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人民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全国人民群众已经在自发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学习宣传毛主席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发展壮大热爱毛主席、捍卫共产党和共和国、追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红色力量，国内外、党内外、各层各界、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也在或明或暗地出没，偷偷摸摸地进行窥视、监测、干扰、破坏等见不得阳光的可耻阴谋。进入红色的十二月，寒流袭来，气温骤降，一时间反动势力更加猖獗，逆动频出，企图在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心头造成类似解放前国统区对待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氛，仅仅在首都北京，就有数场重要的纪念130周年的活动遭到无理干涉，被强制阻挠破坏掉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报名参加去韶山缅怀伟人的群众竟然遭受恶意威胁，被无理要求退票，不得届时前往。这样史无前例的空前残酷的大倒退，鲜明地告诉全国人民，反动派在哪里？他们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欺骗党和人民的惯用策略，他们最害怕人民拥护毛主席，特别害怕人民掌握毛主席思想。
面对这样的逆境，有朋友善意地劝告我们，今年这样的条件下，不要动了。我们反复思考研究，认为不应该这样，形势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能动性创造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大家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扩大毛主席思想的社会影响，发展壮大红色阵营的主体力量，形势就可能逐步地发生改变。要相信唯物史观，学习应用毛主席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时的弱者可以打败貌似强大的强者，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会鼓舞更多的人起而抗争。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搞一些活动。
2023年12月以来，采取游击战方法，在首都北京多次成功开展纪念130周年的主题活动，张勤德、刘纪春、孔庆东、刘继明、刘振起、李新政、李定凯、于永昌（天眸）、胡澄、柳镇（老金）、李世侠、范景刚等人先后累计与一百多热爱毛主席的群众一起进行座谈，表达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对反动势力的无比仇恨，交流对毛主席思想的学习心得，深入探讨继承毛主席未竟事业的工作方法。姚有志少将题写了诸多毛主席诗词和名句书法作品赠送给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彭光谦少将提交了书面发言，身虽不在场，心情都一样，表达了与人民群众共同的情感和认识。我们将陆续刊发有关发言、作品和评论的报道，敬请读者关注转发。
下面是李定凯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毛主席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
的光辉典范和伟大导师
李定凯
在全国人民深情纪念伟大领袖13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通过学习和领会，认为毛主席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和伟大导师，所有立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学习他，景仰他，走他老人家指引的光明大道。
一、 毛主席一辈子践行与工农大众站在一起
1939年5月，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五四运动》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他积20年来革命经验的一个宝贵结论，也是他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的切身体验。
1912年到1918年，毛主席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求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期间，毛主席博览群书，问师求友，游学旅行，深入社会，成立新民学会，探索人生的“大本大源”。当五四运动的大潮涌入湘江的时候，《湘江评论》横空出世，毛主席在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从此，毛主席苦苦寻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社会解放与改造的“大本大源”——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就在中国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广大农民队伍里。
1921年，毛主席参加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他组织工人运动，开展农民运动，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对北洋军阀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因为蒋介石的背叛屠杀而遭到惨痛失败之后，毛主席毅然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口号，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将起义失败的队伍带上井冈山，昔日穿长衫的“毛先生”就与工农大众融为一体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开辟出“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的实践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彻底转到工农大众方面来，才能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认识中国的国情，才能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才能形成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才能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做出最大的贡献。
毛主席身体力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自己的下一代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毛主席特别担心干部子女成为精神贵族，脱离工农群众，搞特殊化，所以要求自己的子女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1946年初，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长达9年的毛岸英回到了延安，见到了阔别18年的父亲毛主席。毛岸英在苏联上过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在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政治经济学。无论从哪方面讲，年仅23岁“海归”延安的毛岸英都是一个年轻有为、能文能武的革命知识分子，堪当重用。然而，作为父亲的毛主席，一开始就坚持要儿子在机关住，在机关吃，而且不同意他吃中灶，只能和战士一起吃大灶。后来，毛主席对儿子说：你在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于是，毛主席把毛岸英送到离延安30多里的吴家枣园，在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吴满有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完成了延安农村“劳动大学”的学习任务。解放战争中，毛岸英还参加了山西农村的土改。1950年初，毛岸英到北京机器总厂，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尽管新婚不久，平时也是在厂里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周围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抗美援朝一开始，毛主席把儿子交给彭德怀，参加了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为保家卫国，为朝鲜人民抵抗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28岁的青春热血，死的比泰山还重！
李敏和李讷是毛主席的女儿，毛主席对她们的要求也是很严的，一有机会就让她们了解社会，了解农村。1957年，北京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王桂芹利用暑假时间回到家乡河北阜平县，写了在家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暑假归乡散记》。毛主席看了这篇散记，写了三个批语：“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毛主席日理万机，还如此细心地用大约与女儿同龄学生的活教材教育她们，用以知道农村的人和事。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解放军报》当编辑，文革中一度担任报社的一位负责人。1969年，毛主席对李讷说，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李讷高兴地去了。后来，李讷觉得在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同意李讷的意见。李讷在插队的时候，毛主席给她写过一封信，其中有：“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毛远新是毛主席大弟和弟媳毛泽民、朱旦华夫妇的儿子，1941年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出生。1943年，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毛远新才两岁多，已经和妈妈在盛世才的监狱里被关了一年。直到1946年7月，坐了四年牢的朱旦华、毛远新母子才和其他难友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到了延安。
解放后，毛远新一直在毛主席身边长大。1960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后来申请转学去了哈军工。1965年春夏之交，毛远新到北京见到毛主席，说下学期要按毛主席的要求下乡参加半年“四清”运动，再回校做毕业设计，1966年就该毕业了。毛主席对他说：“学校说你毕业，我不承认。因为你常年关在课堂里，没有当过工人，不会做工；没有当过农民，不会种地；也没有当过兵，不会打仗。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算什么大学毕业？”毛远新说：“我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哈军工就当兵了嘛。”毛主席有不同意见：“那算什么兵，学生兵不算数。”接着毛远新说，根据他的专业学习成绩，毕业后很可能去七机部的研究部门，还有可能到部队去。毛主席告诉他：“（你）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就是脱离社会实际。不好，不好！”“去部队吧。现在美国正在轰炸越南，看来这个仗会越打越大，就去部队吧。”“我们家就你一个壮丁了。”显然，毛主席打算让毛远新走毛岸英的道路。后来，毛远新被分配到空军高射炮兵独立四师三营一连三班当了战士。
