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正集结在直罗镇东北的东村，一边休整一边准备下一步行动。
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东村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提出了新的任务：“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1]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张闻天，告以红一方面军当前部署：“红一方面军休息十天后拟包围宜川、洛川两城，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我们有详信复你”，“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2]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作“东征”的考虑了——再往民族革命斗争的潮头迈进一步。
张闻天的来信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的内容无从寻觅(也可能是没有公布)，但其内容可以从此后的12月9日彭德怀致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电中的相关内容窥得一斑：“以有现[限]力量企图即取宁夏或五、包，与日帝争先机(洛甫来信)……”[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在得到失联已久的共产国际的信息后的欣喜若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身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大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频繁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惨重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在欣喜若狂之际要一头扎进“无产阶级祖国”的怀抱，拼命吸吮“共产国际母亲”的乳汁，裹好创，养好伤，获得抚慰，补足精神，再回过来头来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命……，那几乎就是当然之念啊!
然而，同样也很欣喜的毛泽东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则显得更为冷静务实。
毛泽东的意见有着他所特有的、也是相当经典精辟的思维风格：
洛甫：
二十号及二十五号信均到。
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乙、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立发。
丙、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丁、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戊、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
泽东
一号二十四时[4]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来的!
11月6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张闻天、博古、张浩(林育英)、何凯丰、邓发、罗迈(李维汉)、金维映、贾拓夫、郭洪涛、马明方、欧阳钦、刘少奇等。张闻天会上作报告并明确宣布：“现在，在白区，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平分土地时“不能特别分给坏田地。”[5]
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富农路线”帽子还没摘掉的毛泽东头上那片天，好象快放晴了?!
然而，就在这“开始放晴”的前一天，隔着党中央老远的张国焘又拔来一片乌云：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5号[6]
“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有没有搞错?究竟是谁在“冒用党中央名义”啊?
同日，张国焘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继续海吹“南下大捷”：
此次我主力军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直接指挥之下，实行南下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无上英勇精神，堪为红军模范。对主力军及其领导之任的污蔑，都会帮助敌人的罪恶行。……最近正在进行抗日反蒋的广大宣传，政治影响日高，你们应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为创造川陕甘苏区而奋斗。[7]
从两电的内容来看，刚刚经历了百丈失利南下受挫的张国焘此时尚未得悉林育英已回国与党中央领导人会面的信息，色厉内荏之状仍然是纤毫毕现，而这两份电报显然是回复给党中央的——3天前，毛泽东、彭德怀曾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直罗镇消灭敌一○九师全部，二十三日又在太白镇击溃一○六师，消灭其大部”，“红一方面军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你们近况盼告。”[8]
张国焘这两电中的一口一个“党中央”，当然指的是自己这个“伪中央”，当然是在向陕北的真中央叫板：是你是党中央，还是我是党中央?而且暗渡陈仓，轻而易举地就把“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旗帜给划到了自己的手中，而真正在创造和扩大“陕甘苏区”的党中央则不明不白地变成了“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不明不白地变成了“陕甘政府”，红一方面军也不明不白地变成了“北路军”!
这不是货真价实的分裂行为，又是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的红四方面军的处境已经相当窘迫，而且还在继续恶化之中。
史载：
百丈战斗后，川军主力集于东面名山、邛崃、大邑一带，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带，李抱冰和刘文辉一部在西面康定、泸定一带，筑碉封锁。红军这时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不得不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
由于所控制的地区物产不丰，人口不过数十万，红军的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指战员每日只能吃两稀一干，且时日一长，难以为继。当地虽有不少群众积极参军，仍补充不了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益削减。加之一些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红军处境日趋艰难，南下恶果日渐明显。[9]
这个时候，不光是高层指挥员，就是很多稍微知情的普通干部，也开始回味咀嚼起党中央在几个月前就屡屡呼唤的“北出陕甘”和“南下是死路”来——比如，同样是获悉了直罗镇大捷的信息，同样是当局中人，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感觉就不一样：
百丈战斗后，我们前敌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这就是直罗镇战役。我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我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态度很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我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了。心想：这个人真不地道，连兄弟部队打胜仗的消息，都不让下面知道。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种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消息传开，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我军南下的碰壁，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10]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有比较才有鉴别。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的回忆与徐向前所言也正好可以互洽，也可以互为印证：“‘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缝隙，就照亮整个原野’。党中央的来电就是这样的真理之光，不管张国焘如何封锁它，高级干部们还是由此看到了希望和方向。”[11]
其实，时过境迁之后的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这似乎证明了毛泽东所谓‘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的话。”[12]不过这个时候已垂垂老矣的“张主席”至少有“选择性失忆”之嫌：毛泽东说没说过“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已无从考证，但毛泽东有一句话倒是此间的“张主席”最应该拿出来对比的。
那就是——南下是死路!
然而，陷入困境的“张主席”现如今却需要台阶。
所以，才继续梗着脖子向党中央要台阶。
11月8日，毛泽东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13日，到达瓦窑堡，与已在后方的博古、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林育英见面;14日，张闻天从安塞返回瓦窑堡……
等待他们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有一大堆问题需要在会上讨论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军事战略方针、作战指挥原则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计划的确认;“打通国际”计划的筹措……
还有……还有非常棘手的“党内团结”问题——说白了，首先要解决如何跟“张主席”沟通的问题，有了沟通才能寻求共识，才能适时递上相应的台阶。这不是对待张国焘个人的问题，而是争取还在他领导下的数万红四方面军将士回归党中央领导的问题。
林育英不是“草地分裂”当局中人，又是“共产国际代表”，是个很好的“和事佬”。]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林育英向张国焘发出第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原文如今已难以寻觅，如今我们只能从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来分析推断。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陈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13]
张国焘《我的回忆》问题很多水份很大，要找出几处是说对了的还真是很难，笔者作引述时一般都限于其心理活动自陈或有其他史料佐证的范围。这个叙事当然也一样：林育英给他发的这第一个电报是在与毛泽东晤面之后而不是到达瓦窑堡的“立即”，内容是不是张国焘所言的这样，已经很难确认。
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林育英对张国焘释放的是善意而非恶意。
那么张国焘是如何回复的呢?
注释
[1]《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403～第4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毛泽东关于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致张闻天电(1935年11月30日22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3]《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致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电(1935年12月9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4]《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4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86～第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张国焘第二“中央”致彭德怀、毛泽东等电(1935年12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张国焘为另立中央致红一、三军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12月5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5页。
[8]《毛泽东、彭德怀关于直罗镇大捷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摘录)(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00～第10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9]《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5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1]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14页。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8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3]《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回国后给自己第一封电报内容概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9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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