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常利兵老师《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一文。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即“四八”社论），为广大中小学毕业生指出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出路。以此为起点，前后延伸，层层深入，可钩连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毕业生就业的一段复杂而富有张力的问题史，也贴近展现出新中国曾尝试缩小“脑体差别”的曲折过程。针对当时中小学毕业生抵触农业生产劳动的现实情况，中央社论批驳、教育负面言论，倡导正确的劳动观；赵树理从个人实践经验出发，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双向互动的必要性；舒新城、刘子久等教育家则重视学生从小接受的劳动教育对培育真正社会主义劳动者不可忽视的作用。动员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牵涉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之间、普遍教育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张力和平衡，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环境的整塑上，而更应该在制度安排、劳动者待遇上寻找出路。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文章，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被称为著名的“四八社论”。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外，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且“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为此，社论中对社会上流行的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下贱”、“不光荣”、“没前途”，甚至“只重视脑力劳动，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等言论观念作了批评。并反复强调，劳动是神圣光荣的事业，每个毕业生要富有理想，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克服眼前困难，服从国家长远利益的安排。也正是在突出参加农业劳动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光荣事业的历史话语推动中，为广大中小学毕业生规定着出路。

　　那么，为何在1957年这个历史节点国家会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作出如此郑重的指示和强调？其依托的历史事实和动因是什么？或者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第一年，一切都在高扬社会主义之优越性的历史关口，怎么会突然把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作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来加以制度性的安排处理？这一做法针对着哪些社会状况，而中共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如此把握和解决之道又具有什么样的问题史需要我们去尽量地贴近和展现出来？本文将紧扣历史脉络，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希冀为解决当前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难题提供有效的历史之思。

　　一、“四八社论”的可见与不可见

　　对“四八社论”进行解读时，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产生它的那一历史节点，而应该前后延伸开来，从里向外，层层打开问题的结构性制约，才可能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有充分的掌握，更有助于理解和剖析新中国普通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现象。

　　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率调查组沿着京广铁路南下，对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州等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先后与当地领导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及民主人士多次座谈，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3月13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刘少奇和随行调查组开始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的初稿。3月22日，刘少奇在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指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中小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将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所以应届毕业生及其教师、家长，都应当做好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心理准备。对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今后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生产；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3月31日，刘少奇和调查组到达广州后，继续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送中央审定后再发表。信中写道：“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勉强学生重复地去听报告，开讨论会，妨害学生准备升学考试。此点，请告教育部和青年团的同志注意。”[1]可见，“四八社论”主要是依据刘少奇南下调查中的相关座谈讲话内容整理、修改，并经中央审定后发表。

　　在刘少奇写给杨尚昆的信中，强调此社论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认真的解释”，用来缓解或平息家长、学生和教员因不能升学而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也就是说因为缺乏这样带有政策指示性的正确舆论导向，才导致各地不断出现“罢课”“闹事”等问题；而且已有的“所谓劳动教育”又让不少学生觉得“大有反感”、“枯燥无味”。这是进一步剖析“四八社论”时首先要注意的。在南下调查中与学生代表的座谈，凸显的是刘少奇调查了解中小学毕业生对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有何认识和反映的经验事实，而社论文章则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作出的针对性回应。因此在讨论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问题时，“四八社论”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和它的现实指向性就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

　　概言之，社论中含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对中小学毕业生大部分不升学问题作了解释说明，指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到1957年，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原来的“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开始转入“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前一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等教育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中毕业生数量增长未能适应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临时性的”“特殊现象”，而后一种情况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并且“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进而社论强调，应届毕业生及其教师，特别是家长，对于其出路问题就应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能顺利升学，固然很好，如不能升学，也不要看作是多么“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而要看作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由此，安排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就成了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如何安排”和“安排他们做什么？”便成为关键性问题，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但要落到实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组织自学小组、补习班，或进民办学校，为继续升学作准备，这是一种安排，可仍会面临升学不成或就业的问题。并且以此种方式来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只能解决极少数人。所以，社论认为农村才是最能容纳人的地方，农业又是容纳人数最多的领域，“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其次，如何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作为就业出路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也是社论着力讨论的问题。只是强调参加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不足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而关键则在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这些在1957年之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以致对下乡种地产生抵触、消极的负面影响。如：认为下乡种地是“丢人”“没出息”“下贱”“不光荣”的观点极为普遍。甚至不少青年只是口头上承认劳动光荣，一从事实际的种地劳作时，又觉得是“丢人”、“农民生活苦”，没有出路。社论指出，这不是“劳动人民的观点”，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受到这些观点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对参加农业生产认识不清，思想混乱：“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作脑力劳动者，不愿作体力劳动者。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将就着去作大工业的工人，不愿作学徒，不愿作手工业工人，不愿作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尤其不愿作农民。”[2]很显然，这样的劳动观点是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起来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两种劳动之间的社会性差别不仅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消除，反而将会长时期存在，而且差别本身所关联的现实利益诉求要比只是在抽象意义上强调消灭脑体劳动间的对立更为人所关注。所以，社论又指出，要改变上述错误的观点和想法，不仅需要青年学生自己去改正、宣传正确的思想认识，而且学校党政领导、教师、青年工、学生家长，也要积极主动对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进行教育、批评，不能任由其到处传播、泛滥。尤其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联系实际地去解决“种地丢人不丢人，有出息没出息”这个根本性问题，否则，“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抽象地背诵原理原则，而不联系实际”，即便是“已经重视劳动教育”，也肯定还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但社论本身对于人们究竟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去联系实际地解决下乡种地是“没出息”、“丢人”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

　　另外，“四八社论”还批驳了认为下乡种地“没有前途”的说法，并主要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发展远景作了说明，以彰显从事农业生产是有光明前途的。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所以必须“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农业发展的第一个伟大的远景，它已经成为全国农民极大的鼓舞力量”，而“现在二十岁的青年，是完全有可能看到我国的农村变成真正富裕、真正幸福的农村的”。还有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自身需求也说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前途的，因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广大农村迫切需要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更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正如社论所言，“除开大批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以外，如果从今年开始，每年有近百万以至一百多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五年以内有四百万至五百万中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下乡，同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亲密地结合起来，那么，可以肯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农业的技术变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改革——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但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理应是一条富有前途的出路，只是从国家话语角度作出的表达，对很多学生而言，读书学习和升学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成为专家或干部，而不是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就在国家利益需求与个人出路之间产生了张力和矛盾。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在社论中也没有给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办法，而是一味地强调，“农村既然有伟大的前途，为什么说下乡学生没有前途呢？在新社会里面，每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有前途，每个忠于人民利益的人也有前途。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就是下乡种地的学生的前途，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后文中我们还会看到，对于这样给定的宏大前途，在落实到社会层面时却又出现了“国家前途光明正大，而个人前途则黯淡无光”的不一致言论。

