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五，走向天南海北
1，毕业
无论是媒体的正面宣传还是背地里的奇谈怪论，我都已经毫无兴趣。我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大连到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能开。
那几天是我们最忙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8月底以前按期毕业，以腾出宿舍和教室;否则，七六级的新生将无法按期入学，后果极为严重。所以，我们一直在抓紧完成毕业设计以及其他相关工作。去火车站探听消息的任务，就只能靠小王自己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却丝毫进展也没有，这让我不能不怀疑那铁路到底修通了没有。我甚至设想，是否让小王乘船迂回去上海，再转乘火车返至北京。但想到她单独旅行难以让人放心，万一再出啥岔子实在吃不消，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段时间，小王倒也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没事就去图书馆消磨时间，以至于有些外班同学还以为她是提前报到的七六届新生呢。
1976年8月17日，星期二。
在大连的时间是屈指可数了。
昨天公布去向，明天公布分配方案，这一段时间把这些人折腾得真够呛，但总的来说分配去向还是很好的。
这是我几个月来的第一篇日记。
毕业分配是件大事。从理论上说，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厂矿的人而言，基本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注定要“哪来哪去”。但是，由于我们铁道学院从原由交通部所辖变为归属铁道部领导，那些来自造船厂、港务局等交通部系统的同学，难免担心自己会重新分配。好在很快传来消息，“哪来哪去”的原则没有改变，他们才算放心。
而那些从农村或兵团来的同学，心情最为紧张，因为他们将面临命运中的重大转折：根据上级下达的分配指标，重新安排工作。由此涉及到交通部与铁道部两大系统。
奇怪的是，当时交通部似乎仅仅水上交通与我们学校有关，毕业分配方案中，并没有航空、公路、管道运输等部门的单位。我没有查到资料，不知那些部门当时与交通部是何种关系。好在这样一来，七三级的毕业分配去向就简单多了。
相对而言，与大连铁道学院有关的交通部下属单位，大多涉及船舶、港务，往往分布于沿海或沿江的较大城市，一般不会在内陆地区或穷乡僻壤;而铁路企业遍布全国，既有位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重点企业，也有深藏于边远山沟的三线工厂，还有一年到头四处迁移的流动性单位。主管分配的老师大笔一挥，立时就决定了一个毕业生一辈子的命运，即使天涯海角，也必须接受安排，从此将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如此关键时刻，谁不希望能分得离家近一些、单位好一些呢?比如许多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学，原先大多是北京、天津或上海的知青，当然希望能借分配的机会回家乡工作;而原籍东北的同学所占比例最大，则竭力想要避免被分配到遥远的南方去。每个人都祈望能分配得可心一些，自然会多方努力、各显神通。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
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后的结果还是算大致理想。以我们宿舍为例，我自然要回西安铁路局，金文华回他的上海东海船厂，冯家祯回鞍山铁路器材厂，李明忠回长春客车厂。其他三个人都是来自兵团：班长艾传刚是天津人，幸运地分到了天津航道局;彭森鑫原籍上海，分配到江阴一家船舶企业，还算离家近了许多;陈益丰是宁波人，没有太理想的去处，被分配到镇江锚链厂。
至于同宿舍7位同学后来的情况，我打算单独叙述，这里只是暂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班的35名同学，大约有一半同学需要参加毕业分配，有些人的去向不够理想，比如几位东北同学被分到了南方，远离家乡。最出奇的是团支部书记蔡营庚，他也是来自兵团的上海籍知青，女朋友还在黑龙江，所以很想分去东北，但未能如愿。因为他是党员，要么去苦地方，要么去远地方，不能挑三拣四;他索性选择了广东湛江港务局下属的一个企业，说是：要远就远得彻底些，干脆一个最北、一个最南!他这“异地恋”实在艰难，要见一次面就得从南到北横贯整个中国，想想都让人发愁。不过他后来还是调回了上海，结局总算圆满。
1976年8月14日的锻压73—1班毕业照。照片取到之前我已离校，直至46年后的2022年7月，才收到孔庆文发来的这张原照。毕业照中共有37人，包括全班所有同学35人、老师2人。
前四排左起：李明忠，王振全，郭会昌，宋宁生，朱春瀛，金文华，王小寒，韩立平，艾传刚;
前三排左起：孙荣连，戴树芳，王兆富，华顺发，刘玉民，梁明科，李滨，陈光中，冯家祯;
前二排左起：沈士清，孔庆文，范书良，王克明，张春生，邓富甲，马效志，彭森鑫，陈官德;
前一排左起：乔宝胜，蔡营庚，陈益丰，金恩萍，徐庆祥老师，宋世国老师，魏海峰，武玉文，孟繁荣，栾旭艳。
目前已知，其中的郭会昌、金文华、王小寒、韩立平、沈士清、邓富甲、金恩萍及宋世国老师，8人已经去世。
2，告别
毕业去向一经确定，离校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我本来是打算先回无锡探家、再去西安报到的，现在因为小王的问题，只有自无锡去北京，将她送回家后再直接赴西安报到了。为此我已经答应几个东北的同学随我南下——他们打算利用报到前的十几天过渡时间去无锡玩玩，希望我担任临时的“导游”。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让人惊喜的消息。学校说，为了保证我们及时离校，正在联系有关方面，通过特殊途径运送大家由陆路进关。
所谓“进关”是指进山海关，那是东北地区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铁路的唯一通道。而唐山是进关的必经之路。现在铁路始终是说通而未通，毫无指望;我们猜不出有关方面的“特殊途径”到底是什么，也许会派大卡车送我们通过唐山灾区吧?这让人很感到好奇。
不管采用什么办法让我们离校，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日子不会远了。这样一来，小王回家的事情也不必着急了，只要我们走得了，她也必然走得了，只需要再耐心等几天。如此，我决定改变计划，将小王送回北京，然后直接去西安报到。这样一来，我对那些同学的承诺就无法实现了，未能陪他们去无锡一游，成为存留了几十年的遗憾。
