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位五O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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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杯具”一代—简评杨元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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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浅谈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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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80后是最受剥削的一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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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位五O后的话
：j51001 文章来源： 点击数：9355 更新时间：2010-5-9
与许多人一样，我在看到袁腾飞评论共和国历史与伟大领袖的言论后气得不行，当晚牙疼胃又疼。但气过之后，当我多看了几段其他的视频后，感到最严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反驳他的种种谬论，而在于那帮时不时发出阵阵笑声的孩子们，这是更令人深思的事情。我真为我们的国家担忧，更为这些孩子们的前途担忧。
我想告诉孩子们，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毛泽东时代，完全不是你们的袁老师讲得那样。相反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一起长大，我们的父辈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人民的江山，我们在这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我们的小学、中学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老师没有升学压力，同学们学习目的明确，就是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学好本领。我们的课业负担不重，而课外的各种活动却很丰富，考试不多且从未有排座次之类的事，象你们这样的辛苦学习确实令人同情，而象要让警察来维护校园安全的事，更是我们这辈人无法想象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与全国人民一起咬牙度过，有过人均定量很低粮食不够吃，但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因此仇恨党仇恨国家，这是因为从共和国的领袖到最基层的老百姓，大家都是一样紧衣缩食，没有人可高人一等。至于说饿死人，我真的没有听说，在城市没听说过，在苏北老家没听说过，在我插队去农村后没听说过，在我当兵去到很远的边疆也没听说过。
关于文革的事因为现在不让展开讨论，这儿就不多说了。也许当你们长大后，当你们更成熟后，当社会能允许心平气和地讨论文革的得与失的时候，再来讨论更合适。
后来我们这代人的经历都差不多，大部分人没上大学，先下乡然后返城，再成家立业。再后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下岗内退，拿很少的钱。当我们年老体弱时，医疗体制改革，我们看不起病了，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是最不幸的一代。
可是现在我却发现，其实我们还是相当幸福的一代。我们年轻时虽然在体力上吃过苦，但在精神上却完全相反。整个社会是公平与正义的，人人学英雄做英雄，社会风气就是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部分人在这个时代的心态是昂扬的，舒心的，特别工人、农民及普通劳动者最受人尊敬，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而在我们老年以后，当市场竞争进行到白热化以后，当年轻人的压力空前剧增时，我们退休了，我们不用参与竞争了，至少我们还有不怎么化钱的房改房住，尽管养老金并不多，但由于我们有年轻时吃过的苦垫底，有我们以前不那么贪图享乐的习惯在那，我们能节俭着过，我们能对付下来。
而年轻的你们，从小为个人找好工作而努力学习着，你们寒窗苦读十多载甚至二十多载后，只要私有制存在并成为主导地位，除一部分幸运儿、一部分有权有钱人的后代外，大部分人的命运就是走向替人打工的道路，为“奴”的生活就开始了。你们的压力空前，要成家立业谈何容易，要出人头地的成功谈何容易，你们天性中的要民主、平等、自由谈何容易。在私有制为主的社会里，有了一小部分人的民主自由，就没有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你们读的书也许不少，可你们却不能透过现象看到这个事物的基本特质。
我们的时代是和平六十年的时代，是物质生活逐步好转的时代；而你们的时代，如果照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而不改变，就不能保证中国不出现动荡分裂，不能保证不会爆发极大的危机，不能保证国外敌对势力不插手干预。我们的资源耗尽了，我们的粮食转基因了，我们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你们及你们的子女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这不是又回到当亡国奴的日子吗？
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真共产党就是要搞公有制的，因为只有走公有制的道路，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我们的父辈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伟大领袖毛泽东更是共产党人最好的楷模，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而你们见得更多的是假共产党员，是打着共产党招牌干着反共反党事情的假共产党员。这些假共产党员把社会搞得污七八糟，却反过头来将这盆脏水倒在共产党的头上。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怀疑有真共产党的存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悟以后，真共产党的力量会日益壮大。
孩子们，你们面前的路还很长，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很大部分就在你们手里。你们千万不要光听袁老师之流的一面之词，“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多读书多调查，到中国最基层的广大城镇农村去看看，是拥护毛泽东的人多，还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多。要多思考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现在的状况。当你们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结合起来以后，你们才能有一个真正美好而充实的人生。
