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调的“进步”想象
就在“主流”们一遍又一遍地控诉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控诉着在农村“牛棚”生活的种种“非人”遭遇的年代，我们在一旁，看着动画片、听着流行歌曲，后来又玩电脑游戏，学周星驰的嬉笑怒骂，悄悄度过了“巨变”的30年。一方面，所有“往事并不如烟”的“怨恨”叙述，似乎因其已是“往事”而在我们面前风清云淡，并未阴郁我们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童年；另一方面，尽管如此，例如像我这样从农村走出来、并且至今还要经常回乡干农活的青年，一直还在心中隐约地暗生诧异：怎么去农村过农民的生活，就成了一种受难式的耻辱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流”啊？
不过，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轮总在向前碾进，碾碎“伤痕”，也碾碎随后兴起又破灭的种种“主义”和旗帜，直至碾出一个被称为“80后一代”的群体。这群至多才30岁的青年之所以成为具有典型性的一代人，是因为，过去这30年是一个连续的30年，是一个以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以及“全球化”等主流意识为旗帜，持续深入地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的时代。因其连续性，成长于这一时代的青年，就形成了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集体观感和或许有些共性的典型特征。
这连续的30年，的确连续地证明了其方方面面的成功：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物质更丰富了，视野更宽阔了。从手机、电脑到汽车，从变形金刚、小龙人到哈里·波特，我们一直沉浸在关于“进步”与融入世界的巨大想象与满足中，一起见证这个伟大的传统国家，正在施行着的、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现代性方案：到处是风风火火的“推倒重建”，到处是众情惶惶的“名来利往”，与此同时，“胡汉三”们回来了，“黄世仁”又强势了，黄、赌、毒、黑、贪又泛滥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以为不必关心政治，在“娱乐至死”的精神指引下，可以将无厘头与事不关己进行到底！肯定性思维与“进步”成为一切思考的背景，只要还有份工作可以做，还可以找到男女朋友，还可以上上网、唱唱歌，即使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问题与现象，我们并不由衷担忧，而是相信父母们总是坚强的、未来总是美好的、问题总会解决的、党总是英明伟大的！“尽管问题种种，但我们日益进步着”！就这点而言，各种“反华势力”的那些陈词滥调与“80后一代”的总体经验和信念并不相符，也就没有多少市场，必在青年人中被彻底边缘化。我们继续跟着主流欢呼加入WTO，欢呼奥运会的盛大举行，欢呼我们伟大的GDP马上要超过多少多少，无论如何，这种进步的基调奠定了80后一代骨子里的“自信”！
困境、怨恨与持续的自我解构
和主流们对于80后这一称谓的外延指涉往往有所区别的是，我并不属于“郭敬明”们那样的城市原生态80后：一边吃喝玩乐、引领潮流，一边用嘲讽而带点玩世不恭的笔触，涂画着某种叫做“独立思想”的东西。当然，时尚光鲜的“郭敬明”们也只是少数，正如与之相反，当主流们要显示80后或90后的堕落时，也总是选取城市“原生态”中的少数衣食无忧的极品来加以渲染。真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在媒体的聚光灯之外，大部分城市中产阶层的后代、与像我这样典型的从农村通过高考奋斗到城市的青年，以及那些同样怀揣着梦想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城市打工的同龄人，我们这些没有“官爸爸”或“富爸爸”、未曾“后富”而一直“待富”着的“穷二代”们，一次次感叹着“80后”这一代真是生不逢时，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福利没有享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恶”倒是全数碰上了：工作不分配了，读大学收费了，买房太贵了，几年之间，父母辈一代人几十年的积蓄便统统又都为了我们而“还”给“资本家”了。举目四望，茕茕孑立，举步维艰！
从小到大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变换着的“政策教育”替代本该更基本、更有说服力的“政治教育”，配合并建构对共和国前30年的控诉与对后30年一边倒的肯定性的主流叙事。然而，一方面，对共和国前后30年之历史转变过程中的种种因缘时势，其解释总留下许多令人疑问的环节。譬如，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只不过是恢复了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模式，却一直被誉为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譬如，明明新殖民主义下的国际格局并未改变，可是我们的主流却一直在强化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单面论断；譬如，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面存在的各种不足，在改革过程中全被一古脑儿地归结为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关于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美妙许诺与“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残酷现实，在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面前，过去的教育已经没法再振振有词、自圆其说。这样的教育，无法培养起我们坚定的价值信仰和道德德性。在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时，缺乏一种统一的并且切实回答种种疑问的历史叙述，留给我们的只是更多的惶惑与矛盾。
当然，信仰的脆弱并不只是教育内容与技术的问题。精英阶层以各种各样强词夺理的说辞，一刻未停地对没有这样那样“权钱背景与关系”的广大老百姓巧取豪夺。有人把老百姓当傻子继续忽悠。反过来，老百姓也就愤愤地把他们当作骗子。这个社会广泛存在的一股戾气，已成为威胁到这个国家能否最终成功崛起的巨大隐忧。主流叙事中一以贯之的对共和国前30年的怨恨情结，和后30年由权贵资本主义所新招致的怨恨情结，于此复杂地交汇在一起，而最终怨恨的对象，很容易就被引向了作为整体的体制。
回顾来看，当初为了论证改革开放时代的合理性，不惜放任全面抹黑共和国前30年，例如否定前30年为后30年所奠定的全面的经济基础。由于这样的抹黑和否定，加上如今许多人又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之感，结果，在好事者那里连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合法性也一同被肢解了，于是，底层民众起来推翻贪腐的国民党政权的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被解读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解读成了仅仅是精英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内耗。继而，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形态——更是一同被否定：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系列追求独立富强的革命斗争，溯而往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必要性也被统统肢解。不是有人在叫嚣“中国就是应该做西方三百年的殖民地”吗？不是有人在痛斥：“鸦片战争的爆发其实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吗？不是还有人要删除历史课本中的革命性内容，而与“全球化”意识形态接轨吗？更有甚者，到最后追溯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而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竟然全部归结为中国文化不行，以至有人大谈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丑陋，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如何垃圾等等。当然，在所有这些自我解构的视野中，“爱国”便似乎成了罪大恶极的字眼！
