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哈帕尔·布拉尔在斯大林学会发表演讲，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斯大林诞辰130周年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德克和加米涅夫）指责“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出卖中国革命，出卖中国共产党人出卖中国革命。
从那时起，这种诽谤就被托派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叛徒、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可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起并重复了数千次。这些士绅们竭力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斯大林和联共（布）的路线相同）和毛泽东的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之间制造尖锐的意见分歧。事实远非如此。
毛泽东在斯大林60岁诞辰之际说的话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我们要学习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引自陈伯达《斯大林和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和性质的分析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反封建，因为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因素。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亿/4.5亿，其中3.5亿或4亿人生活在农村。大约90%的人是农民，他们被封建主义剥削到了极点，因此，中国革命最突出的特征是反对封建主义。
因此，中国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和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整个军国主义官僚体制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是反帝革命，因为帝国主义支持封建主义的整个结构，整个封建主义结构。
正是帝国主义培育、激励、支持和维护封建主义和站在封建主义一边。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不能不同时参与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因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密不可分，就像今天在中东发生的那样。
早在1913年，列宁指出，欧洲过时的资产阶级出于对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恐惧，正在“支持一切落后、垂死和中世纪的东西”，并“与所有腐朽的力量结合”，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工资奴隶制。他写道：“整个欧洲资产阶级衰落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它为了金融操纵者和资本主义骗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派”（《落后的欧洲和发达的亚洲》）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分析
托洛茨基低估了封建主义的力量，没有给予决定性的重视，认为中国革命只是为了结束中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这场革命是反帝的，主要是因为它旨在废除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托洛茨基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以下论点：“布哈林藉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难怪斯大林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描述为“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正如斯大林所说：“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此外，通过比较和总结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的路线，斯大林继续说道：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托洛茨基低估农民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根据他的“不断革命论”得出的，该理论独自解释了托洛茨基主义沦为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革命机构。
正如斯大林所言：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24日的讲话）。
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其他错误
错误1：
托洛茨基对武汉的“逻辑矛盾”。
在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广州时期），特别是1925年至1927年4月12日期间，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曾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首先，谈一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它是由几个被压迫阶级组成的集团，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组成的集团。这是一个基本上由四个阶级组成的集团。1925年至1927年4月12日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发挥了进步作用（稍后将对此进行介绍）。
托洛茨基要求中国共产党撤回对国民党的支持。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总是反革命的。
托洛茨基把中国资产阶级（在被压迫国家）和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作比较是错误的。
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挥进步作用，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
只要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纲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独立组织的工作不受阻碍，这种联盟就是合法的。事实上，作为国民党的一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发动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民族资产阶级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中心，抛弃了革命阵营，站在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一边。
为什么？a）对土地革命的恐惧；b）帝国主义在上海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抛弃，国民党左翼在武汉设立了总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大发展的基地。
托洛茨基反对派如何描述武汉？
托洛茨基将其描述为“空架子”——但并不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这一“空架子”，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武汉与国民党左翼结盟。
请允许我引用斯大林讲话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托洛茨基对武汉的态度——“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斯大林说：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这就是托洛茨基在武汉问题上的立场。
季诺维也夫将武汉政府描述为基马尔派政府。基马尔革命是上层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从一开始就针对工人和农民，这是一场陷入第一阶段的革命，完全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政府不反对封建主义。因此，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政府中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武汉真的是这样的政府，那么推翻这样的政府是绝对必要的。“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斯大林）
季诺维也夫非但没有主张推翻它，反而认为应该给予它最有力的支持！
以下是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4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的话：
“有必要向汉口（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的三重城市）提供最有力、最全面的援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
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这一特殊立场的评论是：“谁能懂得呵！”
是的，同志们，谁能懂得呵！
斯大林这样总结反对党对所讨论问题的困惑：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错误2：
