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辜鸿铭讲论语》笔记
(之一)
刘润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是一个特殊、复杂而又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他幼年西渡，饱受西方文化熏陶，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他热忱地向西方宣扬中国的儒家文化，同时也把一夫多妻、妇女缠足之类的痈疽当作宝贝炫耀;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他为中国富强开出的药方却纯属北辕适楚之类……
朋友知道我对辜鸿铭有兴趣，便在今春送我一本《辜鸿铭讲论语》。书是新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2022年第18次印刷。出于对朋友一番好意的尊重，也出于进一步了解辜鸿铭的需要，我撂下其他不打紧的事情，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
求实地说，辜鸿铭讲《论语》，其信达雅的程度并不高，就整体而论，既不如古之朱熹，也不如今之杨伯峻先生等人。当然，自古至今，谁也不敢说自己对《论语》的所有解读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位辜先生的问题在于在不该出错的地方却出了不少错。比如“礼”，他一律释为“文学艺术”或“艺术”。当然，在春秋即孔子时期，“礼”确实包括大部分文学艺术，但它又不止于文学艺术，而且其主要功能也不是审美，而是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统治秩序。又如，他把“巧言令色”中的“令色”释为“举止优雅”，也是不确切的。孔子的原意应当是“装出来的”或“做作出来”的“举止优雅”。这和今天人民群众嘲讽某些善于作秀的官员、学者为演员、影帝的意思差不多。
这本书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经常把中西的相关文化对照着进行讲解，从而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比如在讲到中国人“宁静祥和”的心态时，引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丁登修道院》(国内一般译作《丁登寺旁》)中的一段诗句。它的好处是除了让读者对“宁静祥和”的心态有更细腻的体会外，还从一个侧面领悟到中西文化间也有相通的一面。
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联系实际。比如在讲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发挥。这段话是用文言写的，出版社的编辑又做了基本准确的翻译。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这里直接引用翻译过来的白话文：
曾国藩回复刘印渠(引者注：当为荫渠，即刘长佑，湘军将领，曾提出乘日本维新未成之机击灭日本的方略)的信中说：“自从王安石因为讲求利被正人君子所指责诟病后，后来的君子之人全部躲开理财的名声，把不牵涉财产有无、多少当作高尚的事情。实际上，解救危机、报效国家，绝不是坐在那里空谈清贫能做到的。”叶水心(引者注：即叶适，南宋官员、学者，以重功利之学闻名)曾经说：“仁人君子不应不通晓理财”，实在是适用古今的通论。我认为理财当然不可以不讲，但是看现中国所说的理财，其实不是真的理财，只是争财罢了。从实际上来说，我国讲理财几十年了，真正得到了财富的，只有洋商、买办、富豪、资本家了。以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认为：今日中国想要通晓理财的道理，必须加上一句，官官，商商。因为现在的中国，大半官商勾结一体，密不可分，这也是天下百姓几乎都成为饿殍的原因了。《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只有真正领悟这句话，才能明白理财的本质。
应当说，这段话很是切中晚清的一种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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