那些天我相当忙碌。
大连毕竟是我的故乡。从出生到小学再到中学，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七年;间隔七年之后，居然又有机会回来读了三年大学;前后累计，刚好二十年。对我个人来说，如此经历，实属难得的奇迹。而这次离开，虽然未必一去不返，但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幸运的机会了。想到这些，留恋之情难以平复。我只有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走亲访友四处告别;我尽量少乘车多步行，再走一遍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地方，让那些熟悉的街巷房屋在心中留下更深的印象，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海校的沈鹤鸣那里，我是最先告别的。几年来承他关心，常有美餐解馋，多有电影款待，让我深为感激。好在他每年都要回无锡探亲，我们将来不乏再见的机会。
庞为平、肖羽和于明政等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已经有过几次告别聚会了。尤其是庞为平那里，他的父母犹如看见自己的孩子将要远行一样，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独自在外会受委屈。他妈妈连着几天让我必须过去吃饭，恨不能让我一次吃饱吃好永远不饥不饿。那份殷切的关心，让我几欲下泪。
1976年9月，庞为平(右)、肖羽(中)在大连火车站为我送行。那时我刚知道，庞为平已经在悄悄地与肖羽的妹妹谈恋爱，将要成为一家人了。
我走后没过多久，庞为平被推荐去了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学，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所学的无线电物理，正是他最喜欢的专业。
庞为平在校读书期间，形势突变，“四人 帮”倒台，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他的两个妹妹先后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大妹小谊原属六九届初中生，插队数年后被招工至海港开吊车;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补习，1978年考入设在大连的辽宁财经学院。小妹小耀比庞为平小十岁，也下乡插队了;1977年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当时是高校与中专同时招生，小耀被一所海军护士学校录取，但她一心想上大学，未去报到;第二年与姐姐同时参加高考，被抚顺石油学院录取。
当时庞为平“享受”工农兵学员的待遇，每月19.5元;小谊每月只有8元补贴，小耀则没有收入，姐妹俩要靠家里贴补。那段时间，他家老两口的经济负担实在够重的!但是他们十分愉悦：家里三个孩子同时在上大学，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学校也没有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我们的散伙饭是分宿舍吃的。食堂改善伙食，加了几个荤菜;我们又集资买了些罐头散酒，倒也热闹。
我们七个人年龄相仿性格各异，几年来同居一室，没吵过架没红过脸，赛过一个大家庭的亲兄弟，真是十分难得。如今即将奔赴四方，很有些伤感;大家举杯互祝，企望有朝一日还能相聚。酒至酣处，各宿舍开始互访，难免有人借酒发作，或是感怀抒情，或是痛哭失声，搞得大家心里都有点不是滋味。
除了本班同学，我还有几个很知心的朋友，现在将要各奔东西了，离愁别绪让人心乱。临行前最后一晚，本来已经吃过晚饭了，余耶国又邀我喝酒。附近的饭馆都已经打烊，我们坐电车到了青泥洼桥，那里的车站饭店通宵营业。我们要了两三个菜和一瓶大连产的红葡萄酒，两人对饮，似乎有些凄凉。
一年以后，将是他毕业的时候，他来自兵团，面临重新分配，前途未卜，难免惶然。今年他为我送行，明年还不知是谁为他送行，此时的心境，与我类同。但该说的话似乎都已经说完，这时倒几乎没啥可聊的了。见夜色已深，我们必须赶上末班电车，余耶国抢着去结账，我也没有拦他。独自枯坐，自斟自饮，不知不觉，竟将剩下的大半瓶酒喝得精光，把付款回来的余耶国吓了一跳。那酒实在厉害，搞得我酩酊大醉，也不知道余耶国是如何把我弄回学校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此大醉。
第二天是彻底告别的日子，同行去北京的同学挺多，送行的人也不少。开车以后，我像当年上大学时告别虢镇一样，始终站在车门旁边，眼看着城市的建筑逐渐稀疏，被夏日的田野风光所取代。我的心情慢慢回归平静，因为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我的第二故乡陕西，那里也有不少朋友在等着我呢!
1976年9月，余耶国在大连火车站为我送行。
这应是我一生最奇特的一次旅行。
我们这趟列车，没有车次、没有运行时刻，走的是一条没人知道的线路——它根本不由唐山经过，而完全是绕行另一个方向。原来，有关方面所安排的“特殊途径”，就是这条秘密修筑的战备铁路。不知是否因为我们属于铁路院校的学生，所以才能享受如此“特权”。
车上的旅客并不多，还有不少空座，可见它并不是在地震后首次开行的列车，也不是公开售票的正式列车。一路都是高山深谷，景色陌生。列车停靠的车站往往没有明显标志，以至于我们始终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地方，所以也无从判断这条铁路的具体位置和走向。这一切，都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让人感到很有些拘谨，连说话都避免高声。
我本来以为，既然是战备铁路，自沈阳至北京的路线应当更为直捷，而不必像原先的京山铁路那样，还要到天津绕一段路程。但是，由于列车每次停车都耗时很久，我们的旅途显得格外漫长。经历了将近两天一夜，到北京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
天色黑尽的时候，我和小王终于走进了她家的院子。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味，她妈妈正在等着我们呢。
我的学生证。此后我再也不能用它购买半价的学生火车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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