　　在“四八社论”中，还以“聪明人”和“傻子”相对比的方式，对那些认为下乡种地是“吃了亏”的想法批评地指出，一些人过分热衷于个人名利，追逐着钱多、待遇好的工作，而不愿去干工资少、待遇较薄或者较为困难的事情，即便这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是十分需要的，也不乐意去做。这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在分配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祖国的需要，而是个人的前途”，“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甚至是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所谓“聪明人”，实际上在其灵魂深处就是“贪便宜，怕吃亏”。相反，那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的所谓“傻子”们，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不怕自己吃亏的人”、“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前途又是艰难的”，所以“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他们靠“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美德赢得“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也必定在“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而“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

　　从以上内容的释读和讨论中，可以看出，社论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负面言论进行批驳、教育，以提供一种官方话语下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思想认识。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把握直接来自于他在南下调查中了解到的面对升学和就业压力而出现的紧张情绪、“罢课”、“闹事”、“请愿”等经验事实，且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问题实际上对于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良好愿景和乐观态度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这一点在刘少奇于4月27日所作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也有体现。他说：“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3]刘少奇关于中小学生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指示性解释就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如何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在笔者看来，这可称之为“四八社论”的可见之处；不过，这种过于把问题总结为思想问题，从而过于从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改变观念的实践路径去回应问题，会忽略对问题背后制度性因素的正面关注和讨论，但显然社论的这一不可见性对我们深入把握社论和社论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四八社论”既有其应对现实问题的政策性考虑，也可触发对国家体制因素展开一些思考。对其进行解读时，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产生它的那一历史节点，而应该前后延伸开来，从里向外，层层打开问题的结构性制约，才可能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有充分的掌握，更有助于理解和剖析新中国普通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现象。

　　二、“出路”杂谈：赵树理的问题讨论及其时代意涵

　　农业生产本身主要是通过体力劳动的实践形式得以完成，这就造成在劳动的时间、空间、手段、强度、效率、收益、性质、观念等方面与脑力劳动均有不同，于是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被视为解决出路问题的关键，以至于消灭“三大差别”也由此变得可能。

　　“四八社论”发表后，很快就以《人民日报》为主要媒介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和讨论，社会影响广泛。对社论的政策性话语作出回应的各种言论中，既有宏观的认识和表达，也有以具体事例来凸显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的文字。这就为我们从国家之外更广泛的视野来反观这一事关中小学毕业生未来出路和前途的理解与释读提供了可能。接下来，本文以赵树理的相关言论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四八社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多重关系是如何借助具体的人和事被把握的。也就是说，社论作为一个政策话语的指示性文本，一经发表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反应和变化，正是在这综合性政策理解和各阶层民众因应中，当时的人们试图讨论和解决所面临的难题。另外，历史中人处理过去时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方式，或许对于当下的我们寻求更为有效的问题思考路径也是一种借鉴。

　　1957年5月，《中国青年》开始倡议组织青年学习“四八社论”，并强调这是“几年来报刊上向青年进行关于参加劳动生产的宣传中最有说服力的文章，一经刊出，就受到社会上普遍的重视”。所以，“不论与升学就业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的青年，不论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不论是青年和非青年，都应好好学习这篇文章。学习的目的不只是解决一部分中学和高小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而是要改变人们的人生观，改变社会风气。要一改长期以来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教育青年一代有高尚的理想，肯吃苦、肯吃亏，坚决听党的话，作时代的先锋。”[4]同时刊发的另一篇文章是由作家赵树理撰写的《“出路”杂谈》[5]。赵树理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试图通过他对“出路”选择的理解，以为青年学生提供认识参考。

　　赵树理首先讲述了自己上学时的“出路”问题。在邻居和父亲看来，“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要“向上爬”，等等。就读师范学校后，接受到一些革命道理，赵树理认识到父亲要他“出”，是要他从劳苦大众中走出来；要他“上”，是要他向造苦造难的压迫者方面发展。在他看来，这样的“出路”是传统的错误的出路，它是“维护原有的阶级社会制度，自己在那制度的支配下或者躺下来受压迫，或者爬上去压迫人”。反之，正确的“出路”则是要“摧毁那种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这后一条出路正是中共革命推翻旧的阶级制度后所选择的社会主义之路，在此“路”中，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也将被改造掉，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出路’的问题了”。[6]

　　虽然赵树理有上述清晰的认识，但是他认为对旧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非易事，“要算很难改造的一种对象”。因此那种错误的“出路”思想在过渡时期还有一定影响，时常会有“念了一阵书做了个什么？”、“万般皆上品，唯有种地低”等言论。那么，怎样才能消灭由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所造成的选择“出路”的矛盾性呢？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新中国是个大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各方面极不平衡，生活方面“千差万别”，只有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使农业生产科学化、机械化，才是消灭农村与城市差别的基本办法。由此，“不安心农业生产而跑到外边去找空子钻，不但对消灭差别没有帮助，恰恰成为消灭差别的消极因素。愿我们头脑清醒的青年同志们不要甘心当这种消极因素”。[7]最后赵树理强调说，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还只是开始，在组织领导、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正需要有文化有体力的青年学生作为新生力量在“热烈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来”。这就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现在的社会出路和个人出路是统一的”。[8]

　　赵树理对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在他给女儿赵广建的一封信件中也有充分体现。这封写于1957年9月的家信《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在11月11日《山西日报》公开发表。赵树理在信中写道，女儿赵广建毕业一年中，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岗位，最后在山西永济参加农业生产才“总算接近了劳动人民”；而之前她是持有各种“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择业表现的。如，不愿回原籍参加农业社，不愿在北京当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员等。赵树理认为女儿之所以会有这些行为表现，是因为她身上存在着“两个小包袱”，一个是认为自己是高中生，另一个是认为自己是干部子弟，于是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可以做到高人一等；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和服务业的话，就成了干粗活的俗人，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赵树理指出，这些想法显然是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旧思想。于是，在信中赵树理又以鼓励的语气让女儿在感情上向劳动人民再靠近一些，途径就是“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并叮嘱说：“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所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9]

　　1957年12月，赵树理在《中国青年》再次发表辩论性的文章《“才”与“用”》，针对社会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工农业劳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式教育。他首先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是专门的知识人才，都是由劳动人民花钱培养出来的，而“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由国家直接从劳动人民手里拿过钱来培养成的”，而且“人民花钱培养人才，为的是叫给自己办事”。为此，就需要先考查一下知识青年，让他们到人民队伍中“过一过日子”，看能否和劳动人民成为一家人，或者经过一段时间是否可以成为一家人。这也是他在文中对“知识分子要经过劳动锻炼”的自我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赵树理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而不能走旧时代“知识分子特殊化”的老路。

