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与看待武器及其与人的关系，是影响战争胜负判断的关键问题。抗战时期，倡言武器重要性，把武器看作决定战争胜负“唯一”因素的论调，即“唯武器论”，较为流行且有较大影响。持该论调者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抗战必败，中国必亡。
1938 年10 月，毛泽东指出：“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
对于这一论调，中共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有力批驳，并对“武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创造性拓展与深化。本文拟从中共批判“唯武器论”的视角，探讨抗战时期中共对“武器”及“武器与人”关系的认识，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驳“唯武器论”
抗战时期，“唯武器论”是社会各界共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在反对“唯武器论”的观点中，有的认为精神比武器更重要，有的认为民主政治更重要。对于“唯武器论”，中共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进行批驳。
其一，从全面、辩证的角度批判“唯武器论”的片面性和机械性，强调应当综合把握、辩证统筹战争诸要素。战争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也有多种，武器只是其中之一。中共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对于战争诸要素，应当全面考量、综合把握，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毛泽东指出：“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朱德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是在他们只看见武器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他还强调：“拥有现代化军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劣势武装的中国，如果照唯武器论者的说法，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用不着对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战争，就可以奴役中国、灭亡中国了。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绝不象唯武器论者那么设想。”朱德认为，对于战争的五个要素应当综合把握，他还由此提出，开展游击战“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尤其因为游击队在某些要素上特别薄弱（例如武器的不精良、不齐全，经济的困难），所以更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的特质，适当地运用它们，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
因此，“唯武器论”的错误首先在于不懂辩证，机械地看待战争，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左权也谈道：“在我国的军事理论之中，机械地接受了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的就有很多种类，这首先表现在唯武器论，它机械地把外国关于近代武器的理论搬到中国来，而且把它夸大，……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便得到了亡国的结论。我们必须指出，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基础建筑在机械唯物论之上。”
其二，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批判“唯武器论”见物不见人，强调人的力量相对于武器更能决定战争胜败。中共认为，武器固然重要，但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强调：我们要“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李先念从人是武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角度认为：“那种认为没有武器就不能发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唯武器论的反映。人和武器，人是主要的根本的。有了人，就可以制造武器，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罗瑞卿也认为：“‘人’的因素，才是革命军队的主要依靠，才是革命战争的胜利保证，尤其是技术条件低劣时期的革命军队，‘人’的因素的作用是更其增大”。他谈道：“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军队，必须最大程度的依靠‘人的因素’。这就是说，主要的是依靠‘人’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不是唯武器论。我们反对唯武器论。”同时他指出：“我们并不否认武力与经济力的作用，但我们懂得任何武力与经济力的对比离开了‘人’的掌握，都将等于死的与没有用处的东西。”
可见，相对于武器本身，中共更重视使用武器的效果与使用武器的人。武器使用的效果，取决于人的精神与素质，取决于武器与战略战术的配合。左权指出：“要想战胜敌人，主要的不是靠武器的多少，而是靠品质优良的‘人’。”罗炳辉也提到：“武器厉害可不能决最后的胜败，武器是活人使用的，没有人，看你大炮、飞机有什么用处？三天不吃饭，看你能驾飞机、开大炮么？狗要吃料，牛要吃草，人没饭吃，机关枪就打不叫。只要我们能全民团结，不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日本鬼子所利用，他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
二、重视发挥武器作用，并基于自身实际创造新的武器形式
中共批判“唯武器论”，并不代表中共不重视武器。实际上，中共非常重视武器的发展和使用，不仅想方设法获取先进的新式武器，增强自身武器装备实力，而且努力自力更生、“土洋结合”，积极研发使用“土武器”，最大程度发挥各种武器的杀敌效果。
