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培训陆军初级军官的学校，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几易其名)，因创办时校址选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故通称黄埔军校。
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1898年起改名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发表多篇小说与杂感，猛烈抨击封建文化、封建道德，批判愚昧落后的国民性，坚持启蒙立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政府所迫害，南下厦门大学任教(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经中国共产党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
▲1927年9月11日，鲁迅、许广平与蒋径三在广州
日记、年谱中记录的黄埔军校缘
翻阅《鲁迅日记》可知，1927年2月10日，他被任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4月8日“雨，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
《鲁迅年谱》记载，1927年1月8日，鲁迅应厦大学生、中山中学兼课教师谢玉生邀请，赴中山大学午餐，午后略演说。在题为《革命可以在后方，但不要忘记了前线》的演说结尾处，鲁迅表示，自己到中山大学去，不只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3月，在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大学对面的楼房里(中共两广区区委所在地)，鲁迅秘密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4月8日晚，鲁迅由共产党员应修人陪同，前往黄埔军官学校演讲，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生动而又明确地阐述了革命战争和文学的作用，他说：“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进而热情地歌颂革命暴力：“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最后他指出，“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在讲演中特别强调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熊雄力邀鲁迅在黄埔演讲
据清华大学教授刘弄潮回忆，1927年1月中旬在孙炳文(北伐军后方留守政治部主任)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刘弄潮谈到报载鲁迅由厦门大学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熊雄提出要请鲁迅到军校讲演，和孙炳文商量，并询问刘弄潮的意见。刘弄潮认为，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写的《火与剑》的文章即可说明;他曾介绍自己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所以说先生是不会推辞的。1月25日，刘弄潮赴鲁迅住所，谈及此事，对方同意到黄埔演讲。
熊雄很早就投笔从戎，为江西学兵团的领导者之一，参加过湖口“讨袁起义”，到日本受过军事训练，又投入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学习过。“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讲了一遍又一遍，是那样一个不畏烦琐的教师。这就是熊雄。”黄埔五期生、中共党员许光达在《熊雄同志传》中如是说。熊雄在黄埔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为主持政治部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
《黄埔生活》刊发演讲稿
《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12日)刊发了鲁迅的《革命时代底文学》，署“鲁迅先生讲 吴之苹记”。后来鲁迅对这篇记录稿做了较大修改，将题目改成《革命时代的文学》，并收入《而已集》。
根据记录稿，鲁迅的开场白为：“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底文学’，我从前学矿学，叫我开矿，比叫我讲文学容易。我对于文学颇怀疑，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没有方法对付它们。那时候我就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是无聊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能杀人，受压迫的人开口讲几句，就要被杀;所以文学是不中用的。”
在演讲中，鲁迅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评析道，鲁迅的话，说得切实与对症，其与一般人的想法是相反的。他到了广东，看见所谓革命策源地，有了种种感慨。鲁迅的演讲十分出色，是独抒卓见，为一般文士所想不到、说不出，而且也不敢说的。其对于革命和文学，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在广州，鲁迅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
1927年，鲁迅在广州差不多住了9个月，其间他和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有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在革命军胜利进军的欢庆声中，4月10日，鲁迅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透过胜利的表象，清醒地看到在这下面潜伏着危机，转引列宁的名言作为立论的根据，要人们吸取教训，力戒“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以防敌人“乘隙而起”;文中主张“不断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磨刀霍霍，已经下决心准备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对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百倍警觉，做好应对的准备。两天后蒋介石动手了，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宝山路血案惨绝人寰。大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
4月15日，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调遣军队向共产党广州各机关进攻，屠杀共产党员、工人、进步青年等3000余人。中山大学亦有不少师生被捕、牺牲，15日下午，鲁迅召集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但结果无效。21日，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血淋淋的事实改变了鲁迅旧的进化论思想，自此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
在白色恐怖中，鲁迅继续在广州坚持写作、不懈抗争，这些文章收在《而已集》里。9月24日，鲁迅作《小杂感》，揭露国民党反动头目以假言假语欺骗人民的无耻丑恶行径。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着他。过去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知道不然了。鲁迅“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他过去信奉的进化论，被彻底“轰毁”了，由此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
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鲁迅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9月27日，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沪接编《语丝》周刊，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共济会，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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