市场经济下的“杯具”一代—简评杨元元之死
：塞北之雪 文章来源： 点击数：10012 更新时间：2009-12-15
市场经济下的悲剧一代—简评杨元元之死
塞北之雪
尽管我不止一次为杨元元的死痛哭流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件事作出几点理性的分析，一则祈祷传说中杨元元的魂灵能尽早安息，二则，希望更多的活着的杨元元们能早日解放自己。
70末及80后这一代，或许是建国六十年来，最为悲惨的一代人。和“蚁族”“蜗居”等话题类似，杨元元自杀事件这个个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热议，正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真实处境。如果说成为“蜗居”的房奴就应经够悲惨了，那么“蚁族”一群则是欲当房奴而不得的一代，而自杀的杨元元则是“蚁族”中的典型一员。似乎，70末及80后这刚刚进入社会的新一辈中大部分人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坐稳了奴隶，另一类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按道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建国六十年都是和平大环境，80后这批人应该最幸福才对，为何这一代却成为最悲惨的一代？我们从杨元元这个个体进行分析，她个人经历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1979年11月，杨元元出生于湖北宜昌市
1985年，杨元元6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4岁。当时在宜昌一个偏僻的军工厂工作的母亲要上班，每天中午姐弟俩吃的基本是辣酱就馒头，有菜吃的时候，杨元元都是尽量让弟弟多吃一些。
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2000年，其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2000年，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
2002年7月杨元元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2002年8月-2004年8月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担任英语讲师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武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客户代表
2005年9月-2009年9月曾在报社担任过编辑，也做过衣帽等小商品生意
2007年，杨元元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2009年9月，杨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
2009年9月12日入学报到后，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但学校领导态度冷漠，说‘没钱不应该来读书’，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连普通正常的探访都要受到‘乡下人’的辱骂和‘不发毕业证’的威胁
11月25日清晨，与杨母同住在海事小区出租房的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11月25日白天，杨元元没有课，她与杨母到学校买了些馒头和咸菜，两人在租赁房里吃饭、聊天。杨元元告诉杨母，现在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类专业，那些当初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反观一直学习很好的自己现在却过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杨元元还反复说觉得没让杨母过上好日子，自己很对不起杨母。
2009年11月26日早上杨元元在宿舍24#506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的30岁的生命。
杨元元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幼年丧父，使得她的家境更加困难。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攻坚。吴敬琏、高尚全、张维迎、皇甫平、张五常、厉以宁、茅于轼等人成为时代红人，他们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被广泛推广，国企私有化；引进外资；血汗工厂；扩大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波涛汹涌。
连教育被当做赚钱牟利的工具。在高收费前提下，各大高校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扩招，最根本的动力就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1998年前后，高额的大学费用已经成为普通中国家庭的梦魇。2000年前后，杨母所在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杨母失去唯一的住所，而不得不杨元元住在一起。2002年杨元元毕业，由于拖欠学校学费，杨元元没能拿到毕业证、学位证，这给她的就业、生活带来不少困难，也许悲剧就是从此开始。（直到2007年杨元元才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假如杨元元们早出生几年，甚至早出生一两年，也许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如果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上半期考上大学，那就赶不上教育市场化的改革，那时的教育制度还保留较多毛时代的成分，教育成本主要有国家承担，大学生读大学应该完全免费或者费用较低。在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按照国家需求逐渐增加，无数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从此摆脱了自己原来的命运。杨元元们按照惯例想走这条路，不幸的是，她们不知道，这条路已经被改革精英们堵死。