抗战时期，中共的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自己解决，而根据地的武器生产条件又极其有限，遂导致武器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明显落后，与日军相比更是相差悬殊。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中共有着清醒的认知。1938年 11月，朱德谈道：“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他们有大炮、飞机、坦克以至毒瓦斯等等。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特别是游击队的武器更差。”1940年8月，贺龙也提到：“我们部队的武器和装备，不但比不上敌人，就和其他同是国民革命军的友军相比，也是相差很远的。 ”1945年 4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新式武器均未实现较大改善。基于对提升装备水平的迫切需要，中共对于武器的获取使用、改造升级都极为重视。
其一，重视新式武器的获取与使用，努力提升武器装备水平。正规化是中共领导下人民军队的不懈追求。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主要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一直在斗争中进行。1941年 3月，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我们部队是由游击队进化成为正规军的。在正规化过程中，今后还要进步。只有这样，部队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所以在军队建设上，要求我们的部队更正规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化自然是整个部队正规化的一部分，而武器装备的正规化又主要体现为对新式武器的获取和使用。因此，抗战时期，中共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新式武器。聂荣臻即强调，尽管“我固非唯武器论”，但“处于现代战争”，就需要装备大量新式武器，以“扩展应有之战果”。
从敌人手中夺得，是当时中共军队获取新式武器的主要途径。朱德强调：“我们的前途，是要夺取敌人各种新型武器并且自己都会拿来使用。因此，我们不能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如象红枪会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项英也提到：“我们军队的武器，都是从战斗中所夺取的，因为我们既没有现存的兵工厂制造武器，更不可能大批的购买。只有夺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才是我们传统的本领。因此，为了夺取武器就要学习战斗，学习从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枪炮，来充实我们的装备，加强自己的火力，以便更大（多）的夺取敌人的新式武器，把自己造成近代化的军队。”1945年 5月，晋冀豫区武委会发出的一份关于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努力“纠正脱离今天物质条件与群众游击战争的特点的‘唯武器论’观点。有好武器我们并不反对，但好武器的得来要从敌人手里去夺取”。
获得武器之后还需要用好武器，需要培养使用新式武器的人才，提高部队的武器使用水平。朱德指出：“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粟裕提出：“应努力训练一批技术兵种干部，以利将来发展。我们的同志担心将来没有大炮和新式武器，我想这倒不用着急，因为将来反攻，敌人首先丢的就是大炮和重武器，所以不怕没有武器，只怕我们不会使用武器，到时候不会使用那就糟糕了。”项英认为，部队官兵应当“在军事常识上，一般的能了解现代的武器，那﹝哪﹞样的东西，那﹝哪﹞样使用，至少能认识，不至于与敌作战时看见不知名的武器而发慌”，而“好的军事干部最低的要求，应该了解新式武器，熟悉战术与战斗基本概则指挥法，才能算一个指挥员，不然不配称为指挥员”。
由于武器来之不易，因此中共强调战士应当保护武器，爱护武器，明确反对破坏武器、不爱惜武器的行为，并制定相关军纪惩罚违纪者。刘伯承要求，部队应“特别养成爱护武器弹药的习惯，反对随便坏枪、胡乱打枪、抛弃子弹的恶习。如要大家预先看到了艰苦连续的战斗补充子弹的困难，那才能爱护武器（公物）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陈毅也强调，要“订定保管武器的特殊纪律，对损害武器者予以最严厉处罚”。
其二，从自身实际出发重视研发使用各种“土武器”。由于敌后战场资源有限、对敌斗争环境恶劣，靠战斗获取的新式武器并不富裕且型号混杂，无法普遍应用推广，因此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新式武器之外，还坚持自力更生，积极研发各种“土武器”。这里所说的“土武器”，概指民间自研自制的武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比如，土枪土铳“是民间普遍保存的原始武器，火药来路便当，短距离内因散布面较大，杀伤力相当强”，而大刀、戈矛等，“用在敌人已接近，与敌拼搏时最有利”，甚至粗木棍当武器也有杀伤力。这些“土武器”，尽管制作相对粗糙，但简便易得、适用性强，与游击战配合度高，同时能够补新式武器之不足，在严酷的敌后斗争环境下，仍然是重要的斗争工具。
首先，从战争实际来看，“土武器”与游击战配合严密，更能符合游击战需求。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具有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特点，需要多样化的武器相配合。“土武器”可以作为新式武器的补充，灵活应对多种作战场景。在战斗中，游击队和民兵等依据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把“土武器”同新式武器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取得良好杀敌效果。朱德指出：“武器虽然比不上敌人，如果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他还举例说：“中国的土武器如弩箭、挨丝炮、桧树炮以及用迫击炮弹埋在地下当地雷 ,用硝药炸毁桥梁等等 ,我们都可以应用。”
晋察冀军区武装部的一份指示中提到：“这些土武器都是群众手头之物，运用熟悉，人力与武器的结合是坚固的，这是由于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在这一点上说，敌人又远不如我们。再加上民兵作战地区，基本上不脱离本村本乡，地形熟悉。容易游动，到处能得到掩护和支持，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因之低级武器，亦能使敌人伤亡损失，疲惫沮丧，长期的处于千百万群众打击之下，以致无法应付，最后失败。”