　　基于从抽象概念（人民）与实践经验（劳动）关联中对青年知识分子状态的朴素理解，赵树理又以《中国青年》1957年第21期发表的读者黄玉麟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为对象，逐条加以批评和说明。针对黄玉麟信中所说的参加农业生产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是“大才小用”、“用非其才”的说法，赵树理指出，青年学生学得的知识自有其用得着的地方，要想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做出一定成绩来，需要进一步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如生产技术、组织经营能力、吃苦耐劳习惯、实干精神、平等观点等，都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学习。而黄玉麟作为一个在机关工作的中学毕业生，却对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产生犹豫、疑惑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没必要再接受劳动锻炼，否则就是“屈才”。赵树理则以一个合作社生产队长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为例进行说服教育。即：决定种植、估工估产、调配人材、调配畜力、调配农具、安排耕作顺序、检查耕作质量、检查牲畜喂养情况、会议汇报、解决队内外纠纷、收藏、分配、审核队内开支、评定和审查各种定额、评定奖惩、带头劳动，等等。这些事绝大部分与每个队员都有关系，因此队员懂什么，队长也得懂什么。要学会和精通这些生产知识，必须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10]所以，赵树理认为黄玉麟的看法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轻视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立场。如果不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村去，并从农业劳动中学习新知识，那就称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能算是“半知识分子”。因为在农村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不断改进或创造，而农民苦于没有相关知识不能做到，所以才需要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如，农民想要简化生产管理手续和账目，缺乏精确计算的知识；要改良土壤，没有分析土壤的知识；要加大肥源，没有分析肥料的知识；要防治病虫害，没有昆虫学和微生物的知识；因为不懂机械原理，好多小型农具和运输工具得不到改良；没有病时不会防病，有点小病也不会自己治疗等，所有这一切急待要作的事，对于一个中小学毕业生也未必能胜任得了，反而需要向农业科技工或有经验的农民学习。

　　很显然，赵树理在“四八社论”发表后所围绕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他在青年知识分子选择“出路”上的思考和把握，尤其是1957年中共提出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的号召时，他在这些方面的话语表达和期许更加突出。1960年7月，赵树理在《三复集》一书后记中指出，书中内容重复最多的是有关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为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问题”的看法，以及基于那些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创作的动机。而“一个共产主义者要把消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作为任务，而受过旧思想感染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是想利用这种差别找一点个人便宜。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包括作家在内的脑力劳动者，但是不应该允许把利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来找个人便宜作为目的。当我每次接触到抱有这样目的的来访者或来信，我就得重复读一遍我的意见”。[11]在现实生活中，因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差别还没有根本消失，由此导致的“那种思想”也就不能完全消失，“所以我有时候仍然会接到和以前一样的来信和作一些重复的回答”。当面对中小学毕业生来信表示他们对参加农业生产或劳动锻炼感到困惑不解时，赵树理的一遍遍答复，或说服教育，或批评辩驳，也正好显露出他对“出路”问题的理解把握及其时代性意涵。事实上，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并不会因一些宏大的理想话语就能轻易得到解决，但在赵树理看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情况的改变不仅是可预期的，而且已经开始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以后会逐渐由于生产上的四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稿费制度的改革、城乡人民经济生活的集体化等关系，使脑力劳动者（包括作家在内）和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强度上和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差别缩小到无足轻重的程度。到那时候，就很少再会有人耽搁着学业或应付着职业找机会去利用上述那种差别了。到那时候，我不但不会再重复去说这一种内容的话，而且已经说了的也会完全消失其作用。”[12]可见，赵树理对解决这一根本性议题的思考不仅作了实践经验层面上的积极回应和期许，更试图从制度安排上寻找“出路”。

　　1960年《中国青年》第15期发表了高小毕业生杨一明写给他哥哥的一封信及六位农村基层干部对信中一些错误思想所写的批评文章。杨一明信中写道，高小毕业后就是想“升学、升学、再升学”，以期将来当一个“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等。后来因未能升学而参加了农业生产，于是觉得自己的“理想、志愿也就付诸流水，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了”。尤其是许多同学升了学或到城市、厂矿、机关参加工作后，他更是以为“他们真太幸福、太有前途了”，而自己“论知识还未入门，论劳动既不能犁耙，又不能担背”，于是既没有“决心”“毅力”进行自学，也“没有心肠去搞劳动生产”，觉得“整天在农村，白天盯着太阳，晚上陪着月亮，手拿锄头、镰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天天照常，真是太倒霉、太没出息了”。六位农村基层干部则结合生动事例，一方面对杨一明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在农村“和地球打交道是大有出息的事，农业正在走向现代化，很需要知识青年，而且只要自觉地建立革命人生观，脚踏实地搞好业务，就可以为人民作出贡献”；另方面又认为他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13]针对杨一明信中所表露出的“出路”问题，赵树理也很快表达了他的一贯主张和看法。[14]他认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市与乡村、工人和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三大差别”将长期存在，知识青年应该积极主动把逐步消灭这些差别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杨一明“却想从这些差别中为个人寻找名利，并把它当作了理想和志愿”。赵树理认为杨一明想靠“升学”将来当的那些“家”和“师”也是社会需要的，但“这些‘家’和‘师’都正在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锻炼自己，逐渐完成着知识分子的劳动化，而广大劳动人民，也正在积极参加到业余学校或训练班学习文化，逐渐完成着劳动人民知识化”，而杨却认为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是“太倒霉”、“太没出息”的事。在赵树理看来，关键还是杨一明不能正确看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就宣传话语而言，“不论在城市、工矿工作也好，在农村工作也好，既然都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也都是有很大的前途的，同样也都是最大的幸福”，但在落实到个体层面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有效地把国家话语转化到具体实践之中。

　　为了批驳杨一明认为成天和地球打交道是“没出息”、想到工厂、机关就业的看法，赵树理指出，“到了工厂，白天对着黑烟，晚上对着红火，手拿扳子钳子，成天和钢铁打交道；到了矿井里，白天不见太阳，晚上不见月亮，手拿钻头铁镐，成天和石头打交道；到了机关里，白天对着窗户，晚上对着电灯，手拿铅笔钢笔，成天和纸片打交道，比起参加农业生产来，更大的幸运，更大的出息究竟都在哪里？除了说明是想从‘差别’中找一点个人便宜外，又能怎么解释呢？”[15]他认为即使到厂矿、机关参加劳动，也不见得就比农业劳动轻松、自在，而脑体劳动重要之处在于分工不同，都需要辛勤劳动的付出。所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要经常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打交道，每天作同一性质的工作，看起来好像重复，甚至难免有点机械，其实，事业就在行动中向前发展。有革命责任感的人，在业务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所感到的是活动的愉快和成功的慰藉；有剥削阶级思想的人，以为享受是自己的事，而劳动应该是别人的事”。杨一明信中对自己理想出路的考虑，被视为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从而借“三大差别”以图“个人名利”，这也正是赵树理一再强调的中小学毕业生为何会选择错误“出路”的关键原因。而正确出路则在于，放弃“从三种差别寻找个人名利的怪梦”，“踏踏实实在参加农业生产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又红又专而为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专家”，只有如此，才是最终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性存在作出贡献。

