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
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话说1957年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地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
此前，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萧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此前，韶山村印山冲农民毛裕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北京。他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学，同在南岸私塾邹春培先生那儿读过书。按照毛氏族谱“祖恩贻泽远”论起，毛裕初属“恩”字辈，比毛泽东长两辈。这两位同窗学友相见时，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毛泽东握着毛裕初的手，欲言又止。当毛裕初自报家门后，毛泽东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笑容，并正正经经地叫了声：
“叔祖父。”
毛泽东问起家乡人的衣食住行，得知家乡人的生活仍很艰难时，连连说：
“我这个主席没有当好呀！现在是过渡时期，国家底子薄，今后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只要大家奋发图强，搞好生产，就会有希望的。”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中午，毛泽东与毛裕初共进午餐，为他敬酒、夹菜。毛裕初说：
“主席给我敬酒、敬菜，真是不敢！”
毛泽东却笑着说：
“你是我的长辈，敬老尊贤，我是应当的。”
后来，毛裕初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地方。临别时，毛泽东让秘书给他添置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又送他200元钱，还特意送了一支长手电筒。毛泽东体贴地说：
“乡下没有电灯，晚上看不见，你回去可以用一用。”
毛裕初有一个多年的愿望，想去飞机场看看飞机。当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一口答应，并且说让他坐飞机回去，直接体验飞行的感受。
回到韶山后，毛裕初时常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并适时地反映家乡的情况。毛泽东虽然忙于国事，无暇回信，却仍然挂念着这位叔祖父，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予回信。
1957年12月1日，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1957年12月1日
原来在1957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那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客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12月初，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泪水便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这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2月7日，毛泽东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8日13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南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济南。
南下出发前，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9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珍珠泉礼堂与参加山东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们会面谈话，然后看了大字报。
中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济南抵达南京。
据专机工作人员回忆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毛主席“一时兴起”，改变了计划，发生了一件让机组人员异常紧张的事情。当飞机接近古城南京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楼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楼开会。”在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
“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都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
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说：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说：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楼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的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
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的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
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再说毛泽东在南京期间，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12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飞抵杭州。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据他说：这篇社论在访苏前就开始写，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的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审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计划问题，提出搞地方工作的应该管3件事：工业、农业生产、意识形态问题。
12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
12月16日，毛泽东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赶来杭州集中开会。陪同缅甸副总理来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12月16日晚上，毛泽东看罢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送来的12月9日的一个讲话《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内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十分高兴和重视。
12月17日凌晨2点，毛泽东给叶子龙写信，他写道：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2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一起阅读、座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是日晚，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写道：
“惇元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祝好！”
他在给李淑一的复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500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顺祝教礼！”
他还给孙燕写了一封回信，对孙燕的工作安排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还声明：
“此事应由党作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12月18日，毛泽东继续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7人开会，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按他的话说，这次会议是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约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田家英等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尔后，他指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后来《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这个报告发了“编者按”，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
