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农民总理陈永贵在北京病逝。在临终前不久，他见了大寨出来的新老干部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等人一面，叮嘱他们一定要解决“两毛二分六”的问题，他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XX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三十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
“两毛二分六”，是《山西日报》1980年10月的一篇头版头条文章提出的。文章给大寨算了一笔账，把大寨领到的国家支持核算了一下，最终得出结论，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国家就亏损“两毛二分六”。言外之意，大寨哪里算得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大寨完全是靠外界支持才搞起来的嘛!
陈永贵至死都不接受“两毛二分六”这个结论，因此，在临终前还在跟大寨人念叨，希望他们能搞清楚并澄清这个问题。
文章说到大寨1967年修军民渠贷款23200元，到1980年未还，但根据信用社的贷款记录，大寨1978年之前压根就没有欠款。文章还说，这个渠是国家投资的，但查昔阳县1962-1974年间项目使用资金情况，这个项目就没有国家投资。文章说，这个渠是“分摊劳力即解放军帮助修成的”，实际是渠修到一半解放军拉练来了，主动参与修建，因为军民鱼水情才叫“军民渠”。还有，文章提到的那个总数，844565元，有好几项数万、十数万的项目是1974年以后复批的，这些工程1980年前后刚发挥作用并持续到新世纪，算账的时候这些预期收益自然都不算在内，都算成了亏损。还有，1976年山西农业局无偿支援大寨三十多万株桑苗，建立养蚕设施，折合款项八万元。实际上养蚕的是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没养过蚕，但统统都算给了大寨大队。文章中不就说了嘛，那累计支援的总账84万多，按1976、1977两年大寨83户，480口人算，平均每户达1万余元，每人达1750余元，如果算一算上述支援账，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除了规定的粮价之外，等于国家再给补贴二角二分钱。这就是“两毛二分六”的由来。
国家对大寨有支援，有投资不假，但一个农村不该被支援吗?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工业本来就该反哺农业了嘛!更何况那些支援和投资，大多都是大寨出名之后的，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些支援和投资能否定掉大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吗?
有些人说大寨是吹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大寨吹出来了，其他地方就没有吹出来?不就是因为大寨人手够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寨，全村人从1953年首战白驼沟到1957年三战狼窝掌，大寨人用了整整5年，垒起了180多条大坝，把300多亩坡地变成了水平梯田;修了两条盘山渠和两座水库;把4700多块零散地连成了2900多块平展展的整地，增加了耕地80多亩，使大寨在农业技术改革的道路上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全国十面红旗之一。1963年，一场罕见暴雨，十年辛苦毁于一旦，他们又从零开始，很快站了起来，凭的不就是那双长满了厚厚的老茧和一道道深深裂口，关节变形的大寨铁手?靠的不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
1964年3与人，当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伟人汇报过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安排农业部长廖鲁言亲自到大寨做了20天的细致调查，之后才决定在全国范围向大寨学习的。
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著称的大寨，却莫名地人人都背了个“两毛二分六”的锅，被抹黑、被污蔑，永贵大叔撒手人寰的时候，这心里能放得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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