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向八路军投降的日本兵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习近平的这段话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战时日本史料《中共概说》也证实了这一论述。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队伍先后挺进日本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敌后战场从开辟之日起就引起了日方的重视，日方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共的情报，探究对付中共的对策。其代表性的情报资料是1944年日本政府大东亚省编写的《中共概说》，该文长达219页，全面地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情况：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中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深得民众拥护，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共的。这些观点既代表了日本官方对中共的认知，也从另一个面向印证了中共在中国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中共概说》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极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抗日战争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一）《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共概说》回顾了中共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政治指导理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新的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中共概说》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应对国共合作之下的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理论的与实践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中共政治指导理论的集大成者。”即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抗日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集中体现。《中共概说》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做了详细介绍。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论》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要素，中国慢慢朝着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毛泽东由此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现阶段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谁来领导呢？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软弱，对革命的敌人又具有妥协性，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完成革命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建立由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主共和国是由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与最新式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其次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因此，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应归这个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并不否定私有财产，小企业和并不操纵国民生计的产业被允许发展。二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即所谓“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根据以上政策，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经济政策时，“节制资本”的原则被称为“公营经济”的新式国家经济。此外，还有作为群众团体组织的“合作经济”、土地政策方面的减租减息政策、社会政策方面的劳动保护政策（针对雇农及工场劳动者）。“平均地权”是通过减租减息的政策、统一累进税、没收汉奸土地等政策来实现的。为此，《中共概说》认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完成了从土地革命到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的转变，将中国从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间接地为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条件。
再次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和经济，其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民族的”。即带有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的”意味着对外国文化不能生吞活剥，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要采取中国的民族形式来接受。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即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第二个特征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毛泽东指出，这种“科学的”文化，并不是完全接受本国过去一切的文化，而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第三个特征是“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文化人和文化思想不接近民众，就是“空军司令”或“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总之，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文化，是中共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中共概说》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共在中国革命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创作式的自由解释”，已经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纲领，是中共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民主主义论》代表着对中共将来集中性指导理论的确立，可以说是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金字塔”。可以说，《中共概说》对中共的这种认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共概说》认为，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很快，拥有80万党员和50万红军，各根据地的人口总数达1亿人，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员思想素质低下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于是，1941至1942年，中共在党内开展了对学风、党风、文风进行整顿的整风运动。学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党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宗派主义，文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党八股。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做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指出党内学风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指出，党内学风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许多同志对待党外人士妄自尊大，轻视大众，这也是宗派主义。“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党内学风的第三个问题是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指出，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一样都是形式主义。党八股的特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
《中共概说》认为，从中共指导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整风运动是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中共根据20年来的斗争经验，意识到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性质，将发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公式般地运用在中国社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要建立一个政权组织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依靠民众朴素的民族情感与乡村意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将这些质朴的诉求合理化的理论。中共正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中的灵活性为前提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质，从而达到了扩大党势的目的。但随着中共的发展壮大，党员素质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作为对策，中共考虑对党员的思想进行整肃。因此，中共在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为了彻底贯彻新民主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一种形式”。
总之，《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并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导中国抗日战争。
二、中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
《中共概说》认为，中共领导有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顽强的战斗力，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核心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已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中共概说》认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涌现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中共自建党以来，先后经历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两个时代（原文如此——注）后，便进入了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毛泽东是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员，党龄很长，有优秀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1927年领导了湖南农民暴动（即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自此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者。《中共概说》认为：“毛泽东的组织及领导，朱德、彭德怀的军事指挥，刘伯承的参谋……周恩来的外交，林伯渠的内政，这些都是被各方称道的党内各方面的杰出代表。”所以，在日方看来，中共领导人在多年的革命斗争历练中，涌现了一批卓越的党、政、军领导人，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集体领导核心，使中共的领导坚强有力，也为中共的抗战提供了保证。
（二）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
《中共概说》指出，中共设立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每年召开一次，其代表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为：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2.对党纲上的问题作出决定；3.对一切关于政治政策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进行决定；4.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是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关，代表党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负责党的各种机关的设立，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组织活动。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政治局，政治局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指导党的政治活动，同时政治局还选出常务委员会指导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各种运动的需要设立了各部、各委员会。这些部及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各种运动。