其次，从武器本身来看，新式武器也有局限性，“土武器”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优势。朱德指出：“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他举例说道：“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在夜间就丧失或大大减低了作用；如果夜间被袭击时，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无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赘。再例如，大炮如果来不及进入阵地、放列与开火，或者没有弹药，就等于废物；飞机找不到目标，坦克到了山地或油用完了时，也成了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刘伯承则强调了在不同情况下大刀、长矛的优势：“夜间动作以白刃格斗为常，大刀便于在堡垒内使用，矛子便于在野外使用。就是白天，这些白刃与地雷、手榴弹、土枪、现代枪的火力配合收效也大。苏联红军有了高度的技术兵器，现在还提倡白刃格斗，并不是奇怪的事。”
因此，新式武器固然威力强大，但也有其缺点，不少情况下并不适合作战需要。在中共看来，适当地创造某些条件，减弱敌人武器的优势，充分发挥我方“土武器”的作用，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比如，八路军在地雷战中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土雷”，虽然杀伤敌人威力有限，但却能对敌人的战斗心态产生较大影响。如黄崖洞兵工厂青年教育干事梅岭回忆：“平顺县石城村埋在村口的地雷炸死敌人后，敌人不得不绕路行进，爬地坝、踏河沟，又处处碰地雷，只好原路返回。涉县民兵在敌驻地周围布好地雷后，突然袭击敌人，许多敌人慌乱奔跑触雷丧命。”
可见，无论是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还是从与游击战相配合的角度，抑或从对武器作用的理解上，中共都非常重视生产“土武器”。中央军委曾在一份指示中特别提到：“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器忽视，而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
不过，“土武器”的使用和推广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由于“唯武器论”崇拜先进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唯新式武器论”，受其影响，不少官兵和民众在最初并没有认识到“土武器”的作用，出于各种原因抵制使用“土武器”的情况也一度存在。
比如，“在人民武装建设初期，有相当多的干部不大相信这个道理。受‘唯武器论’影响，看不起土枪土炮和大刀长矛之类的土武器，要求军队发给步枪、机关枪。在军队也无武器供应来源的情况下，当然是办不到的”。在太岳区，“人民武装中新的武器缺乏，然而另一方面，民间留存着大量的旧式武器（估计岳北、岳南地区，仅土枪即有 6000余支），但未能发扬使用，有不少地区之民兵，宁愿徒手而不愿使用旧式武器，因而现有 60%的民兵是赤手空拳”。因此，要使干部、群众相信“土武器”，“除帮助他们检讨、反省‘唯武器论’观点的错误外，还必须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用群众经验来说服群众”。
为解决基层官兵和民众的顾虑，破除“唯武器论”的消极影响，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土武器”的使用和推广。如 1943年 8月，晋冀豫区武委会召开全区第一次武器工作会议，会议“批判了‘唯武器论’，指出唯武器论是敌后环境下武器工作上的取消观点，严重阻碍着群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提出开展石雷运动作为发展各种土武器的重点，并在会上进行试验、演示”。
为推动“土武器”的使用，中共还组织召开专门的座谈会，“在有土枪的村庄就从土枪做起，会打拳的村庄从商讨以刀矛保卫窑洞做起，分别召开各种土武器能手座谈会，商讨改进使用办法，鼓励他们出头提倡”，还选出“模范学习者、杀敌英雄、模范射手、土炮手、土枪手等。由县召开座谈会，总结他们的学习经验和杀敌经验，以他们为核心，深入开展自学运动”。
除座谈会外，中共还强调要通过列举历史和具体实例来说明“土武器”的作用。如刘伯承谈道：“我们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就是菜刀和撅把子起家的，这是活的榜样。现在我们是如何使参加武装的民众都有武器使用，不致徒手奋呼。对那些说‘坏的武器不顶事’的，就应该拿这两个师起家的历史，以及在敌后抗战也曾以矛子夺得日寇枪炮而发展了许多部队的事实说服他。”他在一篇总结报告中还举例说：“南委泉口喊没有武器使用，反把土炮毁做铁器使用是不对的。手榴弹、地雷效力较大，制造也容易，应该有组织地大量制造而使用之于打击敌人真有效的地方上去。”
具体实践中，为推广使用“土武器”，中共还注重为制造使用“土武器”提供经费支持。中共太岳区党委、军区指示中提到，“要使用一笔钱来推动旧武器之开展”，还指出“要发扬旧武器，同时还需有一部分新武器配合使用，最好做到新武器在人民武装中占到十分之一的比例，如此，旧武器的使用将会大大开展”。
可见，对于中共来说，抗战时期反对“唯武器论”，在实践中主要是反对“唯新式武器论”。中共通过对“唯武器论”的批判，把“土武器”与游击战结合起来，创造出无数经典战例，取得了良好效果。对“土武器”的重视，是中共反对“唯武器论”的一个鲜明特色，生动反映了中共军队在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创造力。
三、坚持人民战争观点，强调政治动员和政治工作是战胜敌人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
人民战争观点是中共关于军事和战争的基本观点。中共认为，对于战争而言，民众的支持才是决定力量。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共认为，要想夺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充分激发全体民众的力量。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朱德也强调人民的支持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武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指出：“抗日游击队能存在与发展，主要的是依靠着人民做自己的堡垒，而不专靠武器与地形。不要以为没有好的武器就不能战胜敌人。”
