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书何为？
一个初冬的午后，天气晴明得好，暖洋洋的太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幕墙，温柔得我昏昏欲睡，遍体酥软，心里也登时明亮而温暖起来。这是江南一个小县城的图书阅览室，高大、宽敞、整洁，阳光就这样和书香交融在了一起，充溢着每一个角落。我沐浴其中，贪婪地吮吸着光与影和谐的旋律，像一个吃奶的孩子。而窗外，蔚蓝的湖水静静的，不起一丝波纹；修剪得齐整的草坪、树木肃立着，仍透着油油的绿意。
这个，我喜欢。端坐于一隅，我惬意地享受着，满心的舒坦、欢喜，却又没法说出来。此刻，任何词语都是无用的，都显得苍白无力。书，摊放在书桌上，我并不急于去看。尤其是碰到一本自己仰慕许久的好书，一篇好文章，摩挲在手，我更是心神摇荡。若有可能，点燃一支烟（我是不吸烟的，但这时要例外），泡一杯浓茶或一杯咖啡，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喜欢思索，或者说胡思乱想更恰当些，尽管上帝要发笑；而这时，我则希望我的大脑空空荡荡，“无”就是“有”，最大的“有”。我想，若有可能，我真愿这样一辈子。
这是市图书馆新馆，始建成时，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以为，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就要看有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有没有人读书。第一次去新馆，颇费周折，只知道新馆在××路上，哪知道××路偏得没几个人知道。找了一下午，好歹找到了，原来它在城郊，远看像休闲度假村。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偏远了，人来不方便，以前在市区可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啊！——于是，几乎每个礼拜我都要这里来，一坐就是一天。有一段时间，我是天天来的，以致其他的读者误以为我是穿了便衣的图书管理员。
说实话，我坚信袁才子所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我从没买过书，如若不是为高考而不得已买几本资料外。“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也是个漂亮的借口，实际上是我没有那笔钱，舍不得去花，宁肯花几个铜板给个漂亮的女孩子买串糖葫芦呢。于是我就借书看，凡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去书店、图书馆、小书摊，到北京、南京、上海，莫不如此。我就站着读书，即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是也！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新闻、文学、科学等等，俗的雅的荤的素的，就搭配着一齐来了，这叫“满汉全席”。 我蚕食鲸吞胡吃海塞生吞活剥饕餮一通，竟也大快朵颐，你说神奇不神奇？今儿个一些达官显贵，总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满口之乎者也整整流水帐口水诗，弄个大大的漂亮的书房，摆个大大的漂亮的书柜，不知道究竟书读了几本，可曾动过？我想那书也该是新新的不曾翻过几页吧？读书何必要书房书架呢！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都能读书，列宁、毛泽东专门找闹市读书，名人伟人尚且如此，我等碌碌平庸之辈还瞎讲究什么？读书是硬道理，有条件不读书是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读书才是真道理！大学的一室友说蹲厕所时人的思维最活跃，我深信不疑，每一蹲厕，我首先要找的不是手纸，而是书！尤其是看一本喜欢的书，真是其喜洋洋者也！自叹天上人间神仙也不如也不比不过。
孔和尚戏谑说：“五月天是读书天，坐拥万卷便是仙，若问人间福与祸，书中自有上上签。”我应道：“七月也是读书天，一卷在手赛过仙。不问空间热似火，大汗淋漓乐无边。”孔和尚又借郁保四之口赋诗一首曰：“桑拿七月天，蒸汗不须钱。能趁一时兴，聊偷半日闲。”很是忧国忧民，“感时花溅泪”了。那日早晨起来，日头已悬挂中天。没顾得上吃饭，就一头扎进市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好，市区，人多，孩子更多。我看了很高兴，中国未来有希望了，不至于个个都玩知丧志卖国求荣，有奶就是娘吧？书多且新，不过乱七八糟的啥都有，更让我心情沉重的是，所谓的处事秘笈、厚黑学太多了，且都摆在打眼位置，包装精美，宛若T台上的模特。斯时我正在翻看《中国站起来》，为摩罗的背叛叫好。没成想被电视台记者逮个正着——想必看我文质彬彬读书读得认真吧——两个电视台记者走过来，要采访我，问我是不是每天都来书店，为什么要来书店而不去卡拉OK歌舞厅桑拿房天上地上人间什么的，是不是每天都要读书。他们预设了答案，说生活富足了，吃饱了，喝足了，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云云。我心下想，他妈妈的，我还没吃早饭呢！嘴里马上说道：“这个答案不好，我为什么来？为什么要来看书？不是谁发出了号召才看的，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读书来不得虚假。七月也是读书天，大热天的，读书一来可以避暑，二来嘛，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肥大了，不能得软骨病，说我们站起来，首先就是要精神站起来，就像60年前的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雄伟宣告，让敌人丧胆百兽惊惶！”
