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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前通化民主政府新年铁拳镇寇(中)

桃花舍主人 · 2024-11-03 · 来源:桃花舍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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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接获警讯,紧急部署

  俗话说得好:狐狸的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蒋、日匪徒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暴乱密谋的警讯逐渐被民主政府接获。

  早在西元1945年年底,兼管县大队的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副市县长董滨接到县大队侦察员王晓峰报告,说有人正对自己进行策反,策反者还提到敌人将举行暴乱。董滨命令王晓峰继续与策反者接触,了解详细情况。后来王晓峰又两次向董滨汇报,但仍未摸清暴乱的时间、人员等具体情况,通化市县委先采取预防措施,将已掌握的一批日寇军官关押起来以防其参加和指挥暴乱。

  西元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也发现了蒋、日匪徒的蛛丝马迹。当时,通化支队司令部驻扎在龙泉旅馆中。这个旅馆位于通化市区西北部一个山坡的半坡,坡顶上是日寇侵占期间形成的寇民主要居住区之一。新年之前两周起,司令部门口的哨兵发现每天清晨都有寇民排着队跑步,跑到下坡处则顺着结冰的路面快速下滑,滑到坡底后很快返回坡顶,又是排队、跑步、下滑,如此反复多次后散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除夕前一天才停止。事后得知,这是参加暴乱的日寇在对计划中所要攻占的目标进行攻击演练。哨兵及时将这种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引起领导注意,但观察几天后,见那些寇民们并没有其它异常举动,以为这属于一般性的锻炼身体,也就忽视了这一迹象。

  大年初一(西元1946年2月2日)下午,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副市县长董滨终于接获明确的警报:县大队文书小关向董滨自承被人逼迫加入暴乱团伙,揭发县大队和市县政府里有内奸。董滨将小关指认的内奸之一的县大队警卫员于宝春抓起来审问,获知了暴乱的信号、时间和其他一些内奸的姓名。

  几乎与此同时,通化支队也得到了暴乱即将发生的警讯:支队新战士小李在日寇侵占时期曾是暴乱头目孙耕尧的学生,他大年初一下午外出办事时被孙耕尧骗去。孙耕尧软硬兼施,逼迫他做暴乱内应。小李迫不得已,假意应承,并获知了暴乱的时间、信号、口令等。脱身回到司令部后,小李立即向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做了报告。

  大年初一黄昏后,驻守在市区丰岛、平安、永信旅馆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的哨兵正在执勤,忽然看见一个戴袖章的人从街上走过,那袖章上印有“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哨兵将其拦下盘问,那人说话吞吞吐吐、含混不清。哨兵便将其押送到连部,连长高应锡立刻审问,那人除了说自己与朋友下馆子喝酒,其它的就吱吱唔唔,不肯老实交代。高连长又奉命把他押解到支队司令部,经再次审讯,他才全盘交代了当晚要搞暴乱的内情。

  更详细准确的情报是由驻通化的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总务科供给股股长沈殿铠提供的。

  沈殿铠的同乡刘子周和姨夫刘靖儒都是暴乱团伙的重要头目。刘子周以前接济过生活困难的沈殿铠,沈把刘称为“恩人”。以“恩人”自居的刘子周在除夕日(西元1946年2月1日)邀请沈殿铠吃饭,以关心他的前程、共产党在东北待不住等“闲谈”对他进行思想恐吓、瓦解。次日(大年初一),刘子周把沈殿铠叫去,告诉他暴乱即将发生,让他跟着自己以保命,实际上是企图利用他的职任从兵工部获取资财和武器。沈殿铠以顺从的态度取得了刘子周信任,使刘把自己带到国民党方面的暴乱总指挥部,见到了孙耕尧等暴乱主要头目,了解到暴乱的兵力、目标、信号、时间等信息。沈殿铠又以机智的应对解除了孙耕尧等暴乱头目的戒心,他们让沈回去做内应。回到兵工部,沈殿铠当即把敌情汇报给兵工部长吴润清。

  多方面的情报汇集而来,都表明敌人的暴乱迫在眉睫。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通化主要领导人立刻行动起来。

  大年初一(西元1946年2月2日)下午六点多,通化市已经夜幕四合,市民们正在阖家团圆吃饺子,通化党、政、商、学各界京剧晚会也敲响了开台锣鼓。这时,在一座挂着“通化地区各界民主建国联合会”牌匾的小楼里,不公开地在此办公的中共通化省分委召集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分委书记、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主持,参加者有:分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王铮、组织部副部长兼通化地区民主建国联合会主任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军分区司令员兼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东北航校校长白起、通化行署专员蒋亚泉、行署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县公安局长刘甄淼、通化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市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

