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郎咸平先生挑战新自由主义以来，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
8月28日，邵振伟先生和网站联合举办“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左大培、韩德强、杨斌等人受邀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此后，经济学界、法学界、文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非常热情地加入了大论战，猛烈批判误国误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违反宪法，掠夺人民财产，侵害人民权益。此间，正值重庆、咸阳等地工潮发生，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宣言声明在这场大讨论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们质问新自由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9月28日，新浪网邀请本土派的杨帆、王小东、韩德强三人做客聊天室，超越“郎顾之争”，对新自由主义展开进一步的还击，明确提出暂停MBO，要先反腐败，再讨论改革方案。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国资委表态大型国有企业不搞MBO，与杨帆等非主流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意见惊人相似。同日，《法制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监管制度接缝点缺乏控制，MBO成国企腐败新途径。
一个月来，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新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为全国大反腐败进行了社会舆论的民众大动员。
2004年10月4日下午杨帆、韩德强两位应邀做客参与开放沙龙，围绕反腐败主题展开讨论。
杨帆先生首先引用自由主义学者孙立平的话说，既然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冰棍”效应，那么就应该改变天热的外部条件，进行降温处理，防止“冰棍”溶化，这就是反腐败。杨帆先生主张，暂停MBO，先进行反腐败，遏止腐败后再谈论改革方案。
杨帆先生讲了大家的一个共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资本化就是最大的腐败，这个腐败背景不解决，政府的公共职能就不能很好发挥，任何好事都可能适得其反。
虽然大家对腐败深恶痛绝，但是很多人对反腐败失去信心，看不到希望。杨帆先生提醒大家，在这次郎咸平引发的大讨论中，已经形成了中央高层和民间舆论的良性互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顺利实现了中央高层权力的平稳交接，这既是前一阶段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战取得重大成效的关键因素，也是开启反腐败新纪元的战略良机。自从胡温上台以来，注重发挥政府和民众的两个积极性，树立了良好的亲民形象，得到了民众的拥戴。接下来，要大反腐败，从最高领导身边开始，上行下效，遏止腐败，必定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大家应该对胡温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不要对反腐败丧失信心，要相信中国还是有前途的，反腐败是能够取得真正实效的。
关于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杨帆先生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权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培育市场、发展资本的作用。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成了一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改革初期，设计者的思路是发展民间资本，依靠资本的力量去分享一部分权力，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民主局面。而实际上资本是从权力转化而来的，结果是权力和资本相互勾结，合谋瓜分人民财产，侵犯人民权益。从改革至今，中国的资本已经走过了商业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的阶段，现在正向买办资本演进和转化，性质日益反动。
最后，杨帆先生说，一般腐败我们大家都不再谈了，习以为常了，已经能够忍受了，我也不多说了，主要讲一些大家难以容忍的超越底线的腐败问题。
第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出现1亿农民工干一年活结果却拿不到工钱的事情，建设部公布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3000亿。这与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十分相近，还不如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关系下资本家还支付给工人以劳动力成本，就是工人养家糊口的工资，而我们现在是让工人白干，只管吃住，这接近于对待奴隶的办法。这些问题，自由市场解决不了，最后还得国家总理出面，还得政府行政干预才能帮农民工讨回一些工钱，而依靠法律根本解决不了，愿意帮助农民工的律师也少。为什么会如此？不是工头有多坏，很多是连工头也拿不到工钱，主要是因为腐败，腐败官员和黑恶大资本家勾结，联合剥夺弱者。温家宝帮助农民讨工钱的故事里，就是地方政府部门拖欠工程款造成的。
第二，传染病问题。中国去年闹SARS，这些年来河南闹艾滋病，还有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死灰复燃。官方媒体只说好话，只说假话，不说真话，掩盖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恶化。SARS问题要不是有民间媒体突破封锁，后果肯定更严重。河南爱滋病村的消息也是民间舆论突破官方封锁之后才为外界所知道，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促使政府设法解决。其实，这是河南卫生部门的系统腐败所造成的。1992年后，河南卫生厅开发人血资源，作为一套工作思路进行部署，后果造成了诸多的爱滋病村。这种腐败绝对是超越底线的，是极大的犯罪。