　　在上述的“出路”杂谈中，可以看出赵树理既有对“四八社论”精神的自我理解和把握，也努力在通过具体案例为中小学毕业生选择正确出路提供切实的说服教育和参照。从他对自身经历的“出路”反思，到给女儿写信指明正确的“出路”，以及对黄玉麟、杨一明的批评式的教育等，始终凸显着其深切关怀的时代性意涵即如何在国家需要与个人利益之间做到有效的统一和平衡，把两者间的张力和紧张感缩小至彼此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四八社论”实际上也是针对这个具有普遍性和结构性的难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做法上，只是突出加强中小学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仅从应然的层面强调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似乎还不足以把两者在经验层面的现实利益差别彻底地消解。这也是前文中指出社论在其可见之处又有难以调解的不可见之处。在这一点上，赵树理的认知和理解也显得足够清晰，他试图要做的就是从具体现实层面找到对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更具有可行性的解决路径。所以，赵树理的言论中注重对“三大差别”的现实性存在给中小学毕业生选择出路方面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进行批评、教育，由此他特别强调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作为青年人未来出路和前途的价值与意义。而农业生产本身主要是通过体力劳动的实践形式得以完成，这就造成在劳动的时间、空间、手段、强度、效率、收益、性质、观念等方面与脑力劳动均有不同，于是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被视为解决出路问题的关键，以至于消灭“三大差别”也由此变得可能。进而，便可理解为什么赵树理把握农业劳动的时代意涵会显得特别突出，并认为“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才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之正路”的理由所在了。

　　三、参加农业劳动：是出路还是没出息？

　　在国家话语与个体诉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张力，而国家是如何去化解这一矛盾的，民众又有怎样的回应和理解，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揭示出劳动的复杂历史面向。

　　“四八社论”在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叙述中特别突出“劳动”一词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如，劳动是最光荣的事业，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更伟大、更重要，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参加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才能打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阶级意识”的传统观点，“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等等。为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断被赋予意识形态化的崇高意涵。不过，一方面国家赋予劳动强烈的政治感，另方面则不断有学生和家长觉得参加农业劳动是“没出息”、没前途，甚至是“走投无路”，而读书学习为的是从事脑力劳动，将来当干部、专家，才是光明的“出路”。可见在国家话语与个体诉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张力，而国家是如何去化解这一矛盾的，民众又有怎样的回应和理解，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揭示出劳动的复杂历史面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体系里，劳动被看作是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神圣性事业。[16]那么，从劳动神圣的政治释读回落到广大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选择上，其间仍有诸多历史环节需要解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回应”的线性脉络里铺陈叙述。接下来本文就劳动教育的问题指向展开讨论。

　　“四八社论”发表后，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很快撰写了《同家长谈子女的劳动教育》一文，提出他对劳动教育作为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选择问题的看法和理解。舒新城指出，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够继续升学，一旦不能实现这样的期待时，便会产生“思想搞不通”、“埋怨政府”、“发牢骚”等消极情绪问题，结果不但不能够从国家所处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状况去理解毕业出路的困境，而且还会把参加农业劳动看作是“苦役”、“下贱”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家长们没有积极主动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养成劳动习惯有关。舒新城还结合儿童教育学规律，强调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的问题。其一，是儿童自身的生理要求给劳动教育提供了基础。儿童都爱好活动和做游戏，正是通过各种游戏，他们会模仿周围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成人的劳动活动，并在劳动中可以做到“发育身心”、“锻炼生活能力”、“提高道德品质”、“改变个人性格”等，以及“劳动的开始便带有集体的性质”，“劳动的结果便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否则，“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可能想像的”。其二，对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也是社会的需要。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进行艰苦的劳动，而且农、工、商、副等业都需要大量中小学毕业生，通过把他们学习到的基础知识推广应用到各种生产劳动中去，就可逐步提高社会主义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17]

　　舒新城最后指出，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家长首先要在劳动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去影响子女。根据儿童教育学原理，“孩子幼年的生活习惯，主要从摹仿父母及老辈而来，学龄以后，父母的言行也经常直接间接影响着他们。因而要子女热爱劳动，遵守劳动纪律，要他们不轻视体力劳动，家长首先要这样做”。而且父母要能与工人农民共同生活，有共同语言，“思想见面，感情相同”，热爱工作，不怕困难，坚守岗位，无形中会影响子女“逐步养成劳动的习惯”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其次，家长还要教育孩子养成劳动习惯。尽管他认为儿童天性好动和模仿游戏的生理要求是进行劳动教育的必要前提，但这样的劳动形式还不是现实中的具体体力劳动，对于劳动的热爱和习惯是需要父母和教师有意识去培养的。如，“在农村即应把学校教育与农村生产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农业学科的同时由有生产经验的农民领导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在城市的中小学生也应结合着学习自然常识和动植物在教学实验园地上进行劳动”。还可以“通过烧饭、种菜、打扫房屋、饲养家禽、修理门窗、缝补衣服等家务劳动，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18]

　　可见，舒新城对劳动教育作为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选择的解释说明，主要是从“儿童的生理要求”和“社会的客观需要”两方面强调了家长有责任对子女进行长期的劳动教育，以待毕业时“可以愉快地走上升学、就业、自学的任何一条道路”。这是他作为教育家在回应“四八社论”时的关注点所在。他把劳动概念的理解放置在儿童教育学的逻辑脉络里，但如何将劳动教育从说理的层面转化为每个中小学毕业生能够身心接纳的具体实践，如何去处理“三大差别”在经验层面上的种种规定性给说理教育造成的张力和限度，则缺乏展开和讨论。

