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五四”运动
曹晋杰
中华魂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次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战胜国一方，也属战胜国之一，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国主义强占的各种权益，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此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从而引发了由学生掀起，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革命行动——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以反对腐败、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为对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教育和磨炼，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征程。这里记述的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几个片断。
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成立新民学会 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深深感到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1917年夏天，毛泽东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开头，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句，接下来就是“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并特别提出“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启事是毛泽东自己刻蜡纸油印的，发给长沙各主要学校，信上批“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这个启事也在长沙的报纸上刊登出来。
在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下，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昌等进步学生，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新民学会成立了。
新民学会会员条件甚严，学问、品行不好和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加入。主要活动是每半月开一次会，讨论学术上或当前国事上的问题，报告学习和工作计划，也相互批评提意见。有时讨论一个问题，延长至一星期之久。每次开会，多半由毛泽东主持，并作结论。外地会员以通讯方式联系。毛泽东曾将1918年秋至1921年初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凡涉及思想、出路、改造中国与世界方法方面的通信，按内容和时间编成三集，由文化书社印行。第一集收13封信，内有毛泽东3封；第二集收31封信，内有毛泽东8封；最重要的是第三集，共7封信，主要是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共产主义和建党的讨论。
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勤工俭学
1918年春，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许多青年都倾向于出国继续求学，而且那时赴日留学之风颇盛，罗章龙等便是这些人中的第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等饯行。毛泽东写下题为《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送别诗（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别号）。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正在毛泽东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将继续来华招募工人，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杨昌济的来信，一下子解开了毛泽东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杨昌济从北京来信，便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反复商量，觉得不能直接去苏俄留学，中东欧的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举行革命，也去不了，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既做工，又求学问，是个好办法。于是，确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和罗学瓒等20多人动身去北京，湖南青年先后来了四、五十人，是各省最多的。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做好，不能马上动身赴法国。有些人有怨言，毛泽东组织大家先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预备班设法文、制图（为进工厂做工作准备）和数学几科。学期一年，一年后即去法国。
毛泽东和罗学瓒等8个新民学会会员，当时住北京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民房，8个人挤在北屋靠东的一小间屋内炕上，一个人要翻身，得警告两边的人。生活很苦，但学习新知识、读书求教很方便，参加各种思想和学术活动机会很多，可以自由到北京大学听课。为了解决一个月五六元的生活费，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李大钊办公室（今北京大学红楼一楼东南角）。
毛泽东在长沙时，就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原名邓康）经常通信，此时邓中夏主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工农群众，做教育宣传工作，毛泽东和他来往更密切了。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多，毛泽东除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他喜爱的课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活动。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各种派别，还特别谈了他所了解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随后就回家照顾有病的母亲。为了解决生活出路，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月薪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他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短暂团聚一个时期。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在长沙亲自写、印、发了一个文字不长的传单，开头第一句：“同胞们，起来！”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以几个学校名义散发。同时，毛泽东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最有基础的几所主要学校为骨干，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这个联合会是1918年夏为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俄）军事协定》举行全体罢课，遭到军阀张敬尧镇压，而后才建立起来的，组织不健全，发挥不了作用。经过新民学会会员积极活动，推选代表，于6月3日正式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学联会下面设评议部和执行部，评议部即学生代表会议，主席是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执行部主持日常工作，主席是第一师范学生会代表张文亮。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接受毛泽东指导。
学联会积极参加湖南各界公法团体于上年5月成立的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学联会于7月9日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工商代表有苏广（百货）业、纱业、染织业、轮船业、泥木行、瓷器业等30多个行业，会上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各界联合会基层组织是十人救国团，如在徐特立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学校教职员，就成立了250余团。1919年7月15日，在400多个十人团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10月下旬正式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柳直荀当选副总干事。
暑假期间，学联会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44处，到街头挨家挨户宣传反日爱国，在赤日炎炎下，奔走呼号，有的累得吐血。此时学联会和工人有了联系，学校办了许多夜校，动员工人上学。长沙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等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都组织了宣传队，和学生一起行动。回家过暑假的长沙学生到了各地后，联络各界组织了宁乡、醴陵、衡阳等几十县的国货维持分会，还和各界人士一起组织讲演团。
为了引导社会舆论，学联会办了一个刊物《湘江评论》，推毛泽东为编辑。《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每期4开一大张，内容仿北京《每周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与科学，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当时在湖南全省很有影响。第一期全部，第二期2/3，第三期、第四期一半的稿件，由毛泽东执笔。7月21日，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整个第一版和第二版的1/3，刊登毛泽东写的“湘江大事述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号召学生暑期回乡去做组织民众工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很高兴，他特地在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上予以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售完，加印2000份仍不够销，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学生义务上街卖报，毛泽东自己也参加了。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出版后，张敬尧派军警查封了学联会和《湘江评论》，并警告湘鄂印刷公司，不准再为承印。