不过，话说回来，还真得电视台的那两位记者，是他们的问，一下子惊醒了我：我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读书何为？
读了老帅贺龙女儿贺捷生的《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一文，我的心情也沉甸甸的。那是炎热的夏季，我思想感情的潮水随着酷暑的热浪翻滚，我们还有理想吗？还有信仰吗？这是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了。今天没有哪个学校会再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这个迂腐的问题了。大家早已默认，不约而同，读书是为了做官、读书是为了挣钱、读书是为了买香车娶美女。几年前一教师在课堂上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你要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你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了。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不记得中小学语文课本是否有这段话，但我们小时确实燃烧着理想的激情。并且那理想不是空洞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大方向，我们的个人规划实实在在，不过就是长大了要当一名优秀的拖拉机手，为共产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而现在，由于抛弃了理想，抛弃了主义，抛弃了信仰，灵魂空虚了，精神贫瘠了，人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两足无毛的动物”，一具待腐烂了的躯壳！
“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就业形势的压力，毕业即失业，还要延期本科去读研。学校里整天就是成绩、考试、奖学金、托福、GRE……空虚、无聊、郁闷，跳楼自杀事件时有发生。钱、钱、钱，茅于轼不是说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吗？对青年学子们来说，什么是第一位的？不是空谈大抱负，也不是只想做大事，而是赚钱，自己先养活自己。“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是没办法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一个人能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青年人赚钱的行为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了，我不赞成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当今青年学子们的奋斗方向，赚钱！赚钱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嘛！还空谈什么理想、主义、道德、仁义廉耻啊！钱才是最重要的，有钱就有了一切！第一位的是钱；第二位的是钱；第三位的还是钱！所以，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仍记得小时候我们充满豪情地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豪情万丈，也听不到现在的小孩子唱这首歌和这样的歌了。我们成长了，我们却把理想给丢了，我们的理想哪儿去了？这样我们读书还干什么？
马路两边巨大的广告牌上，是笑吟吟的所谓“成功人士”，男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女士浓妆艳抹灿若桃花。曾几何时，心头也萌生了“做人要做比尔·盖茨”这样的念头。而当一个个神像坍塌之后，我清醒了：王益不是北大的骄傲吗？黄光裕不是草根的楷模吗？还有，“打工皇帝”唐骏，让多少年青人疯狂！一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成了人们走向成功的金钥匙、敲门砖。难道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是让人们复制他的造假欺骗吗？唐骏在接受一家杂志访问时，发表了他的“成功哲学”——“欺骗成功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赤裸裸毫不掩饰了，撕下了套在皇帝身上的并不存在的华丽外衣，暴露出这个荒谬、汲汲功名、价值混乱的时代的最真实的一面。
联想到三年前，即2007年，一家报刊刊发一组文章，以“有一种毒药叫成功”总名之，说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而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刘仰认为，“其实只有一种毒药，就是成功。另外两种毒药都是成功这种毒药的变种。只要中了成功的毒，必然也会中另外两种毒。对于渴望成功的人，只要获得了成功，消费和性欲就不再是问题。所以，成功是毒素最高的现代毒药。”不是吗？在所谓的“成功”那里，已没了理想、主义、道德、仁义、廉耻、诚信，有的只是粗鄙、庸俗、虚伪、犬儒、狡诈、欺骗、不择手段。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那你就不是让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30岁了，你还蜗居，结不了婚，或者干脆就没有哪个女的愿嫁给你。
