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
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夏衍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而为人熟知，但他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长期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虽然他谦虚地说：“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中央特科）”，但他的人生经历却与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讲述几个夏衍与隐蔽战线的故事。
1937年7月，夏衍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在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这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的开始。
夏衍
参与“民主人士大营运”
1948年8月，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随后，负责运送民主人士的“专门小组”当即成立，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个别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具体接送。他们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等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1949年5月初，夏衍从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农家的合影。
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
《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30日起草和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组织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
九月七日，在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九月一日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
“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当时情况十分复杂，要做好保密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一次护送民主人士都要采取细致入微的安全保密防护措施，才能保障他们的行程顺利，经过潘汉年、方方、钱之光、夏衍等人的不懈努力，1948 年11月至1949年3月，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 沈雁冰、叶圣陶等数百位民主人士纷纷经香港北上，得以安全抵达解放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策反韩练成
韩练成将军（1908—1984）原名韩继周，曾用名韩圭璋，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曾做过国民党第46军军长，却与周恩来建立了长期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被周恩来称为“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他在1947年3月华东战场上为中共立下奇功，帮助华东野战军在三昼夜中歼敌五万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鲁南会战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
韩练成最早与刘志丹结识，后因刘志丹去世没有和党组织继续发展。他再次与中共发生交集就是与夏衍的相识相交。
1939年，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在桂林陷入财政危机。夏衍决定为《救亡日报》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筹募基金义演，义演的售票分两种，一种是一般的票价，一种是“荣誉劵”，5元一张，当时主要是靠“荣誉劵”来募集资金。
广西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梁寒操、程思远与苏联顾问都前来捧场，韩练成也在这时与夏衍成为了朋友。夏衍后来在《我的家史》一书中记录：1939年的大事之一是“认识韩练成，订‘君子协定’。”
当时，韩练成倾诉了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韩练成（1908-1984）
1942年6月，韩练成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面。从此，韩练成确定了与党的关系，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除了周恩来及其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夏衍之外，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1943年，韩练成进入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可以接触到国民党核心机密。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计划在山东临沂或沂蒙山区与华野决战，当时中共军队19万人，而国民党军队有24万人，形势对我并不有利。
1946年秋，韩练成四十六军奉命从海口进入山东青岛一带驻防。周恩来得到消息，要求夏衍写信给韩练成，配合我军展开工作。同时向陈毅、饶漱石发来绝密电报:“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海运青岛，该军军长有起义可能，望华东局迅速派人与该军军长取得联系……”
当时华东局负责人接到这一份突然的电报既兴奋又困惑。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虽然对于韩练成的身份他们并不知晓，但联络工作在紧张的进行中。最终，因为韩练成的故意拖延，导致了莱芜之战国民党6万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瞬间灰飞烟灭，副司令官李仙洲被俘，国民党统帅王耀武长叹一声:“6万人三天就被解决了，我就是放6万只鸭子也够共产党军队抓一个礼拜的。”
1948年10月韩练成只身从上海乘飞机潜入香港。11月，他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组织安排下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在解放区，韩练成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见。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夏衍旧居，1949年至1955年间夏衍曾在此居住
夏衍参与中共隐蔽战线的活动不止于上述这些事情。他一生从不以情报人员自居，但终身都有着深厚的地下党情结。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他反复强调自己做的是统战工作。在党的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往往是互为明暗、时有交叉的两条线。
他对待自己和战友所从事的工作，始终保持着客观、审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荣誉面前不邀功、风浪来时不抹黑，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他们在隐蔽战线的传奇经历也将成为党的保密工作史中一个重要的篇章。
1930年3月，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一批日本进步青年学生请王学文为他们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开政治经济学讲座。这所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所谓“中国通”而设立的，学生主要是日本人，其中就有西里龙夫和中西功。
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久，在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日支斗争同盟，它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宗旨，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
西里龙夫回忆道：“王学文是河上肇的弟子，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起初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尤其熟悉经济问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我与他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他在抗日战争时从延安，在革命胜利后从北京，经常给我带来口信。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是王学文。
“在王学文的指导下，同年（即1930年——笔者注）9月我们发起组织了日支斗争同盟。当然，这是个地下组织，并非单纯地把中国研究会改名而成。……在是否用‘日支斗争同盟’时，围绕名称问题有过一场争议。‘支那'一词是轻蔑中国的称呼，是不妥当，‘中国’是正当的叫法，因而应该称作日中斗争同盟。
可是当时，‘中国'这一称呼并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理解。经过讨论，最后还是采用为当时日本人容易接受的日支斗争同盟这一名称。“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
这样，我们便开始做在华日本人的工作，尤其对日本军队的工作。“……我们的口号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回去！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军队撤回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中国苏维埃！把枪调转过来，打倒资本家地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万岁！士兵、工人、农民万岁！’”
参加该同盟的日本进步人士还有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川合贞吉、手岛博俊、安斋库治（后来担任日共政治局委员)、小松重雄、副岛龙起、岩桥竹二、船越寿雄等。
西里龙夫、中西功和手岛博俊就是经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是王学文在二三十年代接合期培养出来的一批日本革命志士。
在随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们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积极开展工作，或以日本记者或以日军顾问的身份收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历史的佐证，中西功著有《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西里龙夫著有《在革命的上海——一个日本人共产党员的记录》等回忆录。
中国问题研究会举办的经济学讲座的旁听生中，有一个叫尾崎秀实的《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记者。
他就是后来“佐尔格——尾崎事件”的主角之一，著名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
有研究者曾就此事问过王学文，王学文仅仅回答说“他当时也是我的学生”，再没有多说什么。尾崎和西里、中西都有深交。
西里通过尾崎认识了胡也频、沈瑞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过秘密会场。他还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
1932年王学文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持省委机关报《红旗》并创办训练班。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第一、二期的学员是工人，第三期的学员是上海各区干部。课程有政治形势、中国革命问题和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等。训练班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举办的，因此每期时间不很长。
许良锋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训练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培训班地点就设在王学文家，他的妻子刘静淑担任掩护工作，并负责照顾学员们的生活。
三期培训班为时半年多，培训学员二三十人，由于王学文夫妇的精心策划安排，始终没被敌人察觉。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王学文一家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接连不断地搬家，想出各种办法伪装迷惑敌人，从没有出现过失误，真可谓深藏于龙潭虎穴中的坚强壁垒。
1935年的一天，敌人突然搜查王学文家，此时家中正放着一箱红军长征外线作战用的军用地图和中央文件，来不及转移了！
情急之中，刘静淑坐在箱上点燃一炷香，手持金刚经，安然念起经来。敌人进来一看，是个潜心信佛的小脚老太太，很是失望，转了一圈很快便撤走了。
当晚，王学文便派大女儿王义举（当时担任地下党交通员，参加革命后改名刘秀兰）把地图和文件送往苏区。
王学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国民党发布通缉令悬赏抓捕他，张贴他的照片，许多叛徒也都认识他，但敌人却始终没能抓到人，可以想见王学文是多么足智多谋。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本来就极为困难，加之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更增加了其难度，迫使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此后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上海中央局又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白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都已被破坏殆尽。
而王学文所属的上海党组织是这个少数地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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