　　1957年11月，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对青年学生的劳动教育问题也作了详细的阐发，以彰显其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青年学生出路的重要性。[19]刘子久对“劳动教育”的解析对于理解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在于参加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国家话语构造至关重要。首先，在何谓劳动教育的问题上，他认为有三种类型：第一，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懂得劳动的意义和作用，使其自觉地进行劳动，并晓得劳动是光荣的，不劳而食是可耻的。并将这看作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德育’的主要的内容和目的”，由此把“爱好劳动”和“不爱好劳动”作为“判定一个人品德好坏的主要标志”。所以，“劳动模范、劳动英雄、先进生产者、先进工都成为一种无上光荣的称号”就不只是一种荣誉，更具有实质的针对性。可见，对劳动教育的“德育”解释试图在强调青年知识分子首先要在观念上树立一种劳动最光荣的认知感，这种从价值观和道德观层面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对《共同纲领》中“热爱劳动”作为新中国国民公德标准之一的再次凸显。而且放置在国民公德普遍意义规定下的话语表达，事实上涵盖着权利和义务在内的对青年学生的很高的期望。第二，通过劳动教育可以学会如何进行劳动的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劳动创造性，且“能够劳动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智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并将其看作是“判定一个人的能力强弱、知识高低、经验丰富与否的主要标志”。与“德育”相比而言，“智育”想解决的问题是青年知识分子要积极主动学习有关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如此才有进一步发挥劳动创造性的可能，否则就很难把劳动本身的实践过程转为一种创造性的社会过程。这一点突出强调的是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能力获得问题，但是，如何具体获得生产知识和技能，除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外，更在于从劳动实践过程中接触和习得劳动知识。第三，劳动教育还可以让青年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从而“能够持久地顽强地进行劳动，而不会心有余（很愿意劳动）而力不足（身体不能支持）的烦闷和痛苦”。这即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青年进行“体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把参加劳动作为青年锻炼身体的方式进行强调，试图以此在劳动与身体之间建构一种实践关系，但缔结两者的历史关联却并不简单。因为参加劳动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过程，而锻炼身体则是人内在的自身改造过程，只是指出前者可以达致后者的目的，可在具体现实层面又必须兼顾多重因素。比如，怎样才能让中小学生在心理和观念上接受和认可参加劳动不仅是增产物质生产，还有助于身体的锻炼，而且还能够转化到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去？这就涉及到刘子久文中对劳动教育的原因讨论。

　　对于为什么要开展劳动教育的问题，刘子久指出，青年学生的劳动教育首先是狭义上的劳动教育，即“那种直接参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的劳动教育”。之所以特别强调青年学生需要直接参加体力劳动，就在于这种劳动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实践，那人类就不能获得生产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其次，要打破传统时期遗留下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认识，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教育。这样才能懂得所谓“劳动光荣”的劳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主要是指对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体力劳动。第三，由于新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对于人们来说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还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要做到“自觉自愿地去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生产率又不十分高的体力劳动”，就需要“耐心地、反复地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的青年学生了解，要想把目前这种繁重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体力劳动变成为轻松愉快的劳动生产率很高的劳动，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奋斗过程”。而要实现“劳动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则必须建立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和“人类的文化、科学、技术有了高度发展的结果”之上。[20]显然，刘子久不仅强调参加体力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长期性，而且将其作为一种崇高的远大理想对青年学生提出了要求。由此也可看出，此番有关劳动的论述意在通过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诉求相关联，从而对青年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规定。

　　刘子久还对怎样进行劳动教育的问题作了特别的强调和解释。他认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和人口众多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各种生产劳动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劳动教育的目的就是“叫他们自觉自愿地去从事那些还相当繁重的、劳动条件还不够好的、技术比较简单的、劳动生产率也不很高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并在“这种体力劳动的基础上逐步地减轻它的繁重程度，改善它的劳动条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把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定性为“不但是判定人们的好坏的标志，而且是改变坏人成为好人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21]所以积极参加工农业劳动的任务就是要试图改变新中国因历史条件制约所造成的不发达状态，以及达至对人的身心状态的改变。为此，要使劳动教育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青年学生就必须“能够自觉自愿地走上光荣的工业、农业生产的岗位，从事体力劳动，并且坚持下去”，能够勇敢克服进行体力劳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以文字、口头、戏剧、电影等形式对劳动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反复强调和宣传，以为青年学生指明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但是“知道这种正确的奋斗方向和奋斗目标，和贯彻执行这种正确的奋斗方向并且达到这种奋斗目标，还远不是一回事情”；“要由前者到达或者变成后者，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艰苦而有复杂的斗争路程，还会遇到许多各种各样的困难”，而青年学生能不能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在参加体力劳动中达到被种种规定性所期许的历史状态。

　　此外，刘子久还对劳动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及如何克服做了具象化的说明。在他看来，首先遇到的困难“就看他们自己有没有吃苦耐劳的劳动决心，能不能养成一种吃苦耐劳的劳动习惯？”而吃苦耐劳的表现就是“要受得起风吹、日晒和雨淋，要能够过惯油垢、烟尘、噪音、高温、臭气、地下等生活，更要不怕累得浑身酸痛，不怕手上磨起血泡。浑身酸痛，手上起血泡，是一个初次参加体力劳动的人的一种暂时的必然的现象，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这种现象就会改变、消失，就会苦过甘来，就会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很坚强，就会逐渐养成一种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就会从实践过程中学得许多在书本上绝对不能学到的生产知识、技术和经验，就会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工业或者农业的产品。正因为这样，劳动才成为人人称道的光荣事情”。[22]其次，“要看这些青年学生自己有没有同各种旧思想和习惯势力作斗争并一定战胜它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其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都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新的工人和新的农民”。相反，那些轻视体力劳动，尤其是轻视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新生事物发展的阻碍。如此一来，青年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就不只是一个具体生产实践过程的展示，而是要改变和打破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主导下轻视体力劳动的看法，从而塑造出一种劳动最光荣的新观念。

　　通过刘子久对劳动教育问题讨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是如何将参加农业劳动作为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合理化和正当化的。不论是参加劳动，还是进行劳动教育，关键还是劳动这一概念在历史时期被不断赋予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刘子久的讨论实际上呈现了当时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如何让青年学生把安心农业劳动变得切实可行起来，进而在社会舆论和历史实践两方面转变、消解各种“轻视体力劳动”、农业劳动“没出息”等言论，最终把“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一切”提升至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在这样的政策性话语表达与历史实践构造中，参加农业劳动无疑是一种前途光明的正确出路，但是仍没有真正解决从个体层面产生的“国家前途光明正大”、“个体出路黯淡无光”的焦虑和苦恼。这其中的诸多历史细节尚值得进一步发掘、讨论，否则就很难理解，一方面是国家政策话语的宣传和灌输，另方面却有社会个体的顺势回应或逆势怨言。在这表象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历史结构在支配着当时青年学生的出路选择？

