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鼻祖孔德(Comte 1798—1857)自称为实证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思想(或人类智力)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的，第二阶段是玄学的，第三阶段是实证的，即科学的。这不同的思想方式决定了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神学的思想造成“军事的和君主的社会组织”，玄学的思想产生了“抽象的权利学说支配着的政府”，而实证的思想就导致了“工业制度”的社会。在孔德的学说中，思想决定社会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在他看来，社会是起源于“人性中的社会冲动”，而人类历史也就是“人心发达的结果”。他把“实证的思想”说成是人类最高的思想方式，由此而生的“工业制度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组织了。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第二个鼻祖斯宾塞(Spencer 1820—1903)把社会比做生物有机体。他也是用思想来说明社会。据他说，社会现象是以心理现象为基础的，使人在社会上互相结合的社会联系是精神的，因此，思想是社会学的基本材料。
现代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分成了许多流派，但是可以说，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都无例外地是以心理现象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属于所谓社会学的心理学派的人，最明目张胆地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归结为人的思想动机。他们各自举出不同的心理特征来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是人各一说。例如法国的达尔德(Tarde 1843—1904。他是社会学的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决定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心理现象是模仿。一个人提出了一个新观念，其他人就会加以模仿，因而形成一个模仿的浪潮，由近及远，以至全社会。这个模仿的浪潮遇到另一个模仿的浪潮，会发生对抗。在他看来，模仿和对抗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内容。又如美国人华德(L.S.Ward 1841—1913。他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带头人)，他以为人的欲望是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动力，“欲望是一切行动的主要基础”。照他说起来，人类社会本来是在欲望支配下盲目前进的，后来人类渐渐发展了智力，在智力的指导下，“粗鄙的欲望”就化为“高贵的感情”，也就产生了人类的文化。华德宣称，社会中的斗争是“粗鄙的欲望”的产物，而合作则是优越的理智的产物。除华德以外，美国的其他著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也各自提出这一类的“学说”。季廷士(Giddings 1855—1931)提出的是叫做“同类意识学”。他说，社会生活以“同类意识”为主要基础，所谓“同类意识”就是意识到别人和自己同类的一种心理状态，由此就形成同情心、合群心等等。斯麻儿(Small 1854—1926)则有所谓“兴趣说”。他以为，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过程必须用兴趣来说明，他分兴趣为六种，即健康的兴趣，财富的兴趣，社交及声望的兴趣，知识的兴趣，审美的兴趣，正义的兴趣云云。
这一类观点，不过是用对于社会现象的最皮毛的观察来求得合乎资产阶级需要的结论。社会现象，一眼就可以看到，它和自然现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参加在内。但是如果只是用人的思想动机来解释社会生活，而不去问，也不答复思想动机究竟又由什么而引起的，那么，对社会的科学解释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
为什么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实行君主专制呢?因为人们要君主专制。为什么人们后来又不要了呢?因为前一时候人的智力是在神学或玄学阶段，后来则到了“实证”阶段。孔德的用人智三阶段来解释社会，说得简单一点，无非就是这样。
为什么人类有战争呢?因为人们要打仗。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有好斗的本能。那么为什么人类又不时时处处都打仗呢?因为人们又要和平。为什么要呢?因为有合群的本能。——用所谓欲望、本能来解释社会生活的说法，简单说来，也无非如此。
人类对自然界完全缺乏科学知识的时候，设想每一自然现象都由一个神灵支配着。打雷——有雷神，下雨——有雨神。现在这些心理学派的社会学者其实也不过是对于他们所不能解释的每一社会现象假设一个神罢了。不过这个神不是住在天上，而是住在人的身上。这个神叫做天性，或者叫做欲望，叫做本能。
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既然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源是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控制人的心，就能控制社会的发展。
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华德根据他的理论宣布，只要在劳动人民中进行“教育”，使“优越的理智”战胜那种“粗鄙的欲望”，劳动人民就会承认和资本家实行“合作”的必要，而不会去进行危害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了。
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有一个叫做汤麦史(W.I.Thomas 1863—1947)的，他提出“愿望”、“态度”和“价值”三个概念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他说，人类具有种种愿望，愿望是人类行为的推动力。愿望具体为对于各种事物的心理状态，就成为“态度”。作为人们的愿望的对象的，就是“价值”。这个社会学者提出这一套“理论”是干什么的呢?一个介绍他的“学说”的中国社会学者说：“在汤麦史看来，愿望是人类的驱使力，一切行为的发端处，我人欲控制人类行为，必须从控制愿望着手。”[ 孙本文;《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页110。]
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控制”社会的发展，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所企图达到的目的。
的确，一个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社会态度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中国广大人民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表示了反对态度，于是有了革命。但是千千万万人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其原因要从客观事实中去找，态度并不是最后决定的原因。
我国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上基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反对的态度，这只是少数人，另一种是赞成和拥护的态度，这是几亿人的态度。后一种态度能够战胜前一种态度，当然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右派分子无论怎样精通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无法改变几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从美国学来了这一套观点，以此为观察和说明社会现象的工具，结果就只能说出些愚蠢和可笑的话来。
例如，中国过去曾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如何加以说明呢?一个社会学者说：“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对于此种婚姻制度，多抱赞成的或服从的态度，所以此种制度可以继续存在。现在此种制度，有许多人已不赞成了，不服从了，所以此种制度对于此种人已不复存在了。假使全国之人，对于此种制度，都表示一种不赞成不服从的态度，那末，此种制度，立刻可以消失。”[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修订本，上册，页218。]这看来好像一点不错的，如果全国人都不赞成某种制度，那么某种制度当然不能存在。但是要知道，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正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对于这一制度表示赞成，为什么到了另一时候人们又不赞成呢?而且事情还要更复杂一些，往往是对一个社会制度，这一部分人赞成，另一部分反对，这又是为什么呢?以为态度决定一切的社会学当然答复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社会学家甚至说：“我人喜用汽车，就因为我人赞成汽车的原故。人力车依旧保存而不废，就因为还有许多人赞成人力车的原故。假使全国社会个个人反对人力车，那末，人力车就不会在此社会保存使用。所以物质文化，亦是直接受社会态度的影响。”[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修订本，上册，页219。]在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支配下，一个人(还叫做“学者”)竟会低能到这种程度：中国曾长期地使用人力来运输和进行各种劳动，其原因就在于大家都赞成人力车而不喜欢汽车的原故!
为什么社会制度会发生变动呢?这个社会学家说：“社会状况或制度不会自身变迁;所以变迁的原故，就因为社会上人们对于此种状况与制度的态度发生变迁。在人们对于(此种)社会状况或制度的态度表示绝对赞成与服从的时候，此种状况或制度决不变迁。假使人们的态度发生变迁，社会状况或制度，亦必因之变迁。”[ 同上]好呀，如果有什么法子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永远“表示赞成与服从”，那末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不会“变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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