同时，中共还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容如下：（1）下级党组织和高级党组织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以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各级党组织关于选举需要作定期报告；（3）下级党组织必须遵守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严守党规，迅速且确实地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党员对于党内问题，只能在相关权限机关作出决议前进行讨论。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提出的决议。换言之，即使有一部分党员或地方组织并不认同这些决议，也要无条件地执行。从上述日方记载可以看出，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确保了中共具有顽强的战斗力。
（三）“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共在长期的党建工作中，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
一是党领导边区政府。据《中共概说》介绍，1937年9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共军队的总后方、中国赤化的总据点、抗战的中心……是其他人无法染指的特殊区域”。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作战的地区，被称为某某边区的根据地层出不穷，其数量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约有20个。七七事变后中共的根据地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在抗日根据地的边区政府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但主导权掌握在中共手中。《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巧妙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以中共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二是党领导军队。据《中共概说》记载，中共军队内设有党的机关与组织，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为了行使领导权，中共军队内设有党的机关与组织，通过这些机关与组织的活动，确保了军队遵循党的路线。同时，军队的政治委员、政治部、党支部等，彼此之间相互紧密联系，对军队内外及民众开展政治工作，完成政治任务。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是：1.对军队内部的官兵进行教育，加强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的团结，以此强化部队的战斗力。2.针对军队外部即对民众开展政治宣传鼓动，密切民众与军队的联系，以此对民众进行动员，让民众参加到抗战中来。3.对他们的敌人，即对日本军队的士兵开展政治工作。《中共概说》的结论是，拥有军队是中共最为显著的特征，没有军队中共便没有今日的强盛，也不会有政权的建立。但中共军队不单是战斗部队，也是共产主义的宣传队，民众的组织者，是中共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三是党领导民众团体。《中共概说》指出，中共极其重视组织和动员民众，在根据地建立民众团体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主要有抗敌后援会、农民联合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自卫军等等。这些团体或多或少都承担着抗日的任务。例如，农民联合会主要进行指导农民工作，解决农民的困难，动员农村民众参加抗战等工作。工会的任务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参加国防建设，强化对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青年救国会对青年儿童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出大量体格健全具有军事素养的人员并让其参加到抗战中来。妇女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到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工作中，并引导妇女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参加抗战。自卫军是民众的抗日武装力量，负有武装保卫边区，锄奸剿匪，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中共通过民众团体组织将民众团结凝聚在自己的周围。从以上《中共概说》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众组织与民众工作，主要是通过民众团体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拥政爱民运动等，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由此建立了党与民众之间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成为了中共立足的群众基础。
总之，《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在党政军民学中，实施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在中共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迅速，至1944年初，已发展到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东北、华南等地。《中共概说》感慨地写道：“中共的先驱苏联共产党凭借300万党员掌握并领导了2亿俄罗斯民众。如果估算中共影响下的边区总人口为1亿人，那么掌握这些民众则需要150万党员。换言之，当中共拥有600万党员之日或许就是中国的赤化之时。”可见，《中共概说》从中共的发展势头已预感到未来的中国或将属于中共。
三、中共深得民众的拥护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共一贯的宗旨和优良传统。抗战时期，中共紧紧依靠民众，密切联系民众，一切为了民众，深得民众拥护。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从《中共概说》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一，中共动员民众投入抗战。中共巧妙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进行了阐释，并将其与中共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以争取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引导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战争。《中共概说》分析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政局，指出中国众多农民的生活饱受煎熬，知识分子阶层渴望革新，同时民众普遍存在着抗日心理，中共将民众变革的需求和抗日情绪这两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开拓出了自己的新道路，通过“巧妙宣传”“获得了对方的支持”。1941年5月1日，中共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概说》认为：“这个纲领的内容包含了强化抗日行动、制止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牵制蒋介石的独裁、获得民众支持、争取人心、缓和资产阶级的情绪、优待抗日军民、承诺善政、争取蒙回民族的支持等方面，中共希望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势力。”此外，中共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与三三制这样的理论和政治制度，让民众感到与中共一起行动是国家民族获得振兴的最佳途径，从而加深了对中共的信赖感。
第二，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共实施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普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禁止了高利贷，废除了封建的苛捐杂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中共概说》记载，中共认识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改善农民的生活，从而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中共认可一部分士绅的民主改革，通过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以此让地主阶级也一同抗日。中共还肯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适当改善劳动者生活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富农的生产方式进行鼓励。根据这一原则，对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即25％）、“一五减息”（年息15％），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中共也规定农民交租交息，以调动各阶级的积极性。从《中共概说》的以上介绍可见，中共的经济政策是在新民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确保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调动了各方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精兵简政，建立节俭政府。据《中共概说》记载，中共实施精兵简政政策，精简党政机关人员和军队人数，让党组织和政府更富有活力，使军队更有战斗力。然后将精简的党政军人员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增加生产收入，以此“减少消费性的支出，通过生产增加收入，不单直接有利于财政，也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给经济带来好的影响”。譬如，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应符合军队占总人口的2%，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员各占1%的方针。尽管行政费用因此遭到了极大的缩减，但即使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对教育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的支出也并不吝啬，与之相对的则是政府经费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很少。由于军政方员费用得到了极度的削减，中共采用了津贴制度，以伙食费为例，边区政府主席和军队司令每月津贴不过5元，县长不过2元5角，士兵不过1元。“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尽管贫穷但在内容上如此合理有分寸的政府。”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以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贫穷民众共同生活，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也是中共军队发展扩大的原因所在。
第四，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民众的负担。中共在日军进行大“扫荡”作战和经济封锁的极其困难条件下，动员党政军民齐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垦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通过白手起家建立工业、商业，由此解决了根据地军民急需的日用品，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据《中共概说》记载，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1938年，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了种植蔬菜、饲养家畜、制造被服等工作，并在1939年大规模展开。当时南泥湾只是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八路军359旅上至旅长王震下至炊事员，都积极加入南泥湾的拓荒生产中，在1939年开垦了百万亩的荒地。边区军队还开展工业、农业、运输等各方面的生产，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同时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边区政府也让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到1943年，军队以及公共机关的自给率已经实现了年度自给。这种由部队或机关推行的农业经营、合作社经营，或是兵工厂、纺织厂、烟草厂的经营，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也十分普遍。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使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时期。
总之，抗战时期，中共按照一切为人民的宗旨，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民众负担，赢得了民心。《中共概说》这样写道：“对获得民众支持极其重视的中共……自称‘不论边区（陕甘宁）的文化被如何封锁，经济如何的落后，这里民众工作的缜密与健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或许绝不是夸张。现在中共领导的民众组织与事变之前相比，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已呈现根本性的变化。”正因为深得民心，中共才能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上述日方《中共概说》可以看出，中共之所以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因为中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中国的持久抗战；中共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坚持依靠和发动群众，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该书甚至还预言了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敌国日方的记载不但从另一个面向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外国史料看中共抗战的主旨所在。
单位：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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