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前后，张国焘那个“党中央”的事儿，也瞒不住谁了。
红六军团首长应该是较早得得悉相关信息的：甲洼会师后，前来的接应的红三十二军首长那里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信息的参照，这些连转述者都不一定整明白了的信息的确在红六军团首长中产生过一些误导。多年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肖克曾经坦率言及过当年被“忽悠”的情况：
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的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以志不忘。[1]
肖克见到朱总司令时已是普玉隆会师之后，此前在从甲洼去甘孜途经瞻化时，他和老战友陈伯钧、王震一起“谈论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而又分裂的问题，直至深夜廿四时以后才睡觉”[2]，然而却并没有让他“很快改变态度”，直到6月24日见到朱德总司令之后。
可见这些“忽悠”多少还是起了些作用。
但红二、六军团多数首长们还是拿稳了党性立场。
年前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又与朱、张恢复了电讯联系，跟军委电台叫通了却又因密码问题无法畅所欲言尔后还不得不暂停，党中央的声音仍然要通过朱、张代转……，这一系列的情况红二、六军团首长不可能会没有感觉。一路上也可以收集“读报信息”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人也不会没有研究没有分析。至少，红一、四方面军年前合而又分，党中央已北出陕甘这样的“大路信息”，他们是知道的而且肯定分析过研究过的。任弼时、关向应、贺龙都是与张国焘有过交道甚至很深的交道，对其为人和章法也有了解，所以他们对于即将面对的情况也不会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王震传》记载：红二、六军团途经云南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看到《碧鸡日报》报道红一、四方面军“内讧”的消息，立即将报纸送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因为没有别的信息参照，几位首长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只能作参考，不能相信”。关向应对张国焘比较熟悉，对王震说过：“张国焘不正派，惯搞阴谋诡计，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3]
在甲洼与红三十二军会师时，随红三十二军来的“总政工作团”就有人将《西北问题讲座》、《干部必读》等送交前来迎接的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明礼。刘明礼一看书中的醒目标题“反对毛、周、张、博”就大吃一惊，立即把书送到了王震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处。据说王震一看这两本书就勃然大怒，顺手就把书扔在地上还破口大骂：“狗娘养的才反对毛主席！”[4]
20世纪60年代，王震对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人员也说过，红六军团到达普玉隆后，刘伯承与老战友们见面时也打过招呼：“我们到甘孜，刘元帅就来通消息了，他说对张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5]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态度也差不多。
红二军团赶到绒把岔与红三十军一部会师那天，“听到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来的干部有攻击红一方面军的言词，又看到带来的文件和《干部必读》小册子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内容时，当即和贺龙、关向应等商量后下令：对红四方面军派来的干部，告诫其只准讲团结，不准攻击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送来的文件、材料放在政治部，一律不准下发。”[6]
7月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从绒把岔赶到甘孜与朱德、张国焘等见面。当晚，朱德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彻夜长谈，他们这才相对清楚地了解到了自年前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这些是是非非的来龙去脉。
然而张国焘还是对红二、六军团首长存有幻想。
刘伯承回忆说，这个这时候的张国焘，“是想拉二方面军一起做个决议反一方面军”[7]。后来在延安，朱德当着张国焘的面也说过：“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讨论（指张国焘等），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到的’。他不信，而且发火，说我向他进攻。”[8]
朱德对任弼时这位老战友太了解了：当时的任弼时还是属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有着相当认同感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也曾经激烈地批评过毛泽东，但任弼时同时也是一位党性非常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那就是一身的凛然正气——犯错误的时候也是一身正气。张国焘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瞎忽悠，在这位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元老心中基本上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吸纳效果。
果不其然，张国焘与任弼时单独谈话时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时，任弼时均予拒绝；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要召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干部会议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的态度很明确：“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理由是“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
后来到了延安，任弼时当着张国焘的面也说起过这一段：
六军到甘孜的时候，是给了他们的宣传一些抵抗。我们到了甘孜以后，便会到总司令。在会合以后向北前进过程当中，在离甘孜八十里的地方遇见到了八十八师。但是听了他们谈到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情形，我以前还以为中央确实在那里的。但是听了他们的谈话，并且讲得很坏。这种教育是相当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将这些文件（国焘发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发下去，并把文件烧了。我便向他们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这样停止了一些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我当时也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中间慢慢感觉到党内统一的必要，便尽力求达到统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来促进统一。在谈话当中感觉很好，与昌浩同志的谈话中，都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但我以为党的团结已颇顺利了。国焘对我说：陕北是北方局，这里是西北局，我还不清楚。但是由机要科翻译的文电中，我就知道了。[9]
任弼时还直言不讳一语道破了张国焘盘算的小九九：
⑴想二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后，能达到二、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中央。⑵在二方面军到四方面军以后，逐渐的来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所谓“合并”问题。⑶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换一个地方。要二、四方面军一齐的向西退却。今天检查起来，确实有如此的布置。[10]
