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瞿田田案说起美国司法的种族主义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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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3/20/78/6_1.html
很明显，瞿田田被起诉是以种族歧视为原因的，是对他曾经指控大学种族歧视的报复。
美国加拿大虽然都有所谓死亡威胁罪，但是白人的法律是有颜色的，特别是专门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镇压工具。在美国加拿大，一个白人死亡威胁了一个华人，什么刑事责任都不会有，而一旦一个华人在被白人种族歧视迫害的情况下说了句反抗狠话就必然被刑事判罪。现在从瞿的案子看有越来越疯狂的趋势，还上升到恐怖主义了。
我本人被美国人在网上威胁我如果我的案子对美国加拿大政府形成了威胁，美国加拿大政府是不会害怕把我人间蒸发的，还说我要再到法院告政府他们就会把我除掉。我向美国FBI，司法部等等所有执法机构投诉，可是他们全部都拒绝起诉调查这个美国人。在北美，很多人随便就说I’ll kill you”这样的话，就连多伦多市长Lastman都这样公开面对面威胁过报道他家事的记者，他也从来没有被起诉过。加拿大，华文报纸上都登过很有几次白人华人冲突中白人对华人发出死亡威胁，没有一次有白人被以死亡威胁起诉过。别说白人对华人死亡威胁了，就是白人警察开车违章撞死华人都只陪40个小时的工资，白人少年骑车人行道上撞死华人，什么责任都没有。
反过来如果是华人，他们可以往死里种族歧视甚至迫害你，你要想不通了说句反抗的狠话，他们就借机镇压把你投入监狱。甚至在你生死关头的绝望时刻，你不想说狠话他们还会以法律的名义强迫你说真话，一旦说了你要反抗的想法，你就被以威胁罪起诉了。这就是我的经历。
这是我故事的梗概：
1991年，我在多伦多大学研读硕士学位时挑战了一个白人教授David Waterhouse的艺术史理论。他认为“美”的概念是一个欧洲概念，亚洲人在历史上没有过这个概念。他同时倡议研究艺术史应该使用种族/生物的方法。面对我提出的亚洲人古代有过美的概念，他不得不承认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他采用在我的分数和推荐信上造假，欺诈等方式来导致我的博士申请被系录取委员会否定。我向上投诉，又遭到多大校方报复，把我从我当时唯一生活来源的多大咖啡厅柜台服务职位上无理由地开除了。
我到安省人权委员会投诉Waterhouse种族歧视报复。调查开始时，委员会官员问我有关我案子中其他教授的情况，我拒绝回答。他们就告诉我说我必须回答人权委员会的所有问题，还必须对委员会在所有的事上讲真话，同时告诉我不用担心，委员会有保密法，我对委员会讲的每一件事都只有我跟委员会知道。然后委员会询问我如果我的案子在委员会不能解决我怎么办，我当时由于多大的无理解雇失去生活来源不知怎么能够继续生存，账上只剩2位数的钱了，就发泄绝望和气愤说“如果我要死，也不是我一个人死！”人权委员会官员背着我告诉多大我对Waterhouse进行了死亡威胁。我被多大报警起诉死亡威胁罪。到此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委员会敢欺骗陷害人，就问委员会官员警察怎么知道我在人权委员会说的话。他们骗我说不知道，听说是多大的人对警察说了什么。我以为多大在陷害我，面对迫害我激愤地说他们要杀了我，我也要杀他们一类的话，我又被委员会背后告诉了多大，被起诉了第二项威胁罪。最后被法官判了有罪，判了有条件释放，守行为一年半。
对我的起诉完全是一个法西斯种族迫害。因为首先 如果我的话是一个“死亡威胁”，这个威胁也是加拿大政府机构人权委员会制造的，负犯罪责任的只能是加拿大政府不是我，因为我的想法我本来不肯说，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仅仅是因为人权委员会以法律的名义迫使我作证回答调查询问讲实话，我才不得不说的。如果我不说，我的想法根本不会被人知道也就不会成为“死亡威胁”被人指控。即便我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够被法律惩罚，因为法律的原则是不惩罚有罪的想法只惩罚犯罪行为（否则世界上一多半人都会成为罪犯了）。同时遵从人权委员会要我作证讲真话的要求，遵循了加拿大每一个证人都必须作证的法律，这是我的守法行为，没有任何可以责难的。而加拿大政府却把自己一手制造的所谓威胁用来起诉我，用迫使我作证制造了所谓威胁陷害我。
而且这个所谓威胁也根本不符合事实。我根本连Waterhouse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但是法官却说，我虽然没说但脑袋里想得就是Waterhouse, “She meant Waterhouse”。很明显我是因为思想而不是行为被判罪了。其次由于当时人权委员会的保密保证，我根本没有想到Waterhouse能够知道我在人权委员会的话，我怎么可能产生”威胁Waterhouse的意图。对于威胁死亡罪，意图是法律要求必须证明的。最后，加拿大宪法规定任何人在一个法律机构程序中的证词不可被用来指控他。而我在人权委员会这个法律人权机构说的话却被用来指控我。
这就是美国加拿大怎样用威胁罪迫害华人有色人种的行径。
在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部门却拒绝起诉调查所有在我争取司法正义的过程中对我犯罪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这些罪行包括：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James Cahill在我起诉他与安省人权委员会共谋陷害我入罪过程中犯下的伪证罪，
2. 一个自称美国人的网民在我上yahoo留言板上揭露我的案件时对我发出死亡威胁和强迫消失的恐吓，
3. 加州法院官员Maura Ramirez在我起诉Cahill的民权案上犯下的伪造法庭文件罪，
4.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Saundra Brown Armstrong, Phllis Hamilton及其助手对我犯下的非法篡改法庭记录罪和伪证罪，
5. 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Kay Yu 对我犯下的非法篡改法庭文件罪和欺骗法庭罪，
6. 安省人权委员会调查员Alan Strojin 在我被刑事起诉案中犯下的伪证罪。
这些罪行都是有白纸黑字记录，甚至对方也没有争议的，但是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在内的所有美国司法机构却拒绝了我的投诉。
这就是美国的平等自由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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