“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修改后的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12月25日8时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他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5日这一天，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做了一些修改。
后来，《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说柯庆施的文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通意义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12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照片。并要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导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毛泽东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作了批示。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且说，“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就在元旦这一天，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院》特刊上首次发表了。
后来，章士钊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后，曾经向他请教词中的“骄杨”一词作何解释，毛泽东沉痛地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能不骄！”
又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4个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
然后，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十分郑重地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1月2日，毛泽东对《江苏红领巾支持四十条》新闻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
1月2日，周恩来飞杭州与毛泽东商谈接见也门巴德尔王太子事。
是日晚上6时，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
1月3日，毛泽东对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毛泽东又看了胡乔木等人修改的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仍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他写道：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行动起来。兹将1958年1月2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1958年12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27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毛泽东写罢，又批示道：
“刘、周、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接着，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王佩琨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生产方面的差距，认为中国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阅罢，对这篇文章批示道：
“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的大华饭店再次召集华东6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陪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前，毛泽东为这第2次杭州会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他写的是：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1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抓两个12条。他还谈了干劲和反右倾问题。
1月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会议上讲话。他对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的第一书记提出了17个问题。
他在两次讲话中，再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他还说：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毛泽东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说：
“我们的革命步骤是：一、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3年内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1955年也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这3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以后有问题还要搞。”
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才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
他特别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毛泽东还说：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
用毛泽东的话说，与1957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一次杭州会议相比，这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杭州会议为后来的南宁会议拉开了序幕。毛泽东谈到的17个问题，成为他后来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雏形。
1月4日傍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到上海去接周谷城、赵超构和谈家桢3人来谈话。
在上海的周谷城突然接到统战部的电话，说是要他马上去统战部。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毛泽东要约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一起去杭州聊天。3人聚齐后，在江湾机场上了飞机，连夜飞往杭州。谈家桢在专机上看到机舱里的陈设，如同他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就猜想到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一问工作人员，果然是毛泽东的专机。工作人员还告诉客人：
“主席交代说，派我的专机去上海，不要怠慢了老朋友。”
3位客人闻听此言，心情都特别激动。
是日晚，西子湖畔，皓月当空。10点多钟，周谷城3人乘车来到一所水木明瑟的庭院里。毛泽东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对谈家桢说：
“谈先生，老朋友啰！”
毛泽东把客人们迎进室内，里面陈设十分简朴，只有1张方桌，4把椅子。毛泽东和3位客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工作人员上了茶水，转身去了。毛泽东见客人都有些拘谨，便笑着问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周谷城见毛泽东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一怔，便反问道：
“是姓关吗？”
“你错了，”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关公本不姓关。他原先在家乡杀了人，逃到了潼关，潼关守将盘问他姓什么，他抬头看见潼关二字，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姓‘关’，从此也就真的姓关了。”
大家见他如此绘声绘色地将民间传说演绎了一遍，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泽东见气氛缓和了，便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回答说：
“温州。”
毛泽东说：
“好，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3次建议赵超构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赵超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地区，深入群众参观访问，写出了《吾自家乡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再说毛泽东见赵超构点头同意，就又对谈家桢说：
“当教师的也不要老关在书房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一走。”
他还关切地问谈家桢：
“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
谈家桢说：