  当时局势很严峻:通化支队主力远在临江建政立权,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大部分也在外地执行任务,而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炮兵学校校长朱瑞一个月前就带着炮校两个营到辽源剿匪去了,通化城内我军兵力只有通化支队一个警卫连和司令部少数留守人员、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留守的两个连和少数司令部人员、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留守的警卫部队、行署警卫连、通化公安局公安队、通化县大队等,而行署警卫连、公安队、县大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又混杂着暴乱内应分子,可信用的兵力就更少了。总的算来,我方能参战的兵力仅有五百余人,与敌人相差悬殊。

  面对此种局势,与会领导当机立断作出决定:通知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主力火速回援;各单位马上整肃内部,清理内奸;武装干部、党员、工人自卫队;各机关单位各级领导、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就地坚守,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直到取得全部胜利;分兵拒敌,同时抽调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和炮兵学校各一个连兵力为机动部队,支援各阵地战斗。

  决心既定,晚上七点多会议结束,与会领导们立即分头行动,召集各自分管单位营级以上党员干部开会,传达省分委紧急会议的决定,进行作战部署,命令全体人员全副武装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收押已查明的内奸,看管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

  擒贼先擒王。在各单位紧锣密鼓备战的同时,由沈殿铠引领,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支队警卫战士三十多人直扑国民党的暴乱总指挥部,一举抓获暴乱头目孙耕尧、刘子周等十余名匪徒,并当场搜获暴乱计划、密令、名册、印章、委任状、标识袖章、传单、文稿等大批罪证。随后,沈殿铠又向茹参谋长请命,带领几个战士赶到姨夫刘靖儒家,将这个暴乱组织重要头目捉拿归案。

  在吴溉之书记亲自审问下,孙耕尧的顽抗很快被击溃,他交代了日寇的暴乱指挥部地址和其它暴乱计划。茹夫一参谋长立刻率战士前往日寇指挥部,抓获十余名日寇暴乱头目,但匪首藤田实彦因临时外出而侥幸漏网。

  通过对捕获的孙耕尧等要犯的突击审讯,以及对缴获文件的审查,不仅确认了敌人的暴乱时间、信号、主攻方向等关键情况,还发现了更多的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内奸,当即通知各单位进行清理。

  清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将县大队缴械,换上了由矿山工人组成的队伍,以及将行署警卫连中通敌的两个排长、机枪班长等拘押,连、排指挥员都换上可信任的干部。

  有的单位清理工作颇为惊心动魄,比如通化市县长樊鹏飞竟然被三个内奸挟持,幸得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派公安战士前来解救,将内奸击毙。还有航校、炮校等单位,竟发现有留用日寇技术人员中的暴乱内应分子上了飞机、坦克,有的在大炮旁边做开炮准备,我警卫部队立即将其逮捕,并将其他留用日寇人员全部软禁。

  这些措施,消除了内部许多重大隐患。

  由于事出突然,时间仓促,当时只抓住了策动和指挥暴乱的部分头目,没能全部摧毁敌人尤其是日寇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更无法当晚就从三万多寇民中清理出暴乱分子,而派去守护电业局的公安队人员中又暗藏着未发现的内奸,于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还是发生了。

  四、沉着应战,铁拳镇寇

  就在各单位积极备战,紧张地审讯、抓捕暴乱头目和内奸的过程中,时间到了大年初二(西元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全市亮着的电灯忽然灭而复明两次,最后全部熄灭,随即许多地方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爆炸声,伴随着急促的集团队伍跑步声、呀呀的喊叫声。以日寇为主力的暴乱开始了。

  听到暴乱的声音,正在省分委受审的孙耕尧等要犯不禁喜形于色,态度又嚣张起来。为防备这些暴乱组织头目在敌人攻来时脱逃,造成后患,吴溉之书记果断下令,将孙耕尧、刘靖儒等七名首要罪犯和两名顽固的内奸就地枪决。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暴乱的重点目标之一,日寇匪徒使用重兵分两路发动猛攻。支队参谋长茹夫一沉着冷静,先经请示后下令处决了关在这里的几名日寇暴徒和内奸,然后指挥战士们集中火力向日寇猛烈射击。他们打退日寇匪徒十几次冲锋,打得匪徒们鬼哭狼嚎,弃尸遍地。日寇匪徒的“武士道精神”被我英勇的战士彻底打垮了,活着的匪徒落荒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此战当场击毙日寇匪徒二百多人。