1941年 11月，中央军委在一份关于民兵与武器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机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正是因为坚持人民战争观点，中共格外重视人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在实践中，中共通过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雄伟力量，通过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锻造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其一，高度重视政治动员工作，强调其是战胜敌人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是抗战时期中共抗战政策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反复强调政治动员对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认为，政治动员“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朱德同样把政治动员作为赢得抗战的首要因素，他在分析战争的政治要素时明确指出：“抗日游击队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认识到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他强调，要“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
抗战时期，中共始终坚持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积极唤醒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努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夺取抗战胜利。历史证明，与武器装备相比，人的因素以及民族团结的政治因素才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潘汉年认为：“我们要纠正唯武力的抗战观。自然我们不否认武力的重要，我们没有武力就根本谈不上抗战，我们没有飞机大炮，也不能减弱敌人炮火的凶残。可是我们的抗战，并不要等飞机大炮的数量超过敌人的或与敌人相等的时候才发动，也不要把全部抗战的责任摆在军队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抗战力量，除了飞机大炮外，还有将士的敌忾同仇心来运用胜算的战术与战略，除了军队，还有无数的民众，但是唯武器论者看不见这些，看不见那蕴藏着的伟大力量。”
曾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也谈道：“当着大规模国军纷纷南撤，半壁山河已经沦陷敌手，一切唯武器论者亡国论者认为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恰恰就在那里立足，用血和肉，从敌人手上夺回大块的中国领土，并从艰难缔造中创成今日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舒同认为其原因在于“这是共产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也就是政治工作的力量”。
其二，依靠进步的政治工作这个“有力武器”锻造强大的人民军队，为抗战胜利提供有力支撑。政治工作是关系到军队灵魂的重大问题，重视政治工作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毛泽东明确要求把“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
抗战时期，相比于武器装备，中共更重视使用武器的人特别是军队的精神与能力。刘伯承在谈到军队的政治工作时说：“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的运输队。”他在分析人民军队的优势后得出结论说：“由于有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曾经用很劣势的原始武器，如撅把子（本师起义的武器）、菜刀之类，打胜过现代新式武器装备的当时的对方，换来了机关枪、快枪和大炮乃至飞机，武装了自己，壮大了自己。所以我军中有一句流行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抗战时期，在斗争实践中，中共坚持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取得了丰硕战果，充分证明了民众支持和进步的政治工作是战胜敌人的更为有力的“武器”。
四、小结
抗战时期，面对中日之间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唯武器论”滋生流行。这一论调存在两个层面，一是认为武器相对于其他战争要素居于根本地位，二是崇拜先进武器和新式武器。对于这种观点，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有力批驳，指明了其片面和机械之处。
针对第一个层面，中共强调，武器只是战争诸要素之一种，但并非决定性要素，与武器相比，使用武器的人更为重要，政治、经济、交通、地形等要素同样要统筹考虑。针对第二个层面，中共认为，新式武器固然代表了先进技术，但任何武器都有局限性，武器与战略战术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出其威力。中共在游击战中创造性地使用“土武器”，正是从第二个层面对“唯武器论”展开的有力批判。除此之外，中共还从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的维度把对“武器”及“武器与人”关系的认识拔高一层，认为政治动员和军队政治工作是更为有力的武器，创造性地开展民众政治动员和军队政治工作，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撑，从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唯武器论”的批判，拓展了抗战时期对“唯武器论”批判的维度。抗战时期中共对“唯武器论”的批判，反映了其对“武器”概念及“武器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彰显了中共的性质特质及抗战理念和路线，为深入研究抗战为何胜利提供了新鲜视角及有益参照。
：宋弘，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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