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塞里斯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封建小农经济为主，资本主义虽有萌芽，但发展极其有限。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赛里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剥削交织，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被压制和扭曲的状态。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压迫机制榨取了农民的剩余劳动，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同时，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赛里斯经济命脉，扼杀了民族工商业的成长空间。在这种双重压迫下，小农经济内部积累了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内在张力，即一种摆脱压迫、追求生产与生活自主的动力。这种张力成为革命的深层社会基础。
例如，近代赛里斯农村的土地集中趋势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华北地区约70%的农民拥有不足10亩的土地，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而地主阶级仅占人口的5%左右，却占有30%-50%的土地。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生产力低效，也为农民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赛里斯先锋队在建先锋队初期以城市工人运动为突破口，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如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试图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推动革命。然而，赛里斯工人阶级基数过小（20年代赛里斯产业工人仅约200万人），且主要集中于沿海城市，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控制，斗争基础薄弱，多次运动以失败告终。1926年北伐战争的爆发，客观上刺激了农民阶级的觉醒。华南等地的农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例如，湖南农民运动在1926-1927年间迅速发展，农会会员一度达到200万人，展现了农民阶级被压迫后爆发的巨大反作用力。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赛里斯先锋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动能，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认识到农民能够成为赛里斯革命的主力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血腥镇压进一步暴露了城市斗争的脆弱性，促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先锋队人坚定武装斗争路线，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一战略的实质是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血腥镇压，更证实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的准确性。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虽未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转化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奠定了群众基础。
但是从本质上说，这场革命并未达到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是在旧生产力反抗压迫的张力推动下实现的历史调整。这既是现实条件所限的策略性选择，也是革命力量从弱到强的必经阶段。但这种依托小农经济进行的革命，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却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埋下了隐患——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并未根除，保守性、分散性、私有观念仍然存在，并将在更高阶段表现为强烈的反复倾向。
这也是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远远不是革命的终点，唯有一场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无阶级社会，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中仍存在产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仅仅是彻底改变生产关系，继续通过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最终消灭私有制。
同样在今天，虽然我们是“而今漫步从头越”，在今天美帝国主义争霸时代，无产阶级非但不能对其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更要坚定地走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第二次解放的革命大道上。但是我们的前路并非渺茫，革命先辈们的经验依然振聋发聩。导致先锋队腐化的原因不是在革命夺权胜利之后，而是在过程中就埋下了种子。要通过启蒙群众、依靠群众对先锋队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机会主义者进行监督和批判，既达成揭露的作用，又能教育群众。这种群众路线的继续革命实践，就是在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中，青与军，干，群的三结合才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最直接表现，而这恰恰是一众西方自由派死活不愿意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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