  茹夫一

  行署大楼的战斗更为激烈。由日寇和国民党匪徒组成的混编暴乱团队,倚仗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向一楼大厅发起疯狂进攻。负责军事指挥的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带领战士们顽强抵抗,甚至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退上二楼,随后又退到三楼。敌人连续冲击三楼,都被警卫连指战员击退。这时,一个新参军的警卫员突然持枪逼迫蒋亚泉专员下令投降,被警卫连长听见后将其击毙。蒋亚泉等领导干部一边参战,一边鼓励战士们坚持。正当敌我相持不下之际,通化支队和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机动部队赶来,向敌人后背发起攻击。日寇腹背遭打,垂死挣扎,疯狂地向三楼冲击。夏骏青举枪高喊冲锋,指战员们杀声震壁,子弹、手榴弹如急雨般打向敌人。匪寇们死的死,伤的伤,有的举手求饶,有的狼狈逃窜。在我军楼内、楼外勇猛夹击下,指挥攻打行署大楼的日寇队长及属下数十人被俘虏,余者一部分溃逃,一部分丧命,楼内楼外寇尸遍地,横七竖八。

  市县政府方面的局势比较和缓。当电灯明灭的暴乱信号出现时,樊鹏飞、董滨等市县领导正在清理抓到的内应分子,市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率领一部分公安战士也在这里参与审讯。他们立即停止审讯工作,李剑云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命令留守人员迅速去电业局恢复供电。随后他们提枪下楼赶到院门口,这时一伙匪徒已到大门外不远处,正在黑暗里用手电筒发信号与内应分子联络。我方立即开枪,匪徒们连声惊叫,未攻而退去。此后我方严守阵地,准备迎战,但直到天亮匪徒再未前来进攻。显然,敌人本以为有内奸控制的县大队做内应,拿下市县政府机关轻而易举,所以派来的匪徒不多,也没带多少武器,发现阴谋失败,我方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占领市县政府机关的计划。

  在江南机场方面,虽然航空队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中的内应分子已被我预先控制,但两百多名日寇暴徒仍然向驻扎在这里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司令部和机场警卫部队发起了猖狂进攻。

  敌寇冲进支队司令部后大门,一个匪寇在柴堆上点起火来。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首先发现敌情,他迅猛地冲上去一个拼杀,将放火的匪徒当场刺死,紧接着向后面的敌人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名。这时司令部内的机枪也开了火,把冲在前面的匪徒打倒一片,其余的连滚带爬退出大门。日寇不死心,又接连发起了多次进攻,都被我军击退。紧要时刻,奉命从辑安回援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一连赶到了,一个冲锋就将日寇击溃,使敌人攻占飞机场的企图化为泡影。

  在我军第一医院,日寇则实施了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暴乱开始后,在内应分子帮助下,日寇暴徒两个分队偷袭进入医院,以手枪、步枪、炸弹疯狂攻击驻守在这里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个排。与此同时,受我军留用的日寇医生、护士一百余名,在留用院长柴田带领下分成三个战斗分队,一个分队配合外来暴徒围攻义勇军,两个分队跟着柴田冲进病房,对手无寸铁、行动不便乃至正在昏迷中的我军伤病员进行屠杀。日寇男女医护暴徒们残无人性地用手掐,用手术剪扎,用手术刀割、刺,共杀死、杀伤我军伤病员一百五十余名!

  日寇护士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连长高应锡率部赶来救援。敌寇分出大部分兵力到医院门口,用猛烈的射击阻止我援军靠近。高应锡连长当即命令战士们卧倒,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匪徒们抵挡不住,退入医院,我军指战员义愤填膺,迅猛追杀,一番激战后收复了医院,解救了幸存的我军伤病员。三十余名暴徒被抓住,恶魔医生柴田等匪徒三十多人逃跑,其它匪寇被击毙。

  电话局的保卫战,由于事先布置周密,进行得有惊无险。省分委紧急会议作出反暴乱部署后,晚上八点来钟,通化市县公安局公安队队长即带领一排一班赶到公安局南侧隔街相对的电话局楼。他们把电话局的要害部门交换台和机械室控制起来,只留下一个话务员和两个维护工,让其他职员回家过年,另外将二十多个留用日寇技术人员集中看管起来。部署完兵力配置后,队长明确交代班长王殿富全权负责,坚决守护住电话局,如有外人企图进入,警告三声仍不退去,可以立即开枪,打死无责!