　　笔者认为，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政策规定性直接针对着每个国民应尽的公德义务，热爱劳动作为一种公德准则也就有了普遍性意义。它强调的是国民对国家意志的忠诚和服从。相比之下，尽管在个体之上始终有国家公德的制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个体身处世俗的社会中，其意志和利益诉求的实践逻辑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层面的逻辑，而是既有一般性公德义务的体现，也有个体化权利的彰显。而且，两者间的紧张感因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三大差别”更容易成为中小学毕业生是否选择参加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时的一种内在性影响力。前文中所分析的“四八社论”就是要以国家层面的一套政治性规范来平衡和协调与个体之间出现的矛盾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家意志和国民个体之间存在的历史可能性和构造性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出路选择上看似问题重重却又“柳暗花明”的关键。这一“中间地带”往往是借助于家庭、学校、教师、党团组织、模范典型、舆论媒介等体现出来的，从而造就了一种包括国家公德、个体利益在内的具有共同价值倾向的总体性组织化状态。不过，党和国家对于此状态的存在却没有给予充分有效的培育和营造，反而过多地以政治化的手段将其遮蔽掉了。

　　四、其来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生教育的政治经济学因应及问题

　　中共致力于中小学教育发展背后有着一套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逻辑，1957年“四八社论”及因应的时代问题实际上是其在社会主义制度构造下的再一次体现。

　　事实上，建国后中共在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上就始终存在升学与就业的出路问题，不只是在遇到经济紧缩时才会凸显起来。[23]战争时期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口号仍是1949年后中共治理和建设农村的重要指向，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教育和提高农民文化程度是农村社会改造的重中之重。广泛开展的扫盲运动即是培育新一代农民及其社会主义觉悟的重要举措。需注意的是，尽管农村中小学教育与教育农民的内在诉求有着紧密的关联，但其中的种种张力和矛盾所造成的紧张感，却使得须以“动员”的方式来推进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前文可知，中共致力于中小学教育发展背后有着一套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逻辑，1957年“四八社论”及因应的时代问题实际上是其在社会主义制度构造下的再一次体现。下面通过论述建国初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进一步丰富对出路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1949年12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教育建设所处环境有三：旧教育的存在，老解放区中共新教育的历史经验，以及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而旧教育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是旧政治旧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对其改造便成为新教育建设的重要任务。[24]副部长钱俊瑞也强调，中国的新教育，正和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一样，开始于二十多年前的老解放区，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与三年解放战争，在民众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教育、农村小学教育等方面已有重要的发展经验。“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25]随后钱俊瑞又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中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不仅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也是区分旧教育与新教育的根本准则；应在“各种和各级教育工作中树立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正确观点和习惯，肃清那种贱视劳动和劳动者的错误观点与习惯”。[26]

　　建国初新教育伊始，中共即注重教育与劳动的历史关联。因为“人类世界以至人类本身乃是从劳动中创造的。劳动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乃是文明的创造者。劳动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情，劳动者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们”。“我们必须给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劳动事业中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劳动英雄们和发明家们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27]所以，中共对新中国教育的制度安排就是在改造旧教育和发展新教育的实践逻辑中展开的。它一方面从思想上“鼓舞人民大众去从事劳动创造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揭露剥削阶级不劳而食、无所事事的卑贱和可耻”；另一方面在行动上要求“组织一切原来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们，逐步地参加劳动生产，发展生产，并在劳动中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28]为此，建国初的教育任务既关注全面改造和发展小学教育，以培养儿童爱劳动的思想与习惯，也重视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培养大批生产建设人才。[29]

　　在1951年度的教育任务中，除时事政治教育外，更强调了各级技术教育和技术人才的训练、培养。如，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号召青年学生自觉参加国防建设，但重点在高级小学附设技术训练班，将全国高小初中毕业生培养成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等。[30]因全国初级中学毕业生数量较少，很难保证各类中等和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实现，于是提出以省市为单位进行统一招生工作的要求。即“向所属初中毕业生进行升学思想教育，运用报告、会议、报刊杂志和广播演讲等方式，反复向学生说明国家各种建设事业的重要性，按照国家建设需要来升学是新中国青年爱国的具体表现……而且前途也是光明的”。[31]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日渐展开，对大量建设人才的培养和需求已反映到新教育建设上来。加强对学生的升学思想指导，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去，才是最光荣的。[32]为了确保高等学校足够的学生来源，及时供应各种建设事业所必需的中级干部人才，教育部决定把发展中等教育作为今后几年教育建设的关键，让更多的小学毕业生有升学深造的机会。次年，中小学教育招生规模即有了快速发展。突出升学教育以满足国家干部人才培养的需要，是这一时期新中国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新中国“学校为工农兵开门”的方针指导下，建国前三年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到1953年，为了适应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建设，教育建设方针则调整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随后便要求各地大力整顿学校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以改进小学教育工作。[33]1953年7月，又开始强调因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得中等学校限额招生，小学毕业生将有绝大部分不能升入中等学校，一般应以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为主，升学的仅有极小部分。[34]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人民，由于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入学人数逐年激增。但仍有大量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大量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今年的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更为严重，必须适当地加以解决。我们目前所以不能更大规模地举办文教事业，首先是因为要把主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经济建设事业上。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巩固，不但是增强与巩固国防、确保和平、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保证，也是更大规模地发展人民文教事业的先决条件。”[35]

　　11月，张奚若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中有两种不平衡现象：第一种是教育事业与国家建设需要及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一方面高级中学、高等师范教育等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小学和农民业余教育则发展太快。第二种是教育事业内部存在着各级学校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教师量少质差与学校发展规模、要求不平衡，教材、校舍、设备与需要之间不平衡。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两个不平衡问题是今后普通教育的中心要求。他还指出建国三年来教育事业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脱离实际和盲目冒进的倾向”。如在“小学教育与师范短训班等方面，一面要大力培育建设人才，一面又要进行普及教育，表现有些急躁情绪，导致下面工作发生盲目冒进的偏向”，“因为有这种错误存在，也就造成了今天工作的被动和混乱”。于是此次会议上作出了“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问题”的决定。[36]而政务院在《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也一再强调，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其任务是教育新后代。“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还只能是一部分。在学校平时教育中不应片面强调学生毕业后如何升学，而应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习惯，克服目前有些学生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从现在起，即应在人民群众和小学生中进行此项宣传教育工作”。[37]《人民日报》也撰文指出，小学教育盲目的快速发展造成工矿区和城市的小学发展速度缓慢的极不合理现象，是不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作为生产发展先进地区的教育应发展快一些，今后须把小学教育的发展重点放在工矿区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以适应工业建设发展的要求。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和片面强调升学忽视劳动生产的偏向，以致有些小学生产生错误的认为只有升学光荣、有前途，回家劳动就觉得丢脸、悲观失望。所以必须加强劳动生产的教育，使小学生认识劳动的崇高意义，懂得在新社会里劳动和劳动人民是最光荣的，无论哪种生产劳动都有光明前途。应该教育小学生毕业后走上生产战线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祖国建设作出极大的贡献”。[38]实际上，1953年底这一加强工矿区和城市小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以适应城市工业化需求的解决办法，为1957年数量剧增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面临升学和就业双重压力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1954年4月8日，政务院又作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学教育虽有巨大恢复和发展，但仍存在“高级中学还不能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的学生”、“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不够高”、“教学计划和教材还不够切合实际”等问题。原因则在于中学教育的政治思想领导薄弱，严重“忽视了劳动教育，对于旧社会流行的轻视体力劳动和工农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没有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所以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中要加强劳动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将劳动看作是光荣的事业，对劳动具有自觉的积极的态度。在学校教育中，应适当组织学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教育意义的体力劳动”。[39]为了营造劳动教育的社会舆论，5月29日，中共发布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首先对社会上流行的“中小学毕业生都应当升学，不能升学而去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就是失学，就悲观失望，甚至抱怨人民政府”的错误看法作了批判。并指出那些认为做工、种地是“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出息”“没前途”等言论是“极不健康的错误的思想”表现，其实质是一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劳动作为下贱的事业”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提纲中强调新中国的教育任务是“教育人民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业和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天职”。而且在新中国“教育和劳动生产是绝对不可分离的”，“爱劳动”是国民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地从事劳动是一种美德，必须教育青年一代养成这种美德”。[40] 8月8日，董纯才也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普通教育也是国民义务教育，根据过渡时期国家建设要求，国民受完义务教育，就应当去从事生产劳动，只有少数人升学深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必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新人，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道德、一定的科学文化教养和健康的体质”。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就必须施行全面发展的教育，“特别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等。至于如何加强劳动教育，董纯才认为：第一、要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热爱劳动，把劳动看作是光荣的事业；第二、要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第三、要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第四、要使学生获得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41]