杨元元们的悲惨之处在于她出生于1979年。等杨元元们长大成熟考大学、踏入社会之时，改革开放的结果--市场经济也已经开始成熟。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寡头垄断，资本、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统治性的力量。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人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中国社会从公有制转变到市场经济私有制，人数极少的资本家垄断了众多企业的所有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则丧失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劳动，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这种强大的、根本性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大部分劳动，这种占有，就是资本剥削。资本家阶级既然已经在企业里、在市场里、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军队，也会必然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市场社会当中的官僚与学者，往往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经济资源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服务，便是官僚与学者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径。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与官僚与学者联盟的，对普通劳动者进行剥削、专政的社会。
杨元元和改革开放一起出生，和改革开放一起长大，也和改革开放一起陷入危机。杨元元在世的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不断摆脱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三十年，是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从头看到尾，越往后走，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越低，工农的子女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辛勤工作获得幸福生活的机会越少、途径越窄。那些比杨元元晚出生的普通工农的子女—大多数的80后、90后们，那些在03年至09年大学毕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们，将不得不面对比杨元元们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薪酬工资、更高的房价负担与医疗负担，这些无疑是比杨元元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延续三十年，正是因为它在早期的不成熟。一方面，毛时代的农业现代化成果如杂交水稻、大规模水利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及两弹一星之类国防体系，为改革开放时代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毛时代也为改革开放时代留下难以忽视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保留着或多或少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特色。新生的资产阶级是逐渐发展壮大的，官员们是逐渐大面积腐败并被资本家俘获的，公有制的比例是逐渐降下来的。在改革初期的很多时间里，普通工农及工农子女还享受毛时代的制度遗产。比如，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仍然是较高的；农村的赤脚医生体系虽然被瓦解，但很多医生还是存在的，直到后来才逐渐流失殆尽；改革初期，由于毛时代物质成就积累丰富，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这给农民带来极大地收入；农村的干部、国企的领导一开始们还不太敢明目张胆地压迫工农的；一开始工农子女上大学是免费或者缴费很少的；一开始住房医疗也是很大程度上不用个人承担的。
然而，随着毛时代物质遗产逐渐被新生资产阶级垄断，毛时代对普通劳动者有利的制度遗产作为改革对象、旧体制被一步步被破除掉后，普通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剥削压迫就逐渐加大，社会矛盾冲突也愈发严重。假如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恰恰是毛时代物质、制度遗产发挥作用的结果。当改革越发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完善成熟，资产阶级越发强大，整个社会离毛时代越来越远时，改革开放就愈发艰难，就走到了尽头。
吴敬琏、高尚全、皇甫平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如腐败、两极分化都是改革开放不够的结果，都是毛时代的遗毒造成的，这是典型的胡说，从逻辑上、事实上都明显错误。改革方向如果是正确，越改革应该越顺利得到的拥护越多才对，怎么会越来越艰难？在这三十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面，改革越深入，离毛时代越远，毛时代的影响应该越弱。无论左派右派，都不会认为这三十年越改革越接近毛时代吧？但在这三十年里，腐败、两级分化的趋势却是逐渐加深的，毛时代的东西被改革掉的过程，毛时代的物质、制度、文化遗产逐渐被耗费殆尽的过程，正是腐败、两极分化逐渐加深的过程，这不是铁一般的事实么？
等杨元元们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这个社会毛时代社会主义的温情成分差不多已经被改革殆尽。这已经是一个资本通吃的社会，如果你掌握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比如掌握稀缺的政治权力或者稀缺的知识技能，也许会成为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来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而且这个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最好都是大学生，这样劳动者素质高。只要这个群体庞大，那么就会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润也就越多。市场经济越发达，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趋势就越明显，资产阶级越强大，占据社会资源越多，普通劳动者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就会越少。所以杨元元们下降成为无产阶级的概率远远高于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概率。应该说，考入研究生的杨元元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问题是她的社会经历告诉她，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是多么地可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相互竞争、相互比贱，逐渐接近无产阶级的待遇，向上爬的路是那么的艰难。当三十而立，却仍然出头无日，连自己的母亲也难以照顾的困境下，杨元元终于精神崩溃，向这个两极分化的市场社会告别。
