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五四运动前夕，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再到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步成长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播下了弥足珍贵的革命火种。
1928年5月至1930年7月，邓中夏远赴莫斯科工作。本文简单梳理了邓中夏革命生涯中的共产国际因素，从中瞥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片断，谨以此纪念邓中夏诞辰130周年。
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8年5月中旬，邓中夏一行数十人从上海启程，取道海参崴，到达莫斯科。随后，他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相关筹备工作。6月14日至15日，邓中夏与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部分六大代表出席由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围绕“过去的教训”“对目前局势的估计”“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三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一次小范围预备会。在发言中，邓中夏坦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何时开始的，“确切的时间很难说清楚，但是从廖仲恺遇害时起这种倾向就发展的很严重了”，“此后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三二〇事件起直到武汉叛变时期，机会主义已经完全成熟了”，“险些把我们党葬送了”。关于党的组织改造，中央曾提出要多推举工农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机构。一些地方同志借口党的改组是形式主义，“机械地计算出要有多少工人、多少农民”，竭力反对中央。邓中夏则呼吁，“改组有很大意义”，即便是“机械办法也有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不要装成反对机械改组的样子”。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邓中夏与斯大林、布哈林、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等21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成立的10个专门委员会中，邓中夏同时担任政治委员会（附苏维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附章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运土地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6月22日，邓中夏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就张国焘昨日的错误演说直接批评称，后者“态度完全是攻击的形式”，有“在朝在野”的傲慢。邓中夏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亦是直言不讳：“过去的机会主义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多少含了些为自己回避的意思”，以及“八七会后中央是否有错误也未明白指出”。他认为：
八七会议救了党，“八七”是我们党的重要关头。“八七”的优点我们不可抹杀，然而它的缺点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缺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于缺少一个对时局的估量和任务的决议案，一直到“八七”后好久，中央才补救这一缺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留恋左派国民党，在南昌暴动时，还要用国民党的旗帜
最后，一向敢言和畅言的邓中夏提醒道：
同志们过去很忽视军事问题——建立红军自己的武装。……过去因为有“军事机关”这个名词，大家不敢谈军事，固然中国革命是要领导广大群众，可是军事问题却不能忽视的，不然，那就很上当的。
邓中夏在六大发言中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正确见解，是基于自身马列理论修养，和对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实情的深入观察。
7月10日，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邓中夏、史文彬、罗章龙等13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提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调查“江浙同乡会”真相
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闭幕后，在19日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改由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并提议中共中央从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中挑选1人或2人，留驻莫斯科。7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指派邓中夏、余飞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与瞿秋白、张国焘二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向忠发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公开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很快，由他主持制定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将“江浙同乡会”正式定性为“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的反党反革命集团。7月22日，因事件牵连，而被伏龙芝军事学院开除的学生胡世杰、左权、陈启科、尤赤、郭景惇等人前往克林姆林宫，请求向斯大林、莫洛托夫面诉。适逢斯大林等出席共产国际六大，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亲自接见了这几名中国学生。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了解学生们的境况后，当即致电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调阅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全部卷宗。胡世杰等人还给中共代表团写信，申诉冤屈。于是中共代表团着手同联共（布）中央监委进行磋商，重新审理“江浙同乡会”一案。
7月27日，“江浙同乡会”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雅罗斯拉夫斯基任主席，成员来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苏联军方和“格别乌”（苏联情报组织）。邓中夏参与其中，他走访莫斯科中山大学，听取证词、调阅材料。两周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委员会递交《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报告大纲》，彻底否定了反党秘密组织的存在。报告说：
