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毕业后的“金花们”
毕业一别，各奔一方。几十年过去，我们班35位同学，有的已经去世，有的杳无音信，接下来只能重点介绍几位。
仍然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先介绍我们班的“金花”们。
大连铁道学院机械制造工艺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七三(1)班的女生们。自左至右：金恩萍，魏海峰，武玉文，孟繁荣，栾旭艳。
“五朵金花”之一的金恩萍，入学前是石家庄车辆厂的电焊工，毕业时根据“哪来哪去去”的原则，返回原厂。听说她后来改行了，在厂里的职工学校当老师。不幸命途多舛，已经去世多年了。
副班长魏海峰，据说原籍在河南新乡，寄宿在东北的亲戚家，后来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是党员，服从学校分配，既没到新乡，也未回东北，而是去了遥远的陕西，到了西安铁路局下属的工务修配厂。说来荒唐，我毕业后返回陕西宝鸡，居然不知道魏海峰就在距离仅有不到二百公里的西安，因此一毕业就失去了联系!实在是既惭愧又遗憾。
至于其他三位“金花”，由于近来联系较多，有机会听她们回顾自己的经历，应算难得。
1，实现愿望的栾旭艳
栾旭艳是“五朵金花”中的小妹，也是大家公认的学习最努力的同学之一。
我生于1953年10月。是早上出生的，所以取名“旭艳”。
1970年我中学毕业，直接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务机械厂当学徒工，学过机械加工、钳工，最后学的电气焊。工资是第一年每月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23元。电气焊很辛苦，氧气瓶、乙炔罐很沉呢，都是我自己搬。
我不太主动要求“进步”，只会不怕苦不怕累默默干活，所以到1972年末才入团。接着被选为厂团总支宣传委员和车间团支部书记。
1973年，我被推荐为工厂参加铁路局团代会的两名代表之一，另一人是团书记;同年又被推荐为工业处职工代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
我们系统当时有五个单位，两千多人。那年大学招生，给了两个名额，都是锻压专业;我们单位得到一个名额。我就报名了。由于在学校学的知识很有限，所以数学考得一般。
在等待通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别人告诉我，另外一个单位有个人想要顶替我。这时我遇到贵人了。我们单位的临时代理厂长王树林，秉公办事，说：我们单位的名额他们凭什么要占?他到局里去找，局里专门召集各单位工人代表开了几次会，才定下来，确定人选是我。
毕业后我回到原单位工务修配厂，后改为工务机械厂，先去锻工组当实习生，接着去电焊组从事电气焊工作，然后又到机械加工车间熟悉各类机床，还干过一段钳工。1980年调到大修配厂，就是后来的机车车辆配件厂(现在已经黄了)，在锻工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晋升为助理技术员。
1981年，我晋升为技术员，到工装车间任技术组长。此后我们又进行了考试，考的外语和高等数学，随后晋升为助理工程师。1985年到技术室，负责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工作;随后又去两个车间工作过。1988年，我晋升为工程师。
1994年，我自己申请调到司机学校(现改为齐齐哈尔技师学院)工作;当老师是我小时候的愿望之一。作为讲师，我主要从事专业理论课教学，比如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制图、力学、液压传动、机械原理、公差与配合、形位公差等，共讲了七八门课程，相当辛苦，但总算熬过来了。
由于工农兵学员要想晋升高级技术职务必须通过补习及考试，1996年到1998年，我参加了大连铁道学院的函授进修。当时咱班进修的有7名同学：王兆富、朱春瀛、孔庆文、孙荣连、冯家祯、王小寒，还有我。
1998年，我担任了司机学校的基础一教研组组长;2001年晋升为高级讲师。2008年，我正式退休。
从工厂车间走上学校讲台的栾旭艳同学──不对，应当是“栾旭艳老师”。
司机学校是铁路行业传统的正规教育机构，业内人都知道，从企业调入教育系统并不容易，得经过试讲、考察、审核等一系列严格的过程。为了实现儿时梦想，栾旭艳在不惑之年毅然改行，实在不易。而她所教授的内容，涵盖了机械制造专业的大部分基础课程，她随口而说的“熬过来了”几个字，既可看出教学任务之重，也体现了专业能力之强。这些，都立足于她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厚重积累，外行人是无法体会的。
栾旭艳后来定居大连旅顺，这是她2025年9月回老家齐齐哈尔时的留影。说到往事，她总说自己很“幸运”。一个始终保持这种心态的人，生活必然很幸福。
2，坚守本行的孟繁荣