看到杨元元们的上吊自杀，市场经济社会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们大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从逻辑上讲，向上攀升受阻的杨元元面临四条出路：A、默默忍受，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现实，等待机会再向上爬。B、自杀，告别这个让她憎恨与绝望的社会。C、像杨佳那样，为了个人权益作出个人式反抗。D、像毛泽东那样，分析社会现实如此血淋淋的根源之所在，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抛弃自己的个人奋斗式的理想，树立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谋求整个人类解放之路。
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最害怕出现第四种情况，而极其欢迎前两种情况：当你能忍受我们的剥削压迫时，请你应选择A，继续忍受。当你忍受不了时，请你选择B，自杀吧，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要怪社会，谁叫你没能力呢？
杨元元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不仅仅在现实中、在肉体上、在经济上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俘虏，被资产阶级洗脑。他们在大学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式的价值观，对政治、社会漠不关心，对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遭受的不公冷眼旁观、视而不见。他们唯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极力要摆脱那个阶级，他们唯一的理想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与自己家庭的命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后，面对微薄的工资、高扬的房价，无论自己生活多么艰难，对那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即资产阶级，仍然投去羡慕的目光。幻想着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总有一天能摆脱今天的命运，能接近资产阶级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有意思的是，杨元元本科学的是经济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学。在中国，经济学与法学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大本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为泛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杨元元对政治、社会问题是否敏感，但是，按照惯例，接受中国高校经济学与法学教育的学生，大多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右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总而言之，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一套价值观念。现实是如此残酷，杨元元，一个工农子弟，一个注定难以爬到上层社会的青年却被资本家们洗脑了。
一旦受资产阶级洗脑，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便是资产阶级的终身奴隶——在市场经济社会，永远只有极少一部分劳动者能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跻身上层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铁的规律。而劳动者一旦接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理念，那么剥削他们资本家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安心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整日幻想某一天能跻身上层，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鲁迅批判封建社会吃人，那个社会的吃人还要遮上一层仁义道德之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资本统治的社会则将这层面纱彻底撕去，吃人更加厉害、更加赤裸裸。绝大部分劳动者要求得解放，只能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选择反抗私有制，将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每个社会劳动者都拥有这个最根本的权力。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现按劳分配。
杨元元们这一代更深层的悲剧在于，这一代人走向反抗资本剥削压迫的道路，可能将是一条史无前例的漫长过程。可以说，自我中华民族在神州大地繁衍发展兴旺发达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代年轻人，像80后这一代这样，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此之深。比如2008年涌现出来的所谓“四月青年”，其实大多是国内上层社会出身的孩子留学海外，在那个阶级看来，中国社会是很美好的，所以当看到cnn等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他们出离愤怒，一定程度上，他们不是在爱国，而是在维护个人的尊严。有意思的是，“四月青年”群体中很多人本来对国家的政治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属于物质化的一代，他们的爱国心理及逻辑很简单：我个人生活幸福—所以祖国社会伟大没有问题—侮辱祖国，就是损害我个人幸福。当他们被卷入“四月青年”后，开始关心社会热点话题，结果接二连三地了解到类似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明白社会真相后，许多人的爱国热情竟然由此大大消弭。一个是因爱自己才爱国，一个是因爱人民而爱国，这就是2008年“四月青年”一代和1919年五四一代的差距。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每一代青年都深受儒家影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的人们，在青年时代理想主义成分较多，接受儒家文化积极健康一面较多，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精忠报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情怀。