江浙同乡会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留学生之中各个派别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国留学生的成分及其所受的革命教育都不甚佳。他们有地方主义色彩。但对于被怀疑为“江浙同乡会”的同志，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一方面成立了互助会组织，另一方面他们没有通知党部，没有用适当的方法来反对这种没有监督的公共组织的存在。
报告明确谈到：“江浙同乡会”只是一个思想认识和组织纪律的问题，对违犯党纪者，可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最终，中共代表团放弃追究和处罚有关学生，“以免进一步恶化中国学生之间已经极不正常的关系”。错综复杂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然而其时学生彼此之间的嫌隙已深，感情对立。逢会必闹，逢吵必打。原中山大学学生毛齐华回忆：
那时，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成员也时常到“中大”来。在交往中，我对邓中夏的印象最好。邓看到“中大”内部派性斗争这样激烈，很觉不安。一次，他找校领导人，把在学员中听到的各种反映，都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建议校领导认真考虑学员们的意见，努力做好调解工作。……但是，校党支部局的领导并不重视邓中夏的建议，认为他是在搞“调和”“折衷”。
在这场风波中，王明充当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领袖，其政治地位日益举足轻重。王明派系污蔑瞿秋白和邓中夏是“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是“江浙同乡会”的幕后老板，矛头直指中共代表团。后来王明一伙对邓中夏的打击报复，便肇始于此。
与妻儿团聚，拍下唯一一张全家福
1928年8月，邓中夏的妻子李惠馨在上海产下男婴。几个月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惠馨带着孩子来到莫斯科，一家三口得以团聚。这是邓中夏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他高兴地为孩子取名邓钢，寓意像钢铁一般坚强。
1929年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邓中夏与妻儿一起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是邓中夏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全家福。照片中的邓中夏，蓄着一丛俄式小胡子，怀抱儿子，满面春风。妻子则站在身旁，握着孩子的小手。母子二人都是传统的中式装扮。在照片背面，李惠馨用俄文工整地写着：“只给无所畏惧的男人。”这既是妻子对丈夫的深情告白，亦是革命者对革命战友的钦佩和褒扬。
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由邓中夏、陈延年和苏兆征等人领导，前后坚持了16个月之久。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声势之壮、涉及面之广，世所罕见。在此期间，邓中夏认识了同为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两人日久生情，许下了一生的盟约。邓中夏对李惠馨感情甚笃，亲昵地叫她“妹妹”，还教她读书写字。
李惠馨在邓中夏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8月，刘少奇夫妇作为证婚人，邓中夏与李惠馨举行了婚礼。同年11月，李惠馨经邓中夏的两位秘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婚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这对革命夫妻总是聚少离多，颠沛流离。在莫斯科，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安宁的时光。
1930年7月，因为国内革命工作的需要，邓中夏与妻子相继回国，将孩子寄养在莫斯科的一家保育院。后来，邓钢在保育院解散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第二年，邓中夏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夫妻二人相互扶持，艰难度日。1932年11月，担任地下交通员的李惠馨在执行任务途中不幸被捕。邓中夏此时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互济总会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一切社会力量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革命同志。其中风险可想而知。妻子被捕后，邓中夏的生活陷入窘境。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回忆，1933年春天，他曾在上海浦东遇见邓中夏。邓中夏穿得很破旧，并告诉他，“经济很困难，有时弄得没饭吃，当搬运工人”。胡允恭则提醒邓中夏：“码头你不能立足，须得仔细。”事实上，邓中夏因领导罢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重赏通缉的对象，互济总会的工作又需要抛头露面与社会各界人士接洽，随时可能会暴露身份。正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经过邓中夏的艰苦努力，上海及各地被敌人破坏了的互济会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恢复起来，会员人数更是超过了以往。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叛徒出卖，后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9月21日于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9岁。1934年5月15日是邓中夏被捕一周年的日子，李惠馨仍被关押在狱中，只能通过文字来寄托哀思：
世事感创伤，你啊！信中不是说寄书给她的吗？若是现在的你没有一点事的你，那我现在不是也有很多书看了吗？现在呢？现在只送了我竟是万感的悲痛啊！……时常希望你的她上进着，你的心灵时刻在爱护着她了。亲爱的，她真太负了你的爱意了。她现在虽有学习的机会，可恨现在的你又没可能帮助她了，这只恨她自己没有福享受你的爱护呀！亲爱的啊，她想到此，她好似发狂了。唉！无恶不作的这现在的这万恶的社会，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们，是这种势力之下的我们，不免要受这些磨练，关键中的我们呀——使我追痛悼念难忘的你啊！在半夜里醒来，难禁又思念到你，你昨晚不是到我的梦里来了吗？那种堪状，使我痛楚……
李惠馨的日记，字字泣血，句句真情。凡是到5月15日的时候，邓中夏被捕的日子，李惠馨记得比自己入狱的时间还要牢。她曾说：“他的这个日子，我永远要记住的。”1936年，李惠馨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的李惠馨，改名李夏明，决心秉承丈夫邓中夏遗志，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搜集整理邓中夏的资料，想为邓中夏作传，历尽波折。直至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邓中夏传》，李夏明终于了却了近半个世纪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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