找到了共产党，加入党组织，仍然要为其救国理想而奋斗，寻其思想发展轨迹，这又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杨度入党前后所做的工作，王冶秋谈到了重要的两件：一、他(杨度)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二、李大钊同志被捕前，杨度从汪大燮那里听到了消息，马上告诉了党组织，但已无法营救。以此，王冶秋评述：“就在这一片血腥的乌云里(指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杨度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作了些有益的工作。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工作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在文章中，王冶秋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推测了杨度入党的大致时间：“约在1926、1927年，他才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冶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一些知情者。这些知情人很快对此事作出了反应。
李一氓抛砖引玉
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李一氓，立即就自己所知，写出一篇短文：《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对杨度入党，作了确认：“看见王冶秋同志发表的讲起周总理关心杨度问题的文章，这是确实的。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接着，李一氓对王冶秋在文中推测的杨度入党时间，进行了新的判断：“但杨究竟是何时入党还要证实。冶秋同志估计说是1926-1927年这个时间，我则估计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1928-1929年这个时间。”
李一氓根据自己党内工作的阅历和当时情境，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分析：“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党内总会传开的，在1928年以前，党内没有提起过，没有听说过，如是1926、1927年入党，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会公开出来。我听说他是党员，是在1930年的事，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可能性最大。1926-1927年周恩来同志时而在上海，时而不在上海；1928-1931年周恩来同志一直在上海，更便于直接领导。”
文章里，李一氓还附带讲了一点杨度的事：上海1930年党中央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请杨度同志题的。
夏衍著文解详情
李一氓短文谈及的杨度入党时间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夏衍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立即写出一篇相关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对于入党时间，夏衍肯定地说：“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1926、1927年，而是1929年秋。”
杨度入党经过，夏衍这样介绍：“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夏衍谈的情况，与王冶秋了解到的，基本相同，但却更为细致准确。例如王冶秋说杨度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并由此推断出其入党时间。夏衍文章则清楚谈到，杨度首先加入的是进步团体“中国互济会”，这笔款是对这个组织的捐助。之后经过考察，才入的党。由此与李一氓文章印证，夏衍讲的是可靠的。这样，杨度入党的时间，就基本得到认定。
由于是极少数的知情者之一，夏衍对杨度的情况，作了较多的回顾。首先，杨度成为秘密党员，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夏衍与其单线联系。由于杨度和各方人士多有接触，所以知道北方军阀和国民党内部许多派系矛盾。对夏衍，他不仅谈及这些，还不止一次亲笔写出，“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交给上级组织。
关于李大钊牺牲的前后经过杨度也对夏衍讲过。他说当时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人被捕。这些叙述，夏衍后来还问过当事人胡鄂公。胡所述与此相符。夏衍文章虽属补充介绍，但较王冶秋所了解的更深入而确切了。
夏衍还谈到一点，当时时局复杂，党内保密工作十分严格。他与杨度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皙子”(杨度字皙子)。乍一听说，夏衍甚至“大吃一惊”。
杨度由于颇有才华，因而一些历史学家谈及他时，总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但是与夏衍相熟之后，他却对夏衍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直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现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夏衍文中还谈了杨度的一些作派。例如，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仅对夏衍这样的年轻联络员，就是说起周恩来，他虽是十分敬佩的，但称谓上仍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周恩来字“翔宇”，“伍豪”系其笔名)。
夏衍还谈到一件当时情境中特别的事，即杨度入党之后，还研习佛学，甚至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他还与夏衍谈及“禅悦”一类问题。
但无论怎么说，在国事黑暗的非常时期，杨度能加入共产党，是需要巨大精神及勇气的。所以，当听到有人说他入党是“投机”时，杨度激愤地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文章的最后，夏衍郑重地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杨度的后人对他与王冶秋非常感怀。由于夏衍在文章中提到杨度入了党后仍研读佛学，杨度后代四人便共同署名，写出一篇《关于杨度同志的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予以解说。文章引述了杨度给其三妹杨叔姬的一封信，认为他读佛学，并非是研究如何信鬼神，修来世的迷信思想。譬如信中有：“故兄之学佛只修心而不修身”“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等等。可见，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给了杨度家人很大的宽慰和支持。
毛泽东的早年战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就自己所知写信给《人民日报》，对此事作了旁证：“关于杨度同志入党事，柳直荀烈士曾在上海和他的弟弟柳瑟虎谈过这件事，并说在上海时，杨皙子和他(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的革命运动。”这就不仅证明杨度入了党，还提供他参加了党策划的太湖革命运动的事实。
《辞海》辞目与时俱进
由于周恩来的指示和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杨度的入党问题得以证实；对于杨度本人的评价，当然就有了与先前不同的改观。查此前出版的《辞海》（未定稿)(1965年4月出版)杨度辞目，对他的记述是这样的：
“杨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在有了周恩来指示，王冶秋、夏衍等文章发表后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中，对于杨度的评价作了更正和调整。首先是生卒时间，改为(1874-1931)，较前面条目均提前一年，显然是重新考订过的。前面“勾结孙毓筠……”调整为“联络孙毓筠……”“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被删去。加进了“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1999年新版《辞海》的杨度条目中，又加进了“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末尾还加上“有《杨度集》。”这一添加，杨度的面貌更加清晰。他不仅是个策动者，也是个文人，这样，我们在体会他的作为时，也能更理解他的意义和特点。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个思想纷纭，世事激荡的特别时期。生存于此阶段的人物，流风所及，精神及作为也往往复杂而多变，这给我们认识他们，增加了困难。但是，细致体会当时人物，实事求是地从他们思想作为进行分析判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入阅读那段历史，认识人在特别境况中的变动轨迹。从这一点看去，杨度由“保皇党”最终成为共产党，更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特别人物，提供典型范例。当然，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王冶秋、夏衍以及李一氓、李淑一等人的文章，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在曲折中前行，并获得胜利的内在动力。杨度入党事实的重提、证实、被载入史籍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有说服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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