这样的自我解构，往往还披着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合理外衣，借助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与话语霸权，“出成果”和“出新论”的学术工业内在机制，助长着这种解构历史的实践，瓦解着对人民共和国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并进一步瓦解着对中华文明的正当性论述。充斥在网络媒体上的那些为汉奸平反、给英雄抹黑的所谓“成果”与“新论”，往往挑战了公众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也挑战了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史所逐步建构起来的对于民族主体自我演变的合法性认同，自然便引发了来自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应。一段时间以来，“专家”“教授”“精英”这些原属“谦谦君子”的正面语汇，如今在公众那里往往带了些许奇怪的贬义，而前者在经受这种公众批判时，诉诸的却常常又是另一套“告状”逻辑：看，中国之学术不自由，专制下的暴民！于是乎，任何公然挑战公众良知的可怪之论，哪怕在学理上充满着荒诞逻辑，却以“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流行。这究竟是我们时代的幸运，还是尴尬呢？
另外，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实质上的瓦解，一次次推高着对于集体主义以及一切高尚价值与道德的讽刺浪潮，当集体主义道德的确已失去了其现实的经济基础时，也就彻底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者们嘲笑谩骂的对象，甚至连传统中国的某些优良的伦理价值也必须一并让位于从金钱出发的衡量与算计。于是，思想与道德的信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混乱，以至全面对立。一些人，对毛时代那些理想情怀与良好风气，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代和真正的共产党作风，开始加速怀旧。于是，“范跑跑”一跑，“郭跳跳”一跳，邓玉娇一刺，“屁民”们起哄的，“打酱油”的，还有所谓“神棍”、“精英”与“愤青”，“五毛”与“网特”，“果粉”与“小左”、“小右”，就挥舞着唇枪舌剑，在形形色色的网络坛子里互掐，彼此嘶喊着攻城陷阵，气象万千。
从否定共和国前30年，到历史虚无主义，再一路挺进到文化与价值虚无主义，信仰混乱了，道德堕落了，人心散了。而最终更深刻的问题凸显出来，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列强环伺局面中自我转变的历史？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问题，也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
我们将如何叙说2008？
虽然我并不能代表所有80后，但是，以上观感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说“典型性”。80后，我们在关注什么，想什么，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我在此略作反思以自我表述时，却发现一系列的主题如此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信仰困境如此集中地映现在每一个体的精神世界里。面对私有化与市场化，面对“现代性”的扩张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与信仰问题，儒生传统中的抱负和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冷漠厌倦与事不关己的犬儒主义，娱乐到死、玩世不恭的后现代主义，甚或卢梭式的“田园情结”，在我们身上交替发作。过去我们因此“被讨论”着，并时常“被”冠以种种不那么光彩的名称，今天，在经历2008年那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事件之后，我们开始更多地表述与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集体记忆”以及那些隐含的观感，在中华民族一代代的历史叙述中，可以说，80后一代有了整体上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自我意识是什么呢？它将如何回应那一系列在我们的精神历史中纠葛在一起的混乱与矛盾呢？我们本以为不必关心政治，毕竟，先驱们为我们设计好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的建制，完成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性转化最艰难的第一步。可是在2008年，在一个主流意识声称不断进步并日益强大的国家，依然爆发了近代以来的那种“救亡图存”式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这究竟是自信还是自卑？抑或，它只是充分反映了新青年一代的身份焦虑呢？而我们为什么又重新陷入了这样的焦虑与困境呢？
然而，无论如何，80后一代尤其是“四月青年”作为整体被推上了历史与政治的舞台，其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对外则宣告了即使面临最为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困境，民众尤其是新青年们依然强烈地维护着中国认同；对内则昭示出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可正在这些新青年身上慢慢构筑起来：一方面，他们投入到一系列的社会重大事件中——例如作为志愿者千里奔赴地震灾区——并以其优秀表现而为世人所称道，重新构筑并践行内心的人格理想与信念；另一方面，那些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的宏大主题重新在各种场合被纳入话语讨论：利用外资/被外资利用，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劳动，人民群众/买办权贵……当这些概念因为当下的政治现实重新在我们身上被激活时，也就重新打开了连接与理解过往历史的巨大可能，而一反上文所提及的那种历史与文化的虚无主义逻辑。
我们将如何叙说2008？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正在80后一代新青年身上践行着的实际过程。面对着种种信仰的混乱与困境，如何能安身立命，以做一个中国人自尊自豪、傲然于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自我理解与中国认同完成并坚定之时，同时，也是100多年来现代中国持续进行的自我转型最后成功之时。那时，我们再来叙说80后及其意义吧。
(载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见http://www.sunyefang.org/docs/wenhuazongheng/lingyiyi/2105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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