反对党要求在共产党参与武汉政府的同时建立苏维埃。
就在反对派要求“大力”支持武汉政府的时候（见上面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它还要求立即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苏维埃是革命的组织中心，是反对现行制度的起义机构。否则，他们必然会堕落，成为空洞的聊天室、空洞的玩具，必然会导致群众的冷漠、漠不关心和幻灭，他们自然会厌倦无休止的决议和抗议的重复。
1927年春天，当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政府是革命的时候，这样的呼吁无异于“跳过”国民党革命阶段，危及革命，为蒋介石提供不可估量的服务。
既参与武汉，又呼吁推翻武汉，这种不协调简直是疯了。
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陷入了这一无望的矛盾之中，因为：
（一） 它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
（二）它混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使它忽视了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与俄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前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而且确实发挥了进步和反帝的作用，后者不能也没有发挥进步的作用。
总结：
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路线
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恰当总结。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四月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初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托洛茨基主义选择“不合时宜的时刻”来攻击共产主义运动
斯大林同志在讲话结束时说：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托洛茨基主义长期以来一直选择不恰当的时机攻击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从1905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它都定期这样做。
反对派失误的原因：战术
除了关于中国革命前景的破产计划外，反对派在战术问题上也同样破产。
列宁主义的第一个策略原则：考虑特定国家的民族特性
1926年4月，反对派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混为一谈，提出了一个口号：不与中国资产阶级结盟，当时在广州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发挥了进步作用，国民军到达了Yang Tse，从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领域。
由于这些胜利，反对派撤退了，放弃了旧的模式，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中国共产党不得退出国民党——这是反对派因没有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性而受到的第一次惩罚。
第二个例子：反对派不明白中国革命是反帝的，正是因为帝国主义鼓动、维护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直接（封建）剥削者。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与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群众性土地运动时，反对派再次被迫承认错误并撤退。这是反对派遭受的第二次惩罚。
第三个例子：在中国，商业资产阶级购买土地并将其租给中国农民。由于商人不是封建领主，反对派提出了一个现成的公式，即封建主义和封建残余无关紧要，中国革命不是首先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而是争取海关自治的革命。反对派忘记了剥削中国人民的是封建主义，中国的整个军事官僚结构都建立在封建残余的统治之上。同样，由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群众参与了反封建和反帝斗争，反对派不得不撤退。这是反对派遭受的第三次惩罚。
正如斯大林所评论的那样“公式和现实之间的不和谐——这就是反对派伪领导人的命运”。
列宁主义的第二个策略原则：盟友问题
无产阶级离不开盟友。但这些盟友必须是群众盟友，他们不阻止无产阶级独立组织起来，不阻止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并激励他们革命，他们绝不会限制共产党的宣传。
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争取群众盟友，即使这样的群众盟友是暂时的、软弱的、摇摆不定的、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盟友。这就是列宁主义第二个策略原则的本质。中国无产阶级有这样的盟友吗？是的，确实如此。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广州时期——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这些同盟者是：（一）民族资产阶级；（ii）城市贫民；（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农民。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是一个群众组织和革命力量。当时广州是反帝革命斗争的中心。
这一时期的成就是什么？这一时期的成就是：
（1） 革命领土的扩展：革命军队到达长江；
（2） 中国无产阶级有机会公开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以工会、罢工委员会等形式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
（3）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不同的团体中组成一个五六千人的群众性政党；
（4） 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农民组织的第一批核心，即农民协会；和
（5） 中国共产党得以渗透到军队中。
对于当时相对较小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收获。
1927年4月12日，民族资产阶级放弃革命，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中心。此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革命一边，在武汉建立了一个革命中心。
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盟友是：（一）农民；（二）城市贫民；（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左翼尚未自取其辱的时期，退出武汉国民党是错误的；当时武汉是革命的中心。
武汉时期的收益是：
（1） 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00到6000名党员的微不足道的政党，变成了一个有5万到6万名党员的政党
（2） 工会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有300万会员；
（3） 农民组织扩大到包括数千万农民；
（4） 共产党获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性；
（5） 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开始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成为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把中国人民群众团结起来。
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成就。
正确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保证胜利
当武汉国民党，也就是左派国民党，放弃革命时，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开始说，这是因为共产国际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但正确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保证胜利。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还需要阶级力量的有利平衡。如果反动势力更强，即使革命遵循正确的政策，也可能失败。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要取得成功，除了阶级力量的有利平衡外，还需要正确的政策、正确的纲领和策略。
斯大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要求正确的政策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二、关于中国，《真理报》，1927年7月28日）
此外：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
“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奉行正确的政策，它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在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就连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也在这一时期宣称，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实行革命集团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一旦武汉放弃革命，反对派就开始声称与武汉国民党结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并试图将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从而表明其软弱、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以及背离列宁主义的第二个战术原则——无产阶级需要为自己争取群众盟友。
