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疆域是在长城内外各民族长期联系、互动中形成的。无论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为中国疆域的开发、建设、守护、拓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防御工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爱好和平、守护文明的情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的北方长城主要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分布，正处于农牧交错带，是中原政权为了守护宜于开发的农耕土地并减少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修筑的。在中原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也会修筑互防长城巩固辖域，防御敌对政权的进攻。至清代，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成熟，长城的军事功能亦趋于弱化。国内外学界在对长城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一些错误观点，诸如“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乃汉族国家”等。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学派延续了这样的认知，将“内亚”与“中国”并列，主张“中国”仅指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区，而长城以北并不属于“中国”。上述错误观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曲解、误读，有必要予以辨析、指正。
长城不等于“国界”
长城本质上是军事防御工程，与“国界”并非同一概念。战国时期，齐、楚、魏、赵、燕、秦等国分别修筑互防长城和北方长城。秦在统一过程中，拆毁了各诸侯国间的互防长城，连接战国时期秦、赵、燕等修筑的北方长城，形成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万里长城。但秦始皇未以长城作为国家的边界，在他看来，“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只要视野所及之处，无不被视作是秦朝的国土。
西汉时期，长城的修筑随着农耕生产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向北扩展。高祖、文帝时期，沿用的仍是秦长城。武帝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长城延伸到阴山南麓、河西走廊地区，之后又延伸到阴山北麓、大漠草原地区。可见，西汉政权从未将长城视为国家的疆域界线，而是将其当作进一步推进农耕生产区域的跳板。在汉武帝看来，理想的统治状态是天下一统，周边各民族朝贡臣服，即所谓“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除中原政权外，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接受农耕生产方式后，也会修筑长城以保护农业文明。北魏修筑长城防御柔然，金朝修筑界壕防御蒙古，足见长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修筑的，“长城乃汉族王朝疆域”说根本站不住脚。明代虽然修筑长城防御蒙古各部，但明成祖曾对归附的蒙古部落首领强调：“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
自修筑之日起，长城就不是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截然分明的族际界线。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南生活、中原汉人越过长城以北生活均十分普遍。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长城以南地区，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大量中原汉人进入长城以北地区，推动了当地的农业开发。有学者认为：“长城其实更体现了生态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方式上的差别与界限，而非族群与政权之间的界限。”因此，以长城为界，将历史中国分成判然分明的两半，认为长城以南为中国，长城以北不是中国，显然违背历史事实。
长城内外各民族都认同“中国”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孟子认为，统一才能使天下安定；《春秋公羊传》也强调：“王者无外”。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中原政权，还是北方民族政权，普遍自称代表“中国”，将实现统一作为最终目标。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有很多长城内外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叙述五帝世系，并在其后的相关篇章中阐述了“华夷共祖”的观点，吴、越、楚、秦等被认为曾经是蛮夷而后进入华夏的各诸侯国，都被列为黄帝后裔。《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魏书》将鲜卑叙述为黄帝少子昌意的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辽史》亦称：“辽本炎帝之后。”综上，同源共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思想来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长城内外各民族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西汉后期，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主动要求为汉朝守护北疆，体现了对西汉“大一统”的认同。拓跋鲜卑从森林走向草原，建立北魏政权，再从草原走向中原，统一北方地区。大臣李彪称，“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认为北魏代表“中国”。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嘱托出征西域的将领：“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他不仅以“中国”自居，而且接受华夏不可穷兵黩武、一味用强的文化理念。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不约而同地采纳了旧有中原王朝或政权的名号，为新政权的“华夏正统”寻找支撑。
隋唐时期，长城内外的“中国”认同进一步强化。唐太宗摒弃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认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开放、平等，注重德化，赢得长城以北各游牧民族的拥戴。他们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从大漠南北到唐都长安的“参天可汗道”。这些游牧民族明确承认中原皇帝是自己的最高君主，使多民族共融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宋辽夏金时期，长城南北各民族间频繁互动、深度交融。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均将学习、吸纳华夏文化作为巩固统治的基本国策。辽朝创立南北面官制度，创造性地使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圆融共存、统合一体。辽道宗自信地表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也认为自己进入中原地区，接受华夏文化，所代表的就是“中国”。这不仅深化了“中国”概念中的多民族内涵，也证明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等同于中原王朝或汉人政权。
辽道宗哀册为汉字、契丹字各一合，展现出辽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吸纳。图为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道宗汉文哀册册盖，书“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 刘朔/供图
元朝作为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同样认同自己是“中国”正统谱系中的一员，将“中国”视为华夷混一、各民族共有的“中国”。在编修史书时，元朝将宋、辽、金均视为正统，使“中国”的内涵更加丰富。清朝也是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统治者强调“华夷一家”，认为做“中国”之主者不在于是华是夷，重要的是以德配天。雍正帝宣称：“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清朝认同的“中国”，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是当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状况的反映。
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不能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夏商周时期，君主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被称为“中国”，与诸侯国及周边夷狄五方之民生存之地共同构成具有疆域含义的“天下”。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以北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以“逐水草迁徙”的方式经营着北方草原。匈奴统一草原地区，并与秦汉政权对抗。汉匈间先以“兄弟”相称，之后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其控制的广阔地区也成为汉朝疆域。戎、狄、羌、月氏、匈奴、东胡、乌孙等草原民族与汉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北方疆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北方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这些政权以“中国”自居，自认华夏，以实现统一为历史使命。前凉、后凉、南凉、北凉控制了河西地区，后燕、北燕控制了辽西地区。一些政权的统治区域则跨越长城内外，如氐族建立的前秦、鲜卑建立的北魏一度统一北方。进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逐渐转变生产方式，接受中原政治制度，学习儒家文化，实现深度的民族交融，为隋唐“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唐朝在边疆地区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府州制并行的治理方式，将长城南北的广大区域纳入管辖范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及各北方民族政权所控制的地区，自然属于中国的疆域。
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辽、西夏、金政权的统治区域兼具游牧区与农耕区，他们都认为自己控制的区域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他们与宋朝之间的疆域，“只是军事防御的界限，依然并不具有近现代国界的性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将疆域扩展到超越汉唐的空前范围。“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明朝自认是“中国”，同时亦有蒙古、女真政权自称“中国”的记载，无论是明朝还是蒙古、女真政权所管辖的区域，无疑都属于历史中国的疆域。清朝以“大一统”观念经营边疆，除全面扩展郡县制的实施范围外，还在东北实行“三将军”制，在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在西北设置“总管伊犁等处将军衙门”，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在台湾设立“台湾府”，推动空前的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使中国的疆域由此前的“有疆无界”变为了“有疆有界”。
中国北方疆域是在长城内外各民族长期联系、互动中形成的。谭其骧指出：“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为中国疆域的开发、建设、守护、拓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持“长城以北非中国”论者，或由于对中国传统的国家观、疆域观以及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识不清，以致将历史上某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当作中国的疆域，或无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特点，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中国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抛出“满蒙非中国”论、“北亚历史世界”论，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张目。近年来，不断有欧美学者将“长城以北非中国”的理论包装上学术外衣，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宣扬，将汉族与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对立起来。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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