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
----在大学生三农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何慧丽
2007年10月28日上午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其他领域大家都尝试着做过了。第二届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的主题是“青春·三农·奥运”，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绿色的、生命的意思。我看到教室里的墙上张贴的丰富多彩的社标或者会标，刚才也看了你们印制的关于社团活动介绍的小册子，许多事情大学生们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很丰富。当代大学生有理想，有朝气，愿意献身于三农的事业，我总结了一下，觉得大家在为三农服务方面有三个层次的贡献：
第一层面，就是技术层面的支农支教活动。比如大家的特长在于给农村的小孩子上课，给农民带去科学技术信息，对贫困户嘘寒问暖，为贫困生募捐学费，和当地农民以及农民子弟进行文艺联欢，等等，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单项的事务上下功夫。
第二层面，就是制度层面的支农支教活动。大家知道，随着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日益突显，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由知识分子发起和带动的新乡村建设行动。全国几十个高校的三农社团的大学生们就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上，进入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层面的建设性行动之中。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的特征是“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其中，发育乡村建设的主体“合作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社会合作组织，进行相关合作组织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年间，在发育农民这些合作体的事业之中，大学生朝气蓬勃的身影贯穿于始终。大学生们在帮助农民成立文艺队、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抓住缓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而贡献智慧的风采。
第三层面，文化理念型支农。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提出一种更高、更新层面或者领域的支农法。她能够包容前两种，但有新质的特性。刚才大家的宣誓词我听了很感动，里面有“追求新知，勤奋学习；走出小我，关注社会；服务三农，实践成长；勇担先锋，共建和谐”的字句。大家是要走出小我的，勇担先锋的，我希望今天把生态文明型的支农法提出来，通过各位的行动努力，使得生态文明的思潮和行动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势。所谓的文化理念型支农，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日常表现的，反映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导向和生活理念的，当前要践行的是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它以注重生活质量、提倡文明消费、推动城乡互助等为表现，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任何一个前行者，大都有一种幸福的痛苦，因其践行的是一种新生事物的生成、成长期，同伴少，理解者少，经验少而有小我的痛苦，但因其践行的是一种融入小我或者超出小我的社会大道乃至自然大道，亲身经验了小我与大道结合的通融而有大我的幸福。三更叫的鸡是孤独的，被众鸡们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前行者正如三更叫的鸡，前行者会被当时的人们不理解，嘲笑，但他们的经验或者教训会推动一种思潮或行动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当代中国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潮和行动，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而衍生的三农问题的出现，就出现了。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主张的人太少，行动的人也少，而只能被人称为另类。本世纪刚开始，有香港朋友携印度、台湾朋友来京，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师们一道，经常利用多种机会对我们进行思想启蒙，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与当前中国一些少许的在地化行动基本相同，于是这种另类的主张和行动遂艰难而又顽强地生根发芽成长着。这些前行者的主张，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面对当前全球化潮流中所出现的三大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有形的东西为载体，来三位一体地进行解决。
以从2003年开始的兰考乡村建设试验为例。我们持续四年的乡村建设试验，不只是要解决农民经济增长和增收问题的，而是就理论上来看，是为试着解决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人的内心与生理之间的张力而努力的。比如，我们所发育的农民秧歌队、腰鼓队、盘鼓队，就是试图解决人的内心与外在的冲突的，而我们所发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里面孕含着生态文明的因子的。我们只是以让农民赚钱为唯一目标，我们做合作社大概也不会有这么辛苦。我们的产品，有尽量减少浪费资源不污染环境的生态建筑，我们还进行以可再生资源为材料加工而成的原木画，我们农民合作社经过六个统一而生产加工出来的生态大米，都是我们期望通过农民互帮互助的合作组织为社会提供能够缓解生态问题，或者至少少污染环境的产品。
现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的报告，说明生态文明的提法和行动，已经从当初的少数人的另类的实践质变为政府的主流主张和实践。
这让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者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大家可以看到社会变革的规律，那就是先由少数的先行者去说，去做，有了一定的量的经验和教训，再由政府去总结、去形成可以推行的制度安排。我们终于可以继续扬眉吐气地做了，在政府的倡导下，支持下，我们几年前就搞的生态建筑以及类似的行业会成为生态文明所提倡的产业，而合作社的生态原木画也会成为节约资源的一种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至于类似于“购米包地”这样的“社区支持农业”，也将会成为一种文明的可持续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
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和污染，土壤退化和土壤污染，此外还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环境不公平与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等。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实证型知识很多。关于生态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一段文字——