等真正深入社会后，则受社会利益中儒家文化消极一面熏染较多，逐渐地将世俗利益当做了第一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于普通人而言，青年时代的所受教育很重要，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他们影响更加深入。无论如何，即便是常常无法占据主流，但每一代华夏儿女中间都有不少人将为国为民的理想贯彻终身，华夏大地浩然之气不绝。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便是中西合璧的结晶：这两者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西方社会理想主义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国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思想。改革开放初的社会，虽然反毛的思潮开始兴起，但关心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社会大风气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而官员们的自我约束还有残存，还有一点理想信仰，还不敢大面积腐败。所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大学生们或许反对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及讨厌毛本人，但仍然继承了不少关心社会、甚至关心人类命运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不觉响应了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正如马克思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了基督教普世博爱、悲天悯人情怀一边激烈反对基督教，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中华传统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一边激烈反对儒家。只不过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们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也是在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一股世界范围的资本全球化浪潮开始涌动。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以来，总是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反对与进攻。无论是马克思那一代，还是列宁那一代，都是幼年受西方传统文化熏陶（如天主教、东正教），成年后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旧的宗教信仰升华，新的人生信仰确立，所以在他们身上西方传统文化中向善求真的根本没有失去，一直保留，而这种根本，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发达，资本主义不仅战胜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亦将整个西方传统社会的文化残余逐渐摧残、消灭殆尽。残存的基督教体系被资本力量彻底改造，教皇匍匐在资本寡头脚下。金钱，逐渐成了真正的上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便是要消灭真善美的文化，资本主义历史上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作品，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结果，就是消灭了这些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就消灭了人类最后的文化与文明。这就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期可以出现马克吐温这样的伟大作家，而今天，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腐朽、腐败、堕落，虽然在减少剥削压迫方面停滞不前，不仅没有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家，连马克吐温这样的批判者也消失了。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强大的资产阶级收买！于是，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已经“日臻完美”的神话就此被制造，并向全球扩散。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史无前例地扩张，在西方社会里，像马克思那样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为全人类利益服务这样伟大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的人生目的，就是发财、赚钱，资本主义面对的反抗也就越来越软弱。消除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制约，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资本的统治力量史无前例的强大。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沉迷物欲、道德腐败的过程。
90年代后期，杨元元们读大学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们已经彻底向资产阶级投降，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的力量史无前例地虚弱。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熟，资本的意识形态已经高度渗透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和西方类似，中华传统早已经不复存在，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残余在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大学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理念。更加可笑与奇怪的是，那些大学里教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们，大多是反对马列毛，被资本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价值观高度熏染的老师。大学生们唯一接受的理想，便是追求金钱与地位是第一位的。大学生的人生榜样，便是将来要剥削压迫他们的成功人士--资本家们。
