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君书·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即言政策方略精准于百姓所讨厌、憎恶的方面，百姓一定会因此更加衰弱，另一个层面就是百姓始终处于被剥削的弱势群体。新时代，用百姓的出行来讲，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动车，涉及亿万家的简单便捷，但是经年累月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的真实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骑车人的安全吗？可笑。实则为资本谋求长久利益而保驾护航，为新资本开拓掘金之道而修路架桥、清除障碍，它们是资本利益和特殊阶级的代表，可耻。驾照、交强险、挂牌，利益所生，悉归何方？超标的生产厂家有几个被关停转产合并取缔的呢？可恨。公孙鞅的确是剥削阶级的忠实卫道士啊。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这句话与《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在义理上是统一的，就是严格执法、执法必严。在西方法制思想的侵蚀下，法严与严法变成了复古式的“刑不上大夫”贪污几千万、几十亿、几百亿的高官腐败分子，终于不用担心生民之虞了，它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度过余生，用这种思想理论引导教育官僚体系，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公孙鞅严词警告“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君且擦亮眼睛，几千年过后的法制进步的表现和意义何在呢？“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韩非子·饬令》）这是政治运动很多、打黑除恶很久、惩治腐败分子很飒，但是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可笑哟。
3、关于谏言建议的正确性的甄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度难而无度易也。”这里的“度”解释为“常仪的也”也就是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常规的或者超常规的目标性和原则性。“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作为剥削阶级也应该有个底线，有个标准，不能唯听是从、维新适从、维舔适从，这是对纳谏者与劝谏者的双重约束。“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悦）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也。”新自由主义的谬论，“开淫道以诱之，而以轻法战之，是谓设鼠而饵以狸也，亦不几乎！”已经在城市化、金融秩序、房地产、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生态环境乃至政治生态及其共×体等方面，误导诱导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造成严重后果，国受其殃、党受其罪、民受其苦，深受其害、遗患无穷、不可复言。足以证明剥削阶级有时候是冥顽不化、愚蠢至极、死不足惜。“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商君书·内外》严正警告：“淫道必塞”。
4、《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严格严厉严肃）罚以禁邪，虽有驳（同悖字，看似不合理）行，必得所利。”剥削统治阶级的政治眼光是其政治生命的保障。《商君书·慎法》“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当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左右、动摇、干扰统治阶级失策误判，这就是结党营私，就是损公肥私；“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当涂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韩非子·人主》）“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君书·修权》）“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极端的个人崇拜、极端的个人主义、极端的权力欲望、极端的刚愎自用，一定可以蒙蔽剥削统治阶级的双眼与判断能力，落后种群的侵入导致的基因之战、艾滋病之患，将弱势群体置于资本势力的屠刀、手术刀之下的器官移植团体，将未来的健康放在转基因的砝码之上，远交跪舔示好与对内的严厉打击、剥压形成鲜明对比，则不能谓之愚蠢，谓之邪恶，谓之荼毒，谓之戕害，更符合实际情况。“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韩非子·难一》）这也是新时代砖家叫兽、资本党羽的写照！
5、法、制、政、事，是一种健康的排列次序，也是决断事务的一个规范程序。规定只是“政”或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绝对不应该居于法与制的前面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一定应验了“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商君书·修权》）的判断。《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也写到：“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暮然回头看了看周匝的虎视眈眈的氛围，不由得惊呼古人诚不我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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