　　就在中共不断强化劳动教育的社会舆论，为中小学毕业生能够参加劳动生产创造有利环境时，1955年夏，不少地方的小学教育出现了“减生”现象。据调查统计，从1953年起特别是1954年秋后，河北、山西、江苏、黑龙江等省内的农村小学，不断发生学生退学、学校减生的严重现象。河北省1954年公立小学因旧生流动而减少三十万人以上；山西省长治、雁北专区等地1954年秋季开学时，小学生退学16650名，占1953年学生总数的8.4%；湖南省1954年较1953年减少学生195147名，占1953年学生总数的9.96%。[42]显然，小学大量减生与之前整顿小学教育工作有关。如，有些地方整顿工作有偏差，只从节约经费、控制数字、缩减编制出发，盲目合班并校、挤超龄生，认为减少学生可以减轻包袱。再加上“部分群众不了解教育和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关系”，也“没有很好地向群众说明劳动生产需要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结果产生了“早晚要从事劳动生产”“迟生产不如早生产”的错误做法。还有“部分群众又希望多得工资分，叫子女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在家看门、做饭、带弟妹。因此，任意让子女旷废课业，或主动要求子女退学”。[43]可见，“减生”退学现象也是各地在贯彻整顿中小学教育工作时的一种负面结果。而1955年夏农业合作化改造的高潮对小学教育的整顿工作影响更大。

　　有意思的是，195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次强调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问题。其中写道：今年全国将有五十七万初中毕业生和二百三十六万高小毕业生不可能升学，还有往年没升学或没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为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着急的紧张心理、错误认识和不满情绪。“有些人抱怨政府办学校办少了，解决不了他们的子女升学问题；有些青年学生仍看不起体力劳动，希望升学，不愿做工，更不愿种地；有些家长对子女也没有给以正确的教育，反而以错误的态度来刺激他们”。社论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忽视和放松了宣传教育工作，所以必须向青年学生说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就会展现在眼前，投身到这样伟大的运动中去，前途是无限光明远大”的道理。[44]是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带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过快发展，也为解决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舆论和历史情境。1956年初，为适应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教育部制订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快、又多、又好、又省”的教育方针。[45]在全力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投入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时，却出现了在校学生离校、退学、流动等问题。这主要是受到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影响，农村中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担任合作社的会计及其他技术工作，从而导致不少乡社干部和学生家长纷纷动员在校学生回乡参加合作社工作。也有相当多的学生回家参加农业劳动是为了多赚工分，并不是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46]出于对“在校学生流动”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教育计划顺利推行的考虑，《人民日报》呼吁“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47]前文提及“减生”现象，和此时的退学、离校、休学等“流动”问题如出一辙，都是1955年秋农业合作化高潮猛进给中小学教育事业造成的持续冲击和影响。社论中指出，建国后强调对中小学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以树立劳动光荣的正确观点，“却没有注意宣传劳动者及其子弟必须掌握文化、掌握科学知识的道理”，结果由强调劳动最光荣的一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劳动是光荣的，既然孩子从学校毕了业仍然要参加劳动，那就干脆现在参加劳动好了，何必争取毕业和升学？”很显然，这一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打乱国家培养人才计划，造成学校教育工作的混乱和人力物力的浪费，进而给高等学校的学生来源造成更大困难。于是如何有效地防止中小学生退学休学成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48]

　　因此，1956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解决中小学生辍学问题的通知中，首先通报了辍学现象严重的地区。如河北、辽宁、江苏、湖南、福建等地的调查报告显示，不少地方发生大批辍学现象，中学生辍学人数在10%上下，有的学校辍学人数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0%以上；小学在校学生辍学情况也很严重。而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49]为了凸显辍学问题的负面影响，通知中对各级学生招生、升学问题作了要求：在今后几年内，不只是高级中学毕业生不能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就是初级中学毕业生也不能满足高级中学、师范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需要。如果不加以纠正中小学生辍学现象，必然会阻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影响建设人才的培养，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困难。[50]可见，针对学生辍学的问题，该通知强调各级学生招生中存在完全的升学可能，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培养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无疑会直接带动中小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似乎已不存在之前一再强调的只有小部分毕业生能够升学，而绝大部分则需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问题。对此，张奚若也明确指出：“从初中毕业生方面看，前两年出现过一种假象，好像是初中毕业生有些过剩，实际上是由于有些初中毕业生和部分家长存在着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思想，不愿意参加生产劳动，单纯要求升学。因此，1954和1955年夏秋之际，在初中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过紧张状况。从今年起，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初中毕业生不够了。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完全满足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需要。1957年初中毕业生也只能勉强满足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对工农业生产部门的需要仍然不能满足。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大力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51]综合来看，由对中小学生辍学造成的“减生”“流动”问题的关注，转到突出强调学生生源紧张将会影响到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顺利发展，妨碍国家建设人才培养的实现，进而可能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困难。这样的问题理解和把握并没有真正突破之前中小学毕业生在升学与参加劳动之间的张力限制，反而只是从表象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催生出的文化教育高潮的一次机械性回应。而存在已久的升学与就业的矛盾问题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1957年春夏之际，“四八社论”对这一问题的再次强调，即是明证。