“感谢主席的支持，我本人已经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看成是‘统战需要’，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然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到了深夜，毛泽东邀3位客人共进晚餐。这时，周谷城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哩。4人边吃边谈，吃完饭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毛泽东住处到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披着大衣，坚持要把周谷城3人送到门口，他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的集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车旁，等他们上了车这才回去。
1月5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请周谷城3人一同吃午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他身边，边吃饭边谈问题。毛泽东特别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午后，毛泽东在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到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上千亩试验田视察。研究所里显得格外宁静。值班所长楼宇光接待了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看到大楼走廊里有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就弯下腰摸摸，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楼宇光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
楼宇光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改革工作这么了解，就说，已经装上了。毛泽东走进休息室，他脱下帽子，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要楼宇光坐下来谈谈所里的情况。楼宇光便把所里的研究工作作了简要汇报。他说，省农科所规模不大，重点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做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4个系和一个园艺组。毛泽东注视着楼宇光，对他说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很感兴趣，而且对许多作物还很熟悉。楼宇光有点紧张，一时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情况。毛泽东问：
“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马上作了补充。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回答：
“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毛泽东说：
“要做好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展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楼宇光说，好。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省委负责人说：
“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说，赞成。毛泽东说：
“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
毛泽东又问楼宇光；楼宇光说：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泽东说：
“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他和楼宇光谈了各种元素的比重后，还谈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他说：
“你可以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给我看吗？”
楼宇光立即取来两本土壤科学方面的书，送给他。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调查研究和虚心地请教，终于使他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工（工具）”。
毛泽东离开休息室，来到大楼前的试验田里，要观看工人和技术员们演示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过程。工人张有根用心调整着调节杆，又吆喝着前面两条耕牛，唯恐出差错。毛泽东走到他面前，问：
“你会耕地吗？”
张有根说：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毛泽东看着张有根牵了一下牛绳，两头牛就顺从地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的前行。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察看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望着张有根和刚刚跑过来的楼宇光，问：
“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张有根说：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做。”
“我行吗？”
毛泽东转过脸来对着大家问道。张有根和吕其千立即调转犁头，重新将犁插入土中。毛泽东对站在旁边的楼宇光问：
“你行吗？”
楼宇光红着脸没有说话，因为他没有耕过地。毛泽东走上前去，从张有根手中接过双轮双铧犁扶手和牛绳，开始耕地，周围的人尤其是楼宇光，注视着毛泽东驾驭着双轮双铧犁一直犁到了地头。毛泽东放下农具，又询问了职工的生活情况。省农场农具管理局李安邦副局长向他呈送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试验资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要离开杭州去长沙。浙江省委的几个负责人来到杭州饭店，看看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毛泽东突然说，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状况。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就说：
“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这时候，毛泽东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去了笕桥机场，在他身边的只有叶子龙、王金山、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人。王芳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小营巷部署一下，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等候。他还交代司机说，路上车子要开慢一点。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身着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下了车，见街头巷尾干干净净，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痰迹。在那些很陈旧但都擦洗得能辨别出木板纹路的大门上，都贴着写有“清洁”二字的红纸条。他来到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住过的61号院大门口，见两个正在聚精会神地下着军棋的小姑娘都把棋子仆倒在棋盘上，便问：
“你们怎么下仆棋？”
两个姑娘没听懂毛泽东说的“仆棋”的意思，一边埋头下棋，一边纠正说：
“我们是在下暗棋。”
毛泽东听了，微微地笑了，轻声问道：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小姑娘随口应道：
“好，好，欢迎。”
其中一个叫戴桂芳的小姑娘，抬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毛泽东，她非常惊讶，说：
“你……是……毛主席？”
旁边的李银桥朝戴桂芳点点头。毛泽东向她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戴桂芳赶紧站起身，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毛泽东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参观好吗？”
“好，好。”
戴桂芳与何天瑞使劲地点头。这时，石侣琼、程瑜也走进了61号墙门。毛泽东见到她们，微笑着点点头。石侣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低声说道：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又握着程瑜的手，问：
“这里住了几户人家？”
程瑜连忙回答：
“10户。”
准备去上工的杭州永安丝织厂青年工人郑肇勇刚跨出房门，一眼看到毛泽东，便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你们这里卫生工作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问郑肇勇。郑肇勇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这里的卫生工作搞得还好。”
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走进过道，看了放在那里的饭桌，又看了菜橱，都像刚擦洗过一样，他问大家：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