孟繁荣的年龄只比栾旭艳大一个月，是1953年9月出生的，到校报到时刚好20岁，也是班里女生中的小妹之一了。关于她当年入学的情况，在前面曾经介绍过。至于毕业以后参加工作的经历，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下面这些：
1976年从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道部武汉江岸车辆厂，在锻造分厂实习，工资定为36元。一年实习期满以后，到锻造分厂技术室担任技术员，主要从事锻造工艺和锻造加热炉的设计改造技术工作。大连铁道学院锻压专业的各届毕业生分到我们厂的挺多，仅我们技术室就有6 个。
我是1988年12月晋升为工程师，2004年3月晋升为厂内高级工程师。
那时候，工农兵学员晋升高级职称需要“回炉”，得由厂里出经费，结果我们厂只有副科级以上的工农兵学员去长沙铁道学院“回炉”。我们好多人没有参加。
不“回炉”就不能参评高工，后来厂里单独给我们4个人晋升了高级工程师，还有好多工农兵学员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
至于这些年获得的什么荣誉、奖励之类，就不要写了。都70多岁了，没有必要说那些。
这应当是孟繁荣作为厂里的先进个人而拍的“标准照”，用于宣传栏里的“光荣榜”的，挺有纪念意义。
孟繁荣说得很简单，但她的经历其实不简单。毕业分配方案的去向繁杂，山南海北各不相同，总有地域远近、条件优劣等许多差别，谁不想分得离家近些、城市大些、单位好些。但她是党员，必须服从分配，于是就到了武汉。
一个以前从没出过远门的东北农村女孩，陡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南方大城市、一个完全陌生的工厂环境，那种惶恐不难想象。更不要说还有气候、语言、饮食等种种差异，有些人一辈子都难以适应，但孟繁荣坚持下来了。
锻压行业的“苦、累、脏”，众所周知;作为一名女生，居然始终立足本专业而没有改行，且在锻造加热炉方面颇有成果，这是不太多见的。由于工作出色，她不仅是厂里的先进工，还获得过武汉市首届巾帼奖。由于她不愿多讲，我就只说这两条吧。
关于职称的事情，有些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技术职称”与“技术职务”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个“称呼”或“资格”;后者则必须要有定员编制。我有一位铁道部的朋友，是“文×”前的老大学生，其单位没有“正高级技术职务”的定员编制，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参加了同级的地方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并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资格证书。但由于单位无法认可，他直至退休还是个“副高”。
还有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越是上层机关，评职称越容易;越是基层厂矿，评职称越艰难。尤其是工农兵学员，从初级、中级再到高级职称，不仅有许多特设的严苛条件、一步比一步艰难，而且同样受到人员编制的限制。即便业绩再出色，但如果单位没有“定员”，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晋级的机会。
孟繁荣所提到的“回炉”，则是工农兵学员的一项特殊“待遇”：晋升中级及高级技术职称，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全面补习，考试及格后，才能具备参评的资格。因客观原因，孟繁荣没能参加“回炉”;但由于个人成绩突出，而被评为厂内高级工程师，已经相当不易了。如她所说，还有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在这篇“纪事”陆续发表的过程中，我看到有许多留言的读者业绩卓著、成果辉煌、地位显赫，他们的确是工农兵学员中的佼佼者，值得敬佩。但我认为更值得敬佩的，是像孟繁荣她们这样在基层埋头苦干的人。
1993年6月，孟繁荣参加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加拿大女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研讨会”。
3，人在他乡的武玉文
论年龄，武玉文是“五朵金花”中的大姐。关于她入学前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提起毕业往事，她很有感触。
那会儿很渺茫。不知道毕业以后会分到哪儿，心里头特别忐忑，特别渺茫。中国那么大，天南地北的。作为我来说，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去太远的地方咋回家呀?当时确实挺害怕，怕分到老远了咋办呢?不敢想啊。
现在想来，毕业分配的时候，老师确实很难，大家都想去近些、好些的地方，很难摆平。当时，去向不太好的同学都是最先被找去谈话。我就想了，可别找我谈话!