丧失了毛时代物质遗产及制度遗产的庇护，又丧失了毛时代文化遗产的熏陶，杨元元们的意识形态具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典型特征--个人及家庭利益至上。他们被市场经济社会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忠实奴隶。遭受不公后选择自杀，自身被奴役却浑然不知探索根源，不仅身体被束缚，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奴隶的典型特征。这是中国80后一代的悲剧，更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猖狂，杨元元们，那些被资本家洗脑的青年们，那些接受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幻想着个人奋斗的青年们，你们何去何从？
80后浅谈两个时代
：孙贵强 文章来源： 点击数：6668 更新时间：2010-5-14
80后浅谈两个时代
首先，非常感谢同志们的支持，尤其是对我提出中肯批评的同志们。我是一名80后，对那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这几天我针对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做了事实探究和反思，虽然时间很短，但收获颇丰，我重新认识到：76年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处于崩溃状态，甚至都没有处在崩溃边缘，其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小于目前。
当时的社会矛盾远远小于目前，社会治安以及人民精神面貌更是比现在好1万倍！只有站在历史高处审视，才能发现文革的意义是何等重大！
事实就是事实，任何的歪曲和妖魔化都将被警醒的人民抛弃！基于客观事实，我终于认识到：
一、果断进行抗美援朝，并取得战争胜利的意义重大。这场战争巩固了政权，改变了世界格局，并给中国带来60年的和平！
二、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地方政府夸大上报数据的情况下引发的，而当时中央获取信息的途径极为有限。大跃进是基于错误数据而导致的错误判断。当主席认识到事实时，果断纠正了错误，没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三、面对赫鲁晓夫的霸权政策，主席没有丝毫妥协，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加之天灾频发而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二十万左右，并非上千万人。且非正常死亡的民众集中在河南省，正是因为当时以吴芝圃为代表河南省的领导谎报粮食丰收，向国家上交了民众的口粮，致使大批民众因无粮可吃而活活饿死！这些官员在文革时被批斗，改开后被平反。
五、炮击金门。关于这个事件，毫无疑问，主席再一次表现出了超凡的洞察力和军事、政治天赋。炮轰金门，不仅有效震慑了敌人，更打乱了美帝的全球行动计划和部署。最近，有个SB，借炮轰金门一事，丑化主席，立即遭到全体爱国人士的反击。
六、备战备荒。尽管从解密档案看，前苏联并没有全面侵华的计划，但历史是辩证相对的，正是主席全面备战备荒的指导思想，深挖洞、广积粮，准备好打大仗、打核战的备战准备，苏联才不敢轻举妄动。袁腾飞在讲述抗美援朝时，所说美国当时无意进犯中国东北的言论，完全是汉奸言论。当时，炸弹已经扔到了中国境内，朝鲜和中国就是唇齿关系，没有了朝鲜，中国就危在旦夕。
七、文化大革命是伟大人民反右、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革命中的过激行为（如挑起武斗、揪斗老舍等知识分子从而放过大官僚）是反毛集团所为，是为了破坏文革，并非主席本意。目前充斥在各种媒体上的有关文革内容，存在严重的歪曲事实，他们夸大了文革的负面影响，对文革进行了妖魔化诽谤，并把矛头直指主席。而真实文革期间的社会治安要远远好于目前，比如没有如今频发的杀童事件。众多影视剧中所描述的女知青被大队领导强奸事件，只是个别行为，根本不具备普遍性。跟现在私有化市场化派、资本家和官僚强奸工人、农民的女儿根本无法比。
下面，我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30年做一下对比：
一、基础对比。
新中国的成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共和国初创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甚至连火柴、钉子、煤油等生活初级品都依赖进口。那时的中国人口为5亿人，国家经过了100多年的动荡与连绵不断的战乱后，社会财富已被掏空，国家百废待兴，新旧体制广泛并存，并面临一系列辣手的体制转型问题。
而始于1978年末的私有化市场化则是以一个半工业化国家作为起点。1978年的中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在农业、工业、能源、科技、军事等领域具有了从研发到生产，一整套完整体系。这时的中国人口已经将近十亿，社会劳动力充足。国家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尽管此时的中国，在科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相对1949年，显然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二、军事对比。
毫无疑问，解放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拥有钢铁般坚强意志和超强战斗力，但建国初期的军事装备却差的可以用“垃圾”一词来形容，尽管装备极为落后，但仍然夺取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在前苏联支援下，开始了军备建设，但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全力进行自主国防建设，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发展起来的国防力量打下了美帝的U2，并自力更生，实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壮举！中国陆军实现了半机械化，海军拥有了战略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空军有了完全自主研发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中国在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78年自卫反击战、南海冲突中，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胜利。
从私有化市场化后，中国的国防建设开始走向空心化，战略核潜艇一度停止研制，在以色列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才有了歼10，目前中国已经丧失独立研制下一代战机的能力。海军的新型战舰更是直接买来，完全丧失自主研制生产新型战舰的能力。至于航母，前苏联的那搜破船，已经在大连湾躺了10年，国人期待的中国航母战斗群只能在梦中出现。至于战争，这30年连半次都未打过，这使人们现在对解放军的战斗力开始产生怀疑，毕竟30多年未干仗了啊！戴旭的一句话，经典概括了最近30年的军队变化，他说：“近30年来，人民军队的最大变化就是换了三次军装。”