第三个策略原则：教育群众的问题
这涉及到教育群众的问题；党的口号如何变成群众的口号的问题。共产党人必须怎样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使他们（群众）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确信党的口号是正确的呢？共产党必须如何领导群众，才能把一个公式，一个对不久的将来的展望，变成一个作为当今口号的公式？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行动？这一点尤为重要。
托洛茨基主义者总是告诉你，“我们是第一个告诉你民族资产阶级会抛弃的人”。同志们，这不是玩游戏的问题，根本不是谁第一个告诉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抛弃的问题。这绝对是愚蠢的。问题是，你在特定的时间主张什么政策——一种适合形势的政策，既不超前于群众，也不落后于群众。如果你在群众接受之前很久就发布了一个口号，那么你以后说你是第一个发布这个特定口号的人是不够的。
共产党必须看得比群众更远，但同时也不能走在群众前面太远。如果共产党总是采取过度或不足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就不能被称为长期策略；这些都是随意的策略。
统一战线的概念主张
反对党总是提到共产国际1926年10月发出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之前，不应加强土地运动”。
这封电报是错误的，斯大林承认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在发出后五周内取消了它。
关于这封电报，需要注意以下事实：
1.取消这封电报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不是反对派；
2.反对党第一次提出这封电报的问题是在这封电报实际上被取消九个月后。
这封电报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这完全不符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印象。
共产国际的路线包含在许多众所周知的文件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篡改历史的人很容易忽视这些文件。
共产国际在这些文件中呼吁中国共产党“巩固与农民的联盟”，“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并认同“土地革命”。
以下是1926年11月，即上述电报发出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一份真正定义共产国际路线的文件）的摘录：
“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
此外：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
请允许我引用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发表的讲话中的一些段落。斯大林的讲话以《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题发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的特点是这篇讲话，而不是上面的电报。
斯大林在讲话中说：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
此外：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
这是1926年12月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份文件：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 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吿：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这是蒋介石政变前一个半月发布的第四份文件：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 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 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斯大林：《关于中国、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1927年）。
事实上，早在1926年4月，即国民党右翼和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并指出有必要为“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而努力。
上述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广州时期——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当时革命主要是打击外国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革命阵营并支持革命运动。
反对派知道所有这些文件，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正如斯大林所说：“为什么[反对派]对[上述文件]只字不提？因为它的目的是挑起争端，而不是揭露真相”（1927年8月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接着提到1926年2月至3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广州时期）的估计与共产国际的估计大致相同，但一年后被反对派否定。季诺维也夫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成员反对，甚至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或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也没有反对。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武汉时期
反对党声称共产国际没有警告中国共产党左派国民党可能会倒向反革命一边。1927年5月的两份文件驳斥了这一说法，共产国际在这两份文件中向中国共产党强调了系统发展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组织八个或十个革命工农师，配备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组织和加强后方和蒋介石部队的瓦解活动；吸收新的农民和工人阶级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便他们大胆的声音可以坚定旧领导人的立场或将其罢免。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见斯大林1927年8月1日的讲话）。
反对派错误总结
在这个阶段，用斯大林的话总结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是非常有用的：
“反对派最主要的错误是：
“（一）反对派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反对派看不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
“（三）反对派在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背弃了列宁的策略。
“（四）反对派不了解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五）反对派在先锋队（党）和后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违反了列宁的策略原则。
“（六）反对派背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和第七次全会的决议。”
斯大林继续说道：
“反对派大肆吹嘘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断言如果采取这个政策，现在中国的情形就会好些。几乎无须证明，假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它就会由于反对派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而使自己完全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 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不用说，如果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采取他们的错误意见，采取他们的反列宁的方针，中国革命的这些成就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微乎其微。
“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会怀疑这一点”（同上）。
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陈独秀集团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败与它是否坚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密切相关。
以臭名昭著的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未能深化土地革命，彻底揭露国民党右翼。
一九二七年失败后不久，陈独秀就失败了，他企图在中国发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没有成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声明说，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国际反对党一边”。