工农大众在毛主席的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自己与工农群众结合，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包括脑力劳动者）全心全意服务了一辈子，还要儿女照样做下去，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的儿女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二、毛主席的教导鼓舞激励了几代中国革命和要革命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一贯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作用，对受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个人在内），总是希望他们在和工农群众和社会实践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改造世界观，超越“小我”，融入“大我”，为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做出最多的贡献。这一点，只要不带偏见地通读毛主席的著作，是不言自明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多少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无需赘述。在中国的土地上，亿万男女老少至今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讲话》成果的滋养和熏陶，谁能否定这个客观存在呢？
建国以后的各个时期，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不是简单地要知识分子成为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是通过结合，逐步做到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使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对合格的知识分子的需求是空前的。不说在城市和工业部门，单是广大的农村，需求量就是天文数字。1955年农村合作化时期，在文化和知识方面，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文盲太多（1949年，我国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缺少数以百万计的记工员、记账员、会计、小学老师，等等。毛主席亲自指导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分上、中、下三册，收集了176篇全国各地农村开展合作化的典型材料，约90万字，给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事农业合作化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知识界阅读。毛主席为书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按语，其中有几个按语就是讲农村如何急需“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从哪里来的问题。
毛主席引用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他接着写道：“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毛主席具体地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指示“要在七年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发生了大量知识青年回乡、上山下乡的热潮，涌现出吕玉兰、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郭凤莲等一大批小学、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务农，成为全国著名先进人物的社会大背景。
到了196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了不可比拟的进步，广大农民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田水利、生产技术、人民公社干部的思想文化水平等方面的要求上到了一个新台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12月，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掀起了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农场进工厂的运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先到国有农场或工厂劳动锻炼一两年，然后再根据专业重新分配工作岗位。我是1970年毕业的，先在清华大学校办工厂里以“新工人”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再调到学生（工农兵学员）工作和教学科研岗位上，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边学习边工作。文革前毕业的文科大学生，一般是作为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就是先到设在江西进贤的中办干校，后主动要求去公社插队的。
初高中生上山下乡，因全国地域广大，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农村是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体制，集体安置比较容易。城市长大的学生，年龄较小，过生活关、劳动关，困难可以想象。但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知青内部的互助友爱能起很大的作用。这样一支知识队伍，对广大农村的支援作用不可低估。中小学教师、赤脚医生、文化宣传、社队干部、社队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队伍，都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这支大军中，也涌现出来无数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全国著名的有从上海到黑龙江农村插队的金训华烈士、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朱克家、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孙立哲和史铁生，等等等等。他们的事迹在百度上都可以看到，也有许多介绍的书籍。
令人欣慰的是：1976年，我国乡村基本做到了“（大）村有小学，公社有中学”， 多个省市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80%以上，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儿童、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全国有92.9%的生产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有180.2万人,每个大队平均2.7人,女“赤脚医生”占比35.4%,有108.2万人的“赤脚医生”经过了重复培训,占比60.1%；我国创造的农村“赤脚医生”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被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农村集体经济、社队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农业机械、电灌设备开始普及，正如毛主席所预示的那样：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所有这一切成绩，都离不开知识青年的伟大贡献。
早在1957年夏季，毛主席明确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几十年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队伍里，许多人成为了毛主席所期望的上述宏大队伍里的成员。
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认为，实践总是先于理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无论人类社会如何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发展，无论社会生产力如何不断提高，无论科学技术怎样快速进步，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总要持续不断地进行，而这样的生产交换活动，永远离不开人类的劳动。所以，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承担着一定社会分工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感到光荣。
1991年，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钱学森在颁奖会上发表感言，说：“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众所周知，钱学森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以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道成为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份子而骄傲和自豪，像我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呢？
1965年，毛主席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钱学森：“钱学森这个人了不起，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他读懂了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把他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想，钱学森的心和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一直以来，网络上流传着钱老在晚年说过一句话：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我相信，这个传言是真实的，它符合钱学森的一贯思想和认识。一切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无不希望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浩瀚的中国领空和领海里永远高高飘扬，无不希望我国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获得成功，并为之做出不懈的、顽强的努力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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