“农民应付农作物的疾病常用毒素农药，因为农药快，马上见效；而采用生物多样性混栽费劲，用生物虫吃虫的方法太慢，用农家肥培养健康土壤太费劲，就因此破坏五行的土水，没有基础的发展进步就会导致自灭。
“由于像水土流失、盐碱化、污染这样的原因，全国40%的耕地正在退化。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侵占农田。
“留下来的农田遭受着农业化学制品造成的污染、采矿、工业污染等的影响。化学杀虫剂已经污染了大约1300万公顷到1600万公顷的农田。2000万公顷的农田（大约是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受了重金属的污染（镉、砷、铅、铬等）。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田正大面积遭受着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从1999年到2002年，广东省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0000平方公里的农田进行了一项地理戡测，他们发现只有10。61%的土地可以被定级为无污染的，35。9%受到中等或严重污染，其余的是轻微污染。46%的土地受到镉的污染，12。56%受到汞的污染。”
现在是石油农业，化学农业，它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造成土壤板结，土壤里生命系统遭受重创，里面的重金属残留超标后会对地下水的清洁、对植物的健康起到严重威胁作用。现在，由于城乡差距太大，城里人太忙，由资本主导的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很难惠及处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小农经济状态里的农民，为了增产、增收，打农药，增上化肥，从源头上就为消费者的食品生成了不安全的因子。现在，有句俗话：“农民用有毒食品毒害城里人，城里人用假冒伪劣坑害农村人”。
社会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和不着痛痒的次要问题，但是上述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全社会的生产者、消费者、各阶层都要大力关注的真问题，紧迫问题，主要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其实是有很多事要做的：第一个，这套话语得建立起来吧。形成一些学说和思想来反映生态文明的概念，还有一些问题，如我们的土地是否是健康的？我们每天吃的东西是否是安全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是否是洁净的？我们的饮用水是否是有污染的？这些问题是很普遍很本质的一些问题。结合这些本质问题，我们能否把“生产者的安全生产和消费者的文明消费”的一套话语构建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以行动或者实践投身到构建生态文明的各种模式之中，以行动形成理论，拉动理论的发展。在前两种支农型态——事务性或技术性支农、制度性支农的基础上，我们以行动再发展出一种支农型态——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型支农。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型支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解决广大的生产者和广大的消费者的互助问题为切入口；一是以普遍性卷入为阶段性任务。在技术性支农、制度性支农的阶段，基本上是少数的大学生社团和各阶层的少数人士带头的，而在文化理念型支农阶段，最好是动员普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参加进来，我们将高尚的理想和日常的惯常性事务结合起来，在平常人的日常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生活中激扬起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大潮。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的行动探索，总结出了两个16字方针：第一个是“健康农业，文明消费，公平贸易，城乡互助”；第二个是“生产效率，生活质量，生命和谐，生态文明”。去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上，挑出一些优秀的农民合作组织，他们结成绿色联盟，向城里的消费者示好，表示我们一定要生产出健康的产品送给消费者。我们前几天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把有机小农和合作社与城里的愿意文明消费的自觉自愿的消费者结合起来，为安全的生产者和健康的消费者搭建一个公平交换的平台。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促进城乡和谐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机制缓和当前存在的生态、心态和社会态方面的问题，以城乡经济、文化、社会和谐方面的探索性努力缓解生态危机，形成生态文明。
这套逻辑是这样的：解决三农问题，其实不只是需要我们的身体从城里移到乡下，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只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学生的事，知识分子的事，也需要住在城里的普通居民行动起来。城里的普通居民，只要关心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关心自己每天的吃喝等生理方面的需求，就可以关注三农，就可以为建立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只有我们这一社会上的少数人天天往农村跑，没劲，咱们有本事让城里的普通人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开始就能参与到关心三农和关心生态文明之中去，那才叫提劲的事呢。大学生可以到城里的社区去，做城乡互动方面的事情去。生态文明的构建涉及到所有人的身家利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问题。如果说大学生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而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和行动实践就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趋势，那么，大学生们，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潮流中去吧，在构建生态文明时代的大潮中，大学生英雄定有用武之地。
我今天带来一个装着有机红薯的布袋子。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个在资本文明、产业文明里看似粗糙的难看的布袋子，拿生态文明时代的眼光来看，它有一种自然的、朴实的美，不污染环境、不浪费资源的、文明的美。这个袋子上印着“国仁”两个字，意思是城乡互助合作，人人信任合作；下面有个小芽芽，表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在与外表和谐将会实现的希望。大家是否赞同我的说法：一个东西美不美，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在一种视角熏染下的主观感觉而已。这里面装着什么呢？是我前几天刚从兰考背回来的有机红薯。
大家看这表皮深红、内里纯白、形状硕大匀称的健康的生命体吧。它在向大家问好呢。它说：“大家好，我是兰考胡寨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托何县长给你们带来的礼物。我本是河南农业科学研究院一科研专家研制出来的优秀品种，王继伟成立了合作社，我就很高兴地来到了胡寨，因为合作社的技术服务可以保证我和我的同伴们舒服地在大田里愉快地成长，我们不必忍受被催生的苦恼，也不必担心被病虫害所侵害，这生存的土壤环境好着呢。我现在健健康康地长成了，我希望您们也因吃了我而健健康康地活着。”