大伙儿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走进厨房。这厨房是10户居民共享的，虽然光线暗淡，有点潮湿，但是锅盖、碗橱等几乎一尘不染，锅灶、煤球炉和炊事用具，都放得整整齐齐，靠着炉灶的那一面墙虽然被烟熏得黑里发亮，但却见不到成串的灰尘。刚下班的女工游静之正在烧菜。毛泽东问：
“你怎么现在才烧饭？”
“我加班。”
游静之有点紧张地说。
“你烧的是什么菜？”
“豆腐。”
“还有什么吗？”
“有，还有牛肉。”
毛泽东打开锅盖看看，笑着说：
“不错，不错，营养不错嘛。”
他细心地看了看厨房内的一切，然后向郑肇勇家走去。
“里面可以进去看看吗？”
毛泽东站在郑肇勇家门口问。郑肇勇打开房门，高兴地说：
“毛主席，欢迎您进来！”
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像，桌上放着几摞书。毛泽东坐下来，指着桌上的书问：
“这些书都是你看的吗？”
“是的。”
郑肇勇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日记本，很仔细地看了几页，笑着说：
“很好。”
他伸出手握了握郑肇勇的手。毛泽东转身看到郑肇勇的哥哥从厂里得来的先进工奖品，便问道：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永安丝织厂的青年工人。”
郑肇勇随手拿了一块永安丝织厂出品的丝绸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称赞地说：
“很好，你们一家都很好！”
他和61号院的男女老少一一握手道别，满意地离开了他检查的第一个院落。
毛泽东来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营巷，人们带着欢乐和兴奋的心情，愈来愈多地汇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他来到居民俱乐部门口，见墙上贴着墙报，便停下来观看。
“这是谁出的？”
他问站在身边的程瑜。程瑜回答说：
“居委会出的，庆祝元旦的。”
“内容不错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看了墙报，他又走进56号墙门。这座大院的房子比61号的好一些。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很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毛泽东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来到天井。天井里，一字排开5口大水缸，每口缸上都盖着木盖子，毛泽东走到一口缸前，揭开缸盖，仔细地瞧着。
“这是天雨水。”
站在旁边的程瑜向毛泽东解释。此时，自来水还不是很普及，居民们一般都饮用河水或天雨水。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金鱼好奇地问：
“为什么养鱼？”
“鱼吃孑孓。”
孑孓是蚊子的卵在水中孵化出来的幼虫，身体细长，游动时身体一屈一伸。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便想到在水缸里养金鱼的办法。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
“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噢。”
56号里还有一个菜园子。居住密度如此高的院落里竟然还有菜园子，毛泽东很感兴趣，他随着石侣琼、程瑜等来到菜园子。菜园左角上有一口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粪缸上加了双层盖子，外面也刷洗得挺干净。所以，站在粪缸边也闻不到臭气。程瑜揭开粪缸盖子，对毛泽东说：
“这个粪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毛泽东问：
“怎样才不生蛆呢？”
“用石灰洒在上面。3天洒一次。”
程瑜说着，盖上粪缸盖。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说：
“不错。”
看了两个大院落后，毛泽东兴致依然很高，对紧跟着他的王芳说：
“再看看。”
王芳点点头，寸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走出56号大院。毛泽东看到巷子里有一棵用草绳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树，就问程瑜：
“这树是你包的？”
程瑜说：
“不是。”
“你住哪里啊？”
毛泽东边走边和她聊了起来。程瑜回答说：
“住新开街。”
“你姓什么？”
“程，工程的程。”
“叫什么？”
“程瑜，周瑜的瑜。”
“你干什么工作呀？”
“我是居委会负责卫生工作的。”
“噢。”毛泽东停下脚步，重新打量了一下程瑜，说：
“你们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2号大院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已相当陈旧，但是，泥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连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到一根杂草。看得出来，这里的主人们是非常注意卫生的。毛泽东还未跨进42号院大门，居住在里面的孩子们已飞身奔回院子报信：
“毛主席来检查卫生了！”
院子里的人赶紧从各自的家门奔出。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向居民们伸出手去，还不停地招呼着：
“老太太您好！小朋友好！”
经程瑜介绍，毛泽东来到教师胡澄章家。
“这是你们的房间吗？”
毛泽东问。胡澄章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你叫什么名字？”
“胡澄章。”
“在哪里工作？”
“杭州铁路中学。”
毛泽东点点头，视线移到挂在板壁上的奖状，逐字逐句地念了起来，念完后，又握住胡澄章的手，说：
“哦！原来是一个先进教育工，很好！”
当他看到挂在床前板壁上的一张“拼音字母挂图”时，问胡澄章：
“你们在学习吗？”
“我们在学习，小孩也在学习。”
胡澄章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自己的孩子。毛泽东低下头看看孩子，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头，说：
“很好！”
他发现一张床上没挂帐子，便问：
“不挂帐子，有没有蚊子？”
胡澄章说：
“没有蚊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从胡澄章家出来，他又来到军属居素吾家，走到那张临窗放着的书桌边坐了下来，看见桌子上有一张《杭州日报》，便拿起来问程瑜：
“是今天的报吗？”
程瑜凑上前看了看说：
“是的。”
“你们都订报吗？”
“都订。”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打开报纸，看起了头版的新闻。外面的群众越来越多，不少人趴在窗框上向屋里张望。毛泽东朝外看看，笑着站起身。他发现室内两张床也没有挂帐子，关怀地问：
“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告诉他：就是在夏天，这里蚊子也很少。毛泽东满意地点着头，走出了房门。
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奔到巷子里来了，大家把42号墙门的里里外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毛泽东一出来，大家主动闪出一条道，簇拥着毛泽东向前走。毛泽东在大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微笑着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把手伸过来要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过去。这只手还未放下，另一只手又把他握住了，接着几十双手又伸向毛泽东。毛泽东无法前行了。王芳建议毛泽东该走了，毛泽东笑着说：
“还早嘛，不急嘛。”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来到车边。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微微颤抖的手，说：
“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叶子龙、王芳赶紧拥着毛泽东上了车，他还挥着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让出道来，不断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终于要离开杭州了，毛泽东握着担任警卫处处长伍一的手说：
“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每次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分晓。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12月25日写给胡乔木的信，请认真看一看。他在信中说：你起草的“‘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可是到了1958年1月3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修改稿，还是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写了一个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不是有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些文章出自胡乔木之手”吗？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跟在毛泽东身边，如今写一个通知还要毛泽东如此仔细地点拨而尚未写成，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还值得认真一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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