很幸运，到最后也没找我谈。有一天我碰见宋老师，就是戴眼镜的宋老师。我说宋老师啊，你给我分到哪儿了?他说，天津!意思就是说你放心吧。
我去的是在天津塘沽的新港船厂。当时还觉得天津不如北京好，北京是首都嘛，坐火车回家方便!后来才知道，北京那个二七工厂离北京市区很远很远的，还不如天津。天津塘沽这块儿离市里多近，那时候坐车40分钟就到了。现在回家还挺方便，每年都能回去，想回就能回去，高铁3个多小时就到了。
其实我这一生还算顺利。从农村到学校，再到工作岗位，现在在这天津也挺好的。要是细说，在工作当中肯定是不容易。特别是来到天津，城市人比较会说话，处事比较圆满;我这人直肠子，没心眼。要说挫折，也有过一点，但是没影响大方向。
我们这个新港船厂分三大块，一个是修船，一个是造船，一个是后勤，我们是属于修船。我先是在锻工车间，没待多久，后来有许多变化，当中的过程就不说了，太麻烦。先是新港船厂和新河船厂的铸锻合为一体，成为一个铸锻公司;并在一起有两年多，后来不行，两家合不来。我又回到新港船厂，到铸锻车间当设备员。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一直到退休。
武玉文的这张照片，像是用于“先进个人光荣榜”的标准照。
总的来说我还算挺顺利的，退休前也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当时我没想报考高工，就觉得考外语肯定是不行，就不想报。
有同学跟我说，你一定要报，不报太亏了;我说我外语不行，别的倒没问题。我那些年干得挺好。就是实干、硬干、认真，差不多每年都评先进。
要说也得替工农兵学员争争光是吧?这些人是主力呀!当年的主力青黄不接，不就指着这拨人吗?多少年都没有大学毕业的了，接不上茬了。这帮人到工作岗位不就是顶梁柱嘛!不管原先学习得好不好，就在工作当中去闯，虚心学习，边干边学，认真负责。
就像我那个设备员的工作吧，技术性不是很强，但是得有组织能力，啥都得知道。领着维修的这帮人，今天修这个，明天换那个;还有采购等等方方面面的事儿。你不往前冲，能干得了吗?我也就是硬闯出来的。不管你在学校学得好与不好，到实际当中应用是最主要的。你得沉下去，虚心跟工人请教，听取人家工人的意见。你摸爬滚打在底下滚一年，你就滚出来了。
话说远了。总之，后来挺顺的，我最后评上高工了。
我在厂子里，啥活动都爱参加。还有唱歌跳舞我也喜欢。现在也就是走走模特跳跳舞。最近这两天挺忙的，天天排练，因为要有个演出嘛。来世我一定要当个舞蹈家!今生今世来不及了，快到头了。太阳快落山啦。
哎呀，激动了!又不假思索地都秃噜出来了!可别都给我往外发啊!
当年在校的时候，感觉武玉文不言不语地，像是内向型的性格。现在才发现，她原来是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挺有主见的人。她这些话很实在、很生动，所以，我还是得发出来。
武玉文在天津成了家，对方是大连铁道学院同系同级的校友，是个心灵手巧技术上样样在行的能人，但武玉文说是“隐私”不让提，我只有尊重她的意见。他们全家已经在天津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应当算是地道的天津人了，但武玉文的思乡之情还是相当浓重，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探亲。当年背井离乡到天津工作，那份忐忑和惶恐，只怕是终生难忘。
武玉文在她的第二故乡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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