这有机红薯我是一百个放心的，不是因为认证不认证，而是因为我与种红薯的主人有着多种社会关联，还因为它是可追溯的，它作为一个项目由农民合作社在统筹经营着，这个合作社因其具有教育功能而使种植红薯的主人有生态种植的技术和理念。如果不是我们多年经营的合作社在起作用，那么农民才不管有机不有机呢，他们会怎么方便怎么来。农民知道这红薯是何县长拿着让不会亏待他们的大学生们、市民朋友们吃的，所以他们不会投机，做假；而我们又是怎么地不亏待他们的呢，我们会通过价格听证算一个高于市场价格的生态成本给农民报酬，让他们有信心地可持续地有机种植下去。这简单的红薯一事，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大的道理，就是种红薯的人和吃红薯的人之间良性的社会关联、信任关联和经济关联，保证了二者各自的利益，也保证了种红薯的土地的可持续养护。
有人说我以前是一个学者，后来变成了一个实践者。我说，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实践者，完全的实践者是基层干部和劳动人民，我不过是一个行动中的学习者，或者说是一个实践中的研究者。北京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有名的多了去了，你们翱翔支农社的社长仇双武同学请我来讲，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希望我这一个有点行动性的研究者，为大家的支农行动出出招。我不想出旧招，旧招别人已经出过了，而且大家都试过了，经验又都相当丰富，我想我就出出新招吧。这新招就是探索城乡种种良性互助机制的文化理念型支农，以包括、超越以前的技术型支农、制度型支农，从范围、领域和方式上都有新的突破。
我去年帮南马庄合作社卖大米，这件事情，从资本文明的角度去理解，无论如何都是很荒唐的事情，典型地，你不是按市场逻辑在运作嘛。但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理解，无论如何都不为过。农民通过合作自助的方式生产出了对土地的可持续养护、对我们的健康有保证的优质大米，这是农民率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表现，这种可贵的行动在实现过程中出现了困难，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到哪儿就是哪儿吗？我们在去年一年内，经历了书店卖米、社区煮粥、半步桥开业、进驻华联、购米包地等事情，再后来到国仁城乡中心成立、北京社区文明消费行动计划农大站行动、奥林匹克社区站行动，再到如今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林大店开业，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符合生态文明的城乡互助机制摸索的过程。这一路摸着走过来，是愈挫愈勇，收获颇多：我们从以前的只卖健康大米这一个品种到现在卖50多个品种；我们从以前的只为南马庄一个合作社卖东西到现在为十余个有机小农和合作社卖东西；我们从以前间歇性的搞活动，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严格按照一整套城乡合作社的制度来做事。这条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头，其实是为了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可怜和双向改造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有现成的经验，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在城里都有为本地农民和农民合作社提供减免税收和提供优惠条件的超市，但我们还离这一步比较远，还需要我们这些前行者继续努力，为将来政府以制度保证的推广性提供鲜活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需要一些前行者做“三更叫的鸡”。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做的这么些事，是双向可怜和双向改造的事，许多事，恰恰首先为了市民、为了大学生、为了善待自己。
在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它的实践注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必然是21世纪的应有趋势。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紧跟形势，将有限的小我的努力融入到这个大道的事业中去。大学生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说大学生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使命，就是希望大学生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大潮中的晴雨表，发挥你们应有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主体的作用，主体的作用应是政府主导下的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它是一个晴雨表的作用，换句话说，大学生可以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彰显生态文明的种种符号作用，象征性作用，协助性作用，一句话，在以“生态文明”为宗旨的文化理念型支农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比如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身体力行生态文明。我们可以首先从观念上进行改变，我们说什么是文明人，只有自己的生活、消费行为不是以损害别人利益、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就是个文明人，否则，不管形式上、外表上多么容光，不见得是个文明人。
鲁迅曾说过一句话：“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如果大家不想在既有的成绩上沾沾自喜，而是想再开拓出新的领域，那么，大家就可以套用鲁迅的这句话，寻找愿意探索城乡互助机制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以文化理念型支农为特征，向着生态文明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综合地缓解甚至解决我们的三大严重问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人的不和谐、人的肉体与精神的不和谐。
我们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在加入的朋友多了的情况下而成立起来的。无偿供给我们店位的徐总，原来是做茶叶生意的，他也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茶叶也应该向生态生产的方向发展。他愿意帮助我们，其实是各自以己之长共同合作，一起探索中国的生态文明与城乡一体发展的和谐之路。我们在店子里摆上了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农副产品是贯穿城乡、农民和市民的桥梁，我们要定期在店子里开有关生态文明的各种讲座，这样，我们的讲台就从讲堂、高校延伸到了店铺、社会，我们以店子为平台达到知行合一，以经营店子为实践，以总结实践得理论。我们讲课的人不只是专家，还有善待土地的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有普通市民，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启蒙事业。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了第二讲，是我们请了一个坚持有机耕作7年的农民安金磊给市民朋友们讲农夫与土地与生命的故事。大家可以去听听，以后也多多以行动进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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