这里所言的“要二、四方面军一齐的向西退却。今天检查起来，确实有如此的布置”，刘伯承在6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也提及过：“（张国焘）还曾经想从玉树到西宁”[11]，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首长这样的态度肯定是不会满意的，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任弼时理直气壮地向他索要与党中央直接联系的电讯密码和频率呼号，他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得到密码和呼号后当天即沟通了与党中央的联络[12]，而且立即就接到党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将领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贺电，表达了对两军会合后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希望：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于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
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将更加激励你们无尚的热忱，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苏维埃红军的光荣旗帜而斗争，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斗争。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13]
这份贺电的落款仍然非常谨慎，并没有使用“党中央”或军委的名义，缘由当然是不难理解的。而这份贺电表达出的对两军会合后北出陕甘的希望，以及对“二方面军”的正式称谓，应该朱德、刘伯承和红二、六军团首长喜闻与乐见的：徐向前、陈昌浩等对年前与红一方面军因年前为“北出陕甘”以及由此而生出的“组织指挥问题”造成的不愉快记忆犹新，肯定不想再重演那一幕。徐向前总指挥也明确地对红四方面军干部们交代过：“我们几个方面军好比是兄弟，老四与老大搞不好嘛，别人还说不清谁对。如果与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说老四不好。”[14]
“团结就是力量”，至少在那个当口，就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刚性需求”！
因为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早在6月初就已“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于是已回到“中革军委主席”岗位上的朱德总司令就理所当然地以“军委命令”的方式，宣布了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组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成立：
军委命令：
七月五日决以二军、六军、卅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萧]克为付[副]总指挥，关响[向]应为付[副]政委，陈伯军[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15]
朱德总司令后来也说过：“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的，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去了”[16]。而原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7月3日就被张国焘通知“工作调动”，4日朱德和张国焘又与他作了正式谈话，当日便走马上任，接替肖克担任了红六军团军团长。[17]
同时期被调动工作的还有刘伯承，他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职务是“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朱德总司令后来也说过，这件事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同志去二方面军，这是我们明知道的他反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伯承同志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是很凶的呀！”[18]
7月3日，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建议，任弼时也随红军总部一起行动，踏上了北进的征程。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作短暂休整并筹粮后，以红六军团先导，方面军总部和红二军团殿后的行军序列，紧随红军总部之后离开甘孜，开始北上。而在色达日清沟筹粮的红三十二军与红六军团会合后，也加入了红二方面军的建制。
7月6日，随红军总部行动的任弼时直接向党中央发出了年前失联以来的第一份电报：
豪、英、泽、洛、博、稼：
㈠二、六军团于本月一日全部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
㈡这次远征，计费时七个多月，行军一万余里，沿途大小战斗十余次，伤亡约五千三百人。出发时两个军共一万七千人，到甘孜会合时为一万四千五百人，二军九千人，六军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㈢我现随朱、张行进。
弼时
三六年七月六号[19]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总司令出的这个主意，实在是太重要太有预见性了！
高！实在是高！
——“任胡子”，他就是“张主席”的一个克星。
注释
[1]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3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陈伯钧1936年6月17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6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1986年7月21日《王震谈话记录》，转引自《王震传》第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王震传》第66～第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1960年11月22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82～第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7]《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8]《朱德在1937年3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选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9]《任弼时在1937年3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选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0]《任弼时在1937年3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选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1]《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2]《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52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13]《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7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5～第10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5]《中革军委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1936年7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1～第2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66～第25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8]《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1～第2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9]《任弼时关于红二、六军团长征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情况致中央领导人电（1936年7月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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