三、社会对比。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旧社会留下的诸多顽疾，共产党人以崇高的革命精神，迅速将黄赌毒等社会毒瘤消灭。老蒋所预测的共产党人进了北京八大胡同就出不来的现象没有发生。之前听很多过来人讲过：“那时，国家对贪污采取了坚决的打击，杀了一批贪官，那时的领导干部觉悟普遍较高，绝大多数都是清廉爱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这30年中，中国境内没有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民族冲突，56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成功粉碎了美苏对中国的合围打击。人民精神面貌更是斗志昂扬，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如此纯洁，人们的思想也极度健康。我经常能听一些长辈讲述下乡的事情，其中便有，五、六个青年男女知青们同睡一炕的情况，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但从未听过发生男女关系的，我也就此现象询问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那种事么？”他们的回答是惊人的一直：“那时的人都单纯，根本没想过。”那时的社会高度民主，言论自由程度连西方也无法相比。主席所提出的：“大鸣、大放、大讨论、大字报”，让人民群众能时时刻刻发表意见、监督官员、管理国家，是人类自由民主历程中，最为伟大篇章！
再看看私有化市场化后的中国，黄赌毒遍地都是，各种娱乐场所充斥了大量“小姐”，坑蒙拐骗无孔不入，一些词语也被毁了，例如：同志、农民、工人、小姐、洗澡、鸡、鸭等词汇。最近几年民族矛盾越来越激烈，并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两次民族骚乱，社会治安也极度恶化，各种杀人事件充斥着媒体，最近更是集中发生了针对儿童的凶杀事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可见，社会已经腐化到了何种程度，人们的心理已经被严重扭曲。欺软怕硬成为生存法则，金钱成为多数人唯一的追求，权利没有约束，有权便有了一切，楼市和股市成为吸血工具。多数人都在为吃饭钱而忙碌着，人们失去了理想，不再关心身边的人和事，更不关心国家发展。一流学府的“精英”，毕业便出国，剩下的只想能尽快赚钱，以便能在都市里买一套房子。国家完全在空心化运转，多数行业已被外资控制，优质国企在拼命贱卖自己，以便让权贵阶层和他们的外国主人疯狂赚钱。最可恶的是，权贵阶层实行的愚民政策，通过各种媒体舆论来歪曲事实，摧残人们原有的价值观，言论自由被极大限制，整个社会已经倒退至封建社会阶段。现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与清朝末期极为相近，等待我们的将是彻底被屠杀，中华民族将从此消亡！
用几句话概括一下：
以前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现在是：十三亿人民，七亿赌，还有六亿在跳舞，大街小巷斗地主。
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建国后的30年是成功的30年！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意义在于：通过文革这种方式，使人民掌握文斗精髓，以使人民能牢牢掌握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文化大革命，便是一次很好的演习与思想植入。主席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创造性的总结出避免重复周期律的文革方式。如果中国还有未来，文化大革命必定成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最辉煌，最伟大的篇章！
而私有化市场化的本质则是：彻底的使中国倒退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阶段。权贵阶层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目前正在快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深渊。看看外资的大举进入，看看秀秀把外汇拱手送人，看看他们通过楼市和股市疯狂掠夺的丑恶嘴脸，看看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看看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看看中国战略产业的全面瓦解，您还会再相信他们的伪善和谎言么？
戴旭说过：“肥大不等于强大，重量不等于力量。”目前的GDP经济，比当年的大跃进严重1万倍。国家间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靠GDP，清朝的GDP遥遥领先西欧国家和日本，但还是被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掠夺一空。目前的中国经历私有化市场化的所谓发展，国家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的确肥大了不少，帝国主义国家还会放过肥牛中国么？
郎咸平说：“最大的危机是没有认识到危机。”所以，看过此文后，你可以当做没看过，可以继续玩那些教人丧失道德的打怪游戏和偷菜游戏，可以继续看那些咿咿呀呀的虚伪选秀，可以继续麻木的呼吸，可以继续被主流舆论熏陶。但，你也可以警醒，可以不再麻木，可以大声疾呼，可以面对现实，可以有理想，可以有追求，可以更有价值的活！
任志强：80后是最受剥削的一代吗
：任志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07-20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必须承诺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如今红绿灯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会称为是“强势”的司机，而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等被自认为是“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将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践踏。许多人用城管的野蛮来抱不平时，却不是道当年的“三自一包”中的养鸡养羊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根苗而被强制性的没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为什么还要非法的掠夺社会的资源并不缴纳税费呢？思想观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从对过去错误的比较中看到今天的进步吗？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
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ＧＤＰ还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和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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