　　总之，中小学毕业生面临升学与否的难题并没有因政策规定性而变得容易起来。1955年底至1956年夏，中小学教育过快发展所牵连的诸多问题也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把问题带入了1957年之中。这一年有关教育问题的关注焦点又聚焦在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问题上来。1957年1月教育部指出，过去几年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劳动教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由于去年绝大多数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都可以升学，有些地区就忽视了这一工作。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了解，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不可忽视。对于应届毕业的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更应抓紧进行”。[52] 随后教育部又特别指出：1957年暑期全国中小学毕业生600多万人，除少部分升学外，不能升学的达448万多人，不能升学的人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尽管教育部要求各部门根据往年的经验，在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工作。[53]但在6月临近升学考试前后，在某些地区仍有学生对参加农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严重抵触，还有学生消极悲观甚至发生了毕业生自杀事件，也有一些学生表示考不上学校就要闹事等。[54]

　　纵观建国初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其阶段性特征体现为：1949—1952年间在“教育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下，新教育的建设和旧教育的改造并肩进行，中小学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53年，因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启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反映到教育事业中即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政策方针。由此在1954年，一方面展开了对中小学教育的整顿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在校学生退学、休学、离校的“流动”“减生”问题。1955年夏，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为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但单纯地对参加劳动生产的强调宣传，导致全国各地不断有中小学生辍学现象的出现。1956年在解决辍学问题的同时，又加强了对招生升学的发展和宣传，也由此导致1957年在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五、结语

　　要通过加强劳动教育为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政治性的舆论声势上，更应该在劳动分工及其现实境遇上寻找出路。

　　综上所述，文章以“四八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讨论，试图呈现建国初中共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于是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可以说，新中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实践始终处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制度安排考量中，而个体利益在面对这一规定性时，也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状态，有关“出路”的各种言论中多有体现。普通教育的目标是接受基本知识教育，以进入更高一级教育，这是教育自身的发展模式，当把其放置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便会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关联起来，并受到后者的规制和影响。这就使得中小学毕业生的前途和出路问题不单是一个受教育过程，也是富有时代气息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过程。而且此过程又有一以贯之的实践逻辑和话语表达，即中共反复强调劳动教育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选择的重要性。不过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展开中，对青年学生的升学与就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处理却在政策规定、舆论宣传、具体实践等方面呈现了复杂多变的图景。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中共试图在劳动实践与普通教育之间构建种种历史关联，继而为中小学毕业生选择出路以可能性呢？这当然有必要对劳动的崇高感和光荣感赋予时代性的政治意涵，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简单地直达现实中的工农业劳动实践，而后者则与“三大差别”所连带出的利益差别和诉求直接相关。这些都使得要通过加强劳动教育为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政治性的舆论声势上，更应该在劳动分工及其现实境遇上寻找出路。如果不能真正把劳动二字所关联的实践展开及其复杂性处理妥当，那么要想彻底解决中小学生升学与就业的出路选择问题，仍将任重道远。

　　注释：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社会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BZS11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写作主要得益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上进行的多次讨论和交流，特此致谢。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9-394页。

　　[2]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第1版。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年，第237-238页。

　　[4]组织各个岗位上的青年学习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5]赵树理：《“出路”杂谈》，《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6]赵树理：《“出路”杂谈》，《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7]赵树理：《“出路”杂谈》，《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8]赵树理：《“出路”杂谈》，《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

　　[9]赵树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山西日报》1957年11月11日。

　　[10]赵树理：《“才”与“用”》，《中国青年》1957年第24期。

　　[11]赵树理：《三复集》后记，载《赵树理全集（1957—1961）》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80-381页。

　　[12]赵树理：《三复集》后记，载《赵树理全集（1957—1961）》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80-381页。

　　[13]杨一明：《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

　　[14]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中国青年》1960年第16期。

　　[15]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中国青年》1960年第16期。

　　[16]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对“劳动”、“工作”、“行动”等问题的哲学讨论，尤其是对马克思的“劳动”、“剩余价值论”概念的现象学解析，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中劳动为何会被给予崇高地位，从而在构造“积极生活与人的境况”的历史演进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等问题的思考，很有启发意义。详见【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7]舒新城：《同家长谈对子女的劳动教育》，《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第7版。

　　[18]舒新城：《同家长谈对子女的劳动教育》，《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第7版。

　　[19]详见刘子久：《劳动教育与劳动实践》，《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0]刘子久：《劳动教育与劳动实践》，《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1]刘子久：《劳动教育与劳动实践》，《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2]刘子久：《劳动教育与劳动实践》，《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3]定宜庄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时候，学校教育升学和就业就呈顺势的局面，反之，就会出现中小学毕业生面临不能升学的窘境，难以找到就业岗位。结果不得已的做法是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详见定宜庄著《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4]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5-6页。

　　[25]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8页。

　　[26]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303页。

　　[27]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4月29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2-110页。

　　[28]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314页。

　　[29]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317页。

　　[30]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1951年5月18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18-19页。

　　[31]关于全国高级中学、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统一招生的指示（1952年7月5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44页。

　　[32]关于实现1952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1952年7月6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8年，第45页。

　　[33]习仲勋：《1953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3年1月24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5年。

　　[34]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关于1953年全国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指示（1953年7月10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5年，第136页。

　　[35]《实事求是地解决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人民日报》1953年8月27日，第1版。

　　[36]张奚若：《关于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1953年11月26），《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5年，第18页。

　　[37]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5年，第48页。

　　[38]《切实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195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第3版。

　　[39]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8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5年，第27页。

　　[40]《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人民日报》1954年5月29日，第1版。

　　[41]董纯才：《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人民日报》1954年8月8日，第3版。

　　[42]《关于巩固小学学额防止减生现象继续发展的通知》（1955年7月9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6年，第12页。

　　[43]《关于巩固小学学额防止减生现象继续发展的通知》（1955年7月9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6年，第12-13页。

　　[44]《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第1版。

　　[45]《关于1956年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计划》（1956年5月16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7年，第3页。

　　[46]《关于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防止中学在校学生流动问题的通知》（1956年1月10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7年，第17页。

　　[47]《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26日，第1版。

　　[48]《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26日，第1版。

　　[49]国务院关于克服当前中小学生辍学现象的通知（1956年6月28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7年，第18页。

　　[50]国务院关于克服当前中小学生辍学现象的通知（1956年6月28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7年，第19页。

　　[51]张奚若：目前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和问题（1956年6月20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7年，第378页。

　　[52]关于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57年1月10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9年，第1页。

　　[53]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通知（1957年2月28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9年，第219页。

　　[54]关于当前中小学毕业生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57年6月5日），《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1959年，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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