  队长布置完后离去,班长王殿富和战士们坚守岗位,百倍警惕。暴乱发生后,电话局周围暂时没动静,约半个钟头后公安局失守,匪徒们分兵二十多人向电话局扑来,先从后门攻进院内。敌人离大楼二十米左右时,王殿富下令开火,子弹手榴弹劈头盖脑砸将过去,打得匪徒们滚的滚、爬的爬,很快退逃出去。过了十几分钟,匪徒们又攻进来,王殿富命令战士们每人准备好两个手榴弹,待敌人临近,一声令下,连续投出,炸得匪徒们死伤遍地,余者慌忙溃退。

  一班战士就这样沉着、勇猛地打退了暴徒的多次进攻。他们还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对公安局院里出来的匪徒进行狙击,半个多小时就击毙十几个。直到通化支队司令部警卫部队反击过来,消灭了电话局院内的匪徒,保卫电话局的战斗胜利结束,一班战士无一伤亡。

  电话局的坚守,保障了我党政军各单位的联络畅通,使我指挥机构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调动兵力,对镇暴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电话局隔街相邻的公安局则形势非常严峻。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带着公安队一个排去市县政府机关清理县大队和机关人员中的内奸,留一个排守卫公安局。留守负责人麻痹大意,没有及时清理和控制可疑分子,战斗准备也比较松懈,以致暴乱信号出现后,内奸突然作乱,并接应一百多名日寇匪徒冲进公安局大院。留守人员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公安局遂被匪寇占领。匪寇找到了楼内的武器,并把关押在这里的伪“满洲国”宫内府人员全部释放出来。

  撤离出去的公安队战士在公安局门前和附近集结,准备夺回公安局,他们不住地向院内打枪,使被放出来的人员未敢逃离。敌寇利用抢来的武器疯狂向外射击,阻止公安队的反击,双方一时对峙住了。

  正在这时,回援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主力和其它援军赶到城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和军分区司令员刘东元立刻命令各部发起总反攻,城内的通化支队、南满支队、炮兵中队、行署警卫连、公安队、工人自卫队等部队冲出阵地,与城外的援军配合夹击暴乱匪徒。

  通化支队一路追杀敌人来到电话局和公安局,将敌人包围起来。我军喊话,命令占据公安局的日寇匪徒投降,但匪寇负隅顽抗,不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我军几名战士伤亡。炮兵中队请得上级同意后拉来一门大炮,架在电话局和公安局之间的中心广场上,向公安局大楼放了几炮,把外墙打出一个大窟窿,炮弹在楼内猛烈爆炸,敌寇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纷纷爬出大楼,或逃或降。公安局就此收复。

  这时天已大亮,我军指战员在市区奋勇追击,消灭敢于顽抗之敌,许多市民也拿着棍棒刀剑参加进来,追杀匪寇,大楼前,山坡下,马路上,扔下一片片暴徒尸体。未死的暴乱匪徒丧魂失魄,像被围猎的野兽一样四散逃窜躲藏。

  至此,这场凌晨四点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就被我党政军民铁拳平定了。

  日寇匪徒投降

  当天上午,通化市民主政府宣布全市戒严。各部队、机关的干部战士和工人自卫队打扫战场,清理匪徒尸体,收缴武器,集中俘匪,同时组织搜捕队缉拿首要罪犯。

  当天晚上,逃出市区的日寇恶魔医生柴田等匪徒在郊外山区被我搜捕队抓获。

  次日(大年初三)上午,躲在市内寇民居住区一间房屋天棚上的暴乱首犯藤田实彦,以及其它二十八名日寇匪徒,被我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连长高应锡率队瓮中捉鳖,抓个正着。

  其它暴乱头目在我民主政府的追拿下也纷纷落网,个别漏网的国民党匪徒,都在解放战争时期或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逮捕归案。

  事后统计,通化市区与郊外参加这次武装暴乱的蒋、日匪徒共一万二千三百余人。战斗主要在市区发生,我军共当场击毙暴乱匪徒一千余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日寇匪徒;(关于击毙匪徒的数目,时任通化市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剑云后来著文说“我们约计在战场上击毙一千五百多人”。近年来有些网文说,当年在追歼日寇匪徒过程中将抓获的寇匪和寇民数千人处决,并将尸体投入江上冰窟窿里,这么做的主要是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还有一些参战的通化市民,这种说法的来源似乎是事后倭人写的相关文章。倭人的说法不可轻信,但假如确有其事,那么被日寇占领、欺压、杀戮几十年的朝鲜人和通化市民,由于对贼心不死、以怨报德、狂妄暴乱的日寇匪徒的义愤填膺而这么做了,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也是正义的惩罚。)战斗危急时刻,预防性处决国民党首要罪犯孙耕尧以下二十余名、顽固不化的内奸和暴乱前逮捕的日寇罪犯等一百余名;俘获暴乱匪徒三千余名,其中国民党匪徒一百三十余名,其余为日寇匪徒。缴获暴徒使用的武器:轻机枪五挺,步枪五百余支,手枪一百余支,手榴弹、战刀、匕首、铁锹、斧头、棍棒未计其数。还缴获了大量暴乱物资、经费。

  我方参加战斗的党、政、军干部战士共计五百余人,工人自卫队和自发参加平暴战斗的群众一千人左右。战斗中牺牲干部战士二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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