至于1927年的失败，是由于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倡导的政策，他试图粉饰自己的机会主义角色，并用这种恶意诽谤来指责斯大林：
“我（陈独秀）认识不够清楚，意见不够坚决，深陷机会主义的气氛中，真诚地支持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不知不觉地成了斯大林狭隘派的工具；我没有发展的机会；我救不了党；我救不起革命……”。
上述声明中的恶意谎言不仅被毛泽东英明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随后走过的胜利道路所驳斥，也被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1927年8月7日发表的自我批评声明所驳斥。
“共产国际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而斗争……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大胆、坚决地武装工人，特别是最有阶级意识和组织性的工人……但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它只是阻碍和减少了工人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政策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症结所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反复说明过了。
“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不符合公认的组织程序。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指示和决议被拒绝的情况。这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对中国和国际共产运动的犯罪行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执行了错误的政策，一种使革命失败的政策，自愿清算革命并向敌人投降的政策，而且不承认错误并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从陈伯达《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小册子中摘录的以下内容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上述声明中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就是反对了斯大林这个辩证法的分析的。陈独秀主义后来即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合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准备去多说它。
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者甚至压制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不论是在一九二七年陈独秀还在当权的时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机会主义者总是或有意地或无意地阻拦在中国党内散布和宣传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
“这里需要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二十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发生的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也通常首先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违反了斯大林这个辩证法的分析，或者疏忽了反帝这一方面，或者疏忽了反封建这一方面。”（陈1949年的文章，同上）。
在十年内战期间，“左”倾机会主义者忘记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反对加入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
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开始持有与陈独秀相似的观点。他们没有意识到深化土地运动的决定性意义。
斯大林说：
“我知道，……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他们忘记了斯大林列宁主义的教导，即“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
他们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只看到了资产阶级”，没有看到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胜利。他们忘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教导，即“中国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农民的领导者的角色必然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
毛泽东把共产国际路线运用到中国
毛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了勇敢的斗争，这的确是他的伟大功绩；他为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提倡的列宁主义政策而斗争；他对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猛烈的打击；最重要的是，他以最具创造性的方式将共产国际的路线应用于中国的情况，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将共产国际的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过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在执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时，它从未错过通过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来扩大中国革命反帝战线的机会，从而也克服了土地革命的孤立。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下，反帝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的卓越策略的结晶。
蒋介石匪帮被迫同意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路线、斯大林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辉煌胜利。这同时也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反革命无稽之谈的驳斥。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还在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避免了1927年时期的错误，坚定地坚持了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原则和发动农民革命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反对教条主义者破坏统一战线和主张“打倒一切人”。毛泽东同志这样对教条主义者说：
“你不能推翻当权者，所以你想推翻那些不掌权的人。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然而，你仍然想推翻他们。”
中国共产党也反对教条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教条主义者转而主张“团结一致”。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策略上，遵循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如果托洛茨基派反对派所提倡的反革命混乱被中国共产党所遵循，那就必然意味着帝国主义的胜利或者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建立。它决不会导致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更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对于那些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路线之间制造对立的人
有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他们断言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斯大林没有为中国革命提供任何帮助，他竭力背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鉴于这些持续不断的诽谤和歪曲，我认为有必要在今天下午的演讲结束时说几句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12月20日斯大林60岁生日之际发表的讲话。他是这样说的：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毛选1964年版第二卷）
无需多言。中国革命胜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足以驳斥公开的和隐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谎言运动，他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挑拨离间”和制造混乱，他们一直试图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代表为不同于斯大林的革命路线；这些话足以驳斥“朋友”和敌人对斯大林的诽谤性宣传。
原文：http://www.lalkar.org/article/819/stalin-and-the-chinese-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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