第三，医疗产业化问题。医疗卫生资源本来属于公共资源，却在90年代后期大肆搞起所谓产业化，其结果是在本来就存在医疗腐败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医疗风气，造成“有钱治病，没钱等死”的诸多人道主义灾难。像这样的问题，世界各国恐怕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这种系统性的医疗腐败还能容忍吗？
第四，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本来在中国阶级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成了保持中国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而陈至立主政教育部的时候在中国掀起的教育产业化恶浪几乎要断绝这条最后通道，还趁势从整体上收买知识分子群体，将全社会都变成“经济人”的活动场所，将一切社会活动都变成“经济人”的交易行为，就连谈恋爱、婚姻都如此，更有经济学家将父母生养孩子解释成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造成了类似“马加爵案”、学费杀人等等诸多人间悲剧。教育产业化的系统性腐败不是超越底线了吗？
第五，生态环境恶化问题。20多年来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模式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所以胡温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五个统筹”，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之，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需要为子孙后代考虑，要看到资源硬约束的存在，而不能像那些腐败势力集团那样对子孙后代丧失责任感。
第六，腐败势力集团干政问题。前述所有问题都是腐败势力集团造成的，为什么他们的能量这么大呢？其根源就在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从理论、指导思想、社会舆论到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再到执行的腐败势力集团，就是自由主义学者孙立平所言的从权力和资本勾结到收买部分经济学知识精英形成的“精英联盟”，他们操纵我国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舆论，干预政治，一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现在，所谓彻底的反腐败，遏止腐败，要害就在于打掉这个腐败势力集团，打掉这个“精英联盟”。
杨帆先生的重拳出击不仅引来阵阵喝彩，更让听众对于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有了系统认识和重大信心。接着，韩德强先生做主题演说，探讨怎样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
首先，韩德强先生顺着杨帆先生的话概括了三种超越底线的腐败。第一，在执行层面，省部级以上出现重大腐败案件属于超越底线的腐败。正常情况下，老百姓对国家上层都是信任的，对下面出现腐败都在容忍接受之列，属于一般腐败范围，而一旦高层出现腐败，国家政权就容易失去人民的信任。第二，在政策、法律制度制定层面发生腐败，就是一些人利用这些关键权力谋取系统性的集团私利而危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这是绝对属于超越底线的腐败。第三，在理论、指导思想层面误导社会舆论，误导路线制定，误导决策，这种腐败是最大的超越底线腐败。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三种超越底线的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现在提出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这是人们对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期盼，是民间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十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中央高层权力顺利交接，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就要到来了。
其次，韩德强先生评论了主流的反腐败思路。他认为，主流的反腐败思路是取消公共权力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逻辑是，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就必然有腐败，所以要消除腐败，就要取消公共权力。其主张就是取消权力空间，拓展资本空间，要“小政府，大社会”，“小小政府，大大社会”。而韩先生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后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市场越大，政府越强”的特点，至今恰恰是形成了“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我们的主流反腐败路线可能导致中国变成“弱小政府，外资控制的社会”，那样的话，反腐败路线就可能演变成卖国路线。
再次，韩德强先生探讨了反腐败的新思路。有不少人提过用三权分立的思路来反腐败，他认为，这种办法要比主流思路好，但是不太切合中国实际，现在的执政党不太可能采纳这个思路。他提出，如果采取党内分权和有限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路，并且同时重振国家精神，这样就能够有效遏止腐败。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设立两个互不隶属的垂直系统，由各级选举产生两个并行的委员会，一个是执行委员会，一个是监督委员会。也就是说，要将纪检委独立出来。单是这样，韩先生认为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有限的群众运动发挥作用。这就是学习历史上汉武帝当时采用的“告缗法”。先设立财产登记制度，中央高层领导带头登记自己的财产，然后推行全国，此后，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对于揭发属实者给予重奖，对于腐败分子给予严惩。这种做法，会很快见到成效。在这种前提下，重振国家精神，重建廉洁政府，社会风气会发生根本变化。
最后，韩德强先生讲，１０年前中央查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一案，显示了反腐败的决心；今天，要开启反腐败的新纪元，也应该从高层开始，从最高领导身边开始打老虎，这样才能也就能取信于民，才能也就能赢得人民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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