此时，毛泽东和学联会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各学校的学生也办了许多刊物，如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岳麓周刊》等共十余种。《湘江评论》查封后，毛泽东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代表，每周开会一次，商讨在宣传内容上如何步调一致。湘雅医学院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因学生放暑假，人手不够，从第七期至停刊，均由毛泽东主编。每期有一篇较长的政论，就是毛泽东写的。出到第十期，所有不利张敬尧的期刊全被查封了。于是，毛泽东又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继续进行战斗。
为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出湘而第二次赴京 开始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两年多，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经过深入动员，自12月6日起，由一师、商专、修业、楚怡、周南几所学校首先发起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学联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1.3万学生，发布“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
第一步成功后，毛泽东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会主要负责人开会，邀请部分教育界人士参加，商定第二步行动。决定：一、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等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各代表团。三、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各界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赴外地代表联络。驱张代表团人员在1920年1月间分头出发。何叔衡、夏曦去衡阳找吴佩孚，彭璜去上海，毛泽东去北京。毛泽东到达汉口时，草拟了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纸发布，并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20多包鸦片种子拍了照，在报上揭露出来，使张敬尧名声更臭。毛泽东一行到北京，在湖南会馆召集了一次以湖南学生为主的群众会，报告驱张经过，得到大家支持。
毛泽东到达北京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突破北洋军阀政府封锁公布出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也已出版，毛泽东用心研读了这些书籍，正如他自己回忆的：“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里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巴枯宁《社会主义史》——引者）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便从没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返湘后，又于1920年4月去上海，继续进行驱张活动。先来的驱张代表彭璜等，已在上海做了许多工作，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发行了一种名叫《天问》的刊物，专门登载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和驱张的文章。此时，直皖两系军阀矛盾加剧，驻湖南直军急欲撤兵北上，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顺湘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去武汉。吴佩孚退兵时，即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联系，要他们进军，结果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6月11日张敬尧逃离长沙，26日退出湖南全境，学联会通知各地驱张代表返回。
在长沙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办文化书社，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人，联合教育界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赴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有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毛泽东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到上海去学习俄文，成了第一批赴俄留学的湖南人。9月，毛泽东应聘就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校址就在长沙妙高峰下惜阴街转角处一师隔壁，同时他被推为一师校友会会长。新民学会会员、学联会骨干和个别进步教员，常挤在这里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会议多半由毛泽东主持。此时毛泽东邀请杨开慧来学联会帮助工作，杨开慧一口应允，随后两人便同居，相约寒假到板仓杨家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俩人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岳云中学读书，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杨开慧母亲向振熙，也迁来和毛泽东一起住，后来又掩护女婿女儿做地下工作，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儿子毛岸英。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毛泽东着手筹办文化书社。他争取了当时社会上各界进步人士，包括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周南女校、一师、湘雅医学校的校长，长沙商会会长等，共同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书社招牌还是请谭延闿写的。杨开慧说服母亲向振熙，拿出父亲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来支持毛泽东办文化书社。
7月31日，长沙报纸刊出《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研究的材料”。8月1日在楚怡小学召开了发起人的会议。8月20日，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为社址，旋即开始营业。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投资共30多人，除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外，上层人士以教育界居多，共集资400余元。会上推举经理一人，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至1921年3月底，据贺尔康烈士保存下来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所公布，7个月内，销200本以上和百本以上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新潮》、《新教育》等，北京《晨报》每天销45份，《时事新报》每天销40份。由于营业发展，文化书社先搬至长沙贡院东街（现中山东路），后迁至水风井（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附近），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捣毁。
赶走张敬尧以后，谭延闿、赵恒惕率湘军进驻长沙，假惺惺宣布“湖南自治”，通电“还政于民”。毛泽东和学联会负责人彭璜、何叔衡等，趁机征集一批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表了一个《湖南改造宣言》，刊登在7月5日长沙的报纸上。从9月3日至10月3日一个月中，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连发10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宣传人民民主运动的理论。
与何叔衡一起，筹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出席中共“一大”
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也于9月成立，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同何叔衡商量，在长沙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920年8月，上海首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广州、武昌相继成立青年团。毛泽东接到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等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也开始在长沙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以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积极寻觅团员对象。1920年11月7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了（出七期后停刊），上面介绍俄共历史，转登列宁《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有共产国际、欧美各国共产党情况。这个刊物通过各种方式，大批寄至北京、武汉、长沙等地。毛泽东收到后，一面组织传阅，一面将月刊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报纸刊登，以引起湖南社会上广大人士的注意。当时，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曾记下毛泽东为建团所进行的活动：
11月17日，接泽东兄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10本，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2日，现在青年出路，做社会主义实行家，必定要亲身入工厂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觉悟，而实行社会改造。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陈独秀别号）来再开成立会，注意研究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彭璜的别号）。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2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 9本。
有了青年团组织，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就可以结束了。会员郭亮、夏曦、萧述凡等是第一批团员。也有一些会员不赞成，毛泽东征得大家同意后，在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上刊出《新民学会紧要启事》，宣布开除这些分子出会。由于开始入团成员复杂，1921年5月，毛泽东曾宣布青年团暂时解散，后于同年11月加以整顿恢复活动。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获悉要召开党的成立大会，他和何叔衡就动身去上海。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任湘区党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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