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
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邓先生，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就能把这个人留下了。”
邓宝珊说：
“我不在兰州，未能及时得知啊。”
毛泽东说：
“人的脑袋只有一个，现在已经人头落地，无法弥补了。以后有事，提前直接跟我讲。”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月11日的演说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26日、28日两个晚上，直到30日，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分析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地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辞。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辞。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一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共产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这是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妈妈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 ，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此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
李银桥说：
“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李银桥说：
“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摇头，说：
“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李银桥说：
“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6年12月4日
毛泽东又附笔道：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以下略）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现存的《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书写的。后来在1957年1月由《诗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晚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毛泽东问：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毛泽东问：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好，还是集中喂好？”
时间已到了晚上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下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20%、60%、20%。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25%，中间的占50%，落后的占25%。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25%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地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了哪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上旬一连召开3次民建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大、中、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拿年息5%利率方面的顾虑。他一再说：“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后来，在原定的7年付息后，国务院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次延期。两次延期又是7年。直到1969年9月（前后共计14年），最终停止了支付定息。这的确是一个讲诚信的好榜样！人无信无以立身，党无信无以立业。后人应当好好学习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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