而今仍在神化“成功”、“个人奋斗”和“竞争”，于是让人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为通过“个人奋斗” 和“竞争”，会背“窗前明月光”，就可以进入“精英”阶层而获得“成功”。 父母的急切与社会的急功近利相碰撞，一系列教育问题产生了。衡阳晚报10月12日曾报道了“狠心母亲扔下一双儿女”一事，此文刊出后，引起众多读者关注，其实，仔细搜寻国内报刊，此事件并非孤例，近几年，年轻妈妈“杀子”惨案频频见诸报端。
1、一时心烦，母亲竟亲手掐死了两岁的女儿
21岁的陕西渭南人张某，因向家人索要100元回娘家不成，心烦意乱之中，竟将女儿掐死。今年6月4日，咸阳市中级法院判处这位狠心的母亲有期徒刑15年。
2、妈妈推儿入水致其丧命
今年10月，陕西礼泉县一26岁的母亲陈某，与丈夫关系恶化欲离婚，进而迁怒儿子，竟狠心将4岁儿子推入水库中致其溺亡，事后还假装儿子失踪报警。警方查清真相，将这名残忍母亲刑拘。
3、女儿背不出“床前明月光”被妈妈失手打死
今年3月29日晚，从贵州老家到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打工的女子小诺(化名)因为3岁女儿对不上李白的《静夜思》，竟失手将女儿打死。在法庭接受审判时哭了一小时，最后，检察官向法院建议对小诺判处四年左右有期徒刑。
4、大刀向母亲头上砍去
10月17日，福建惠安县，只念了小学一年级、15岁就出门打工今年16岁的小蒋，因为工作、经济、感情等家庭琐事和母亲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激动的女儿冲进了厨房，抓来菜刀就往母亲头上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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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去年的“杨元元”事件，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竟然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赤裸裸的一句话，就把穷人读书的权利给剥夺了。但恰恰这就是当今的主流意识，精英意识。你穷，还读什么书？——延伸开来，你穷，还买什么房？还住什么上海、北京？住上海、北京，这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人民日报日前发文《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其实，问一声“ 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并没错，而且“好得很”！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可惜的是，帽子扣错了，棍子自然也就打错了。
马门列夫批驳说：“从历史长河来看，个人命运是受阶级命运影响的，新兴地主阶级革命胜利后，就注定了整个奴隶主贵族阶级衰亡的命运；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就注定了整个封建主阶级衰亡的命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以后，就注定整个剥削阶级衰亡的命运。”“特别是无产阶级大多数的命运是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个人命运，剥削阶级出身的‘身份’多数可以世袭财产而带来‘好命运’，个别的可以甩掉这个‘身份’的影响而参加革命，和革命阶级共命运；无产阶级出身的‘身份’多数只能世袭贫困，极个别的可能通过所谓‘个人奋斗’，而跻身上流社会，无产阶级的多数也可以通过阶级的奋斗，夺取政权而整体改变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而《人民日报》完全不谈阶级的奋斗和阶级的命运，只从个人身份和个人奋斗着眼，因此，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无非是散布一些荒谬观点而已。”
我们看到，《蚁族》通过“个人奋斗” 和“竞争”，上了大学，成了“白领”，仍免不了《蜗居》。学者李云雷在《我们为何读书》中说：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他们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奋斗”，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说在1980—90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了。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关注底层与底层青年的命运，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学者卢麒元《新井田制》中讲道：“二十一世纪，中国开始形成新的井田制。以权力为纵，以资本为横，社会资源被强制性分割完毕。并且，逐渐固化而僵化，以血统的方式世袭和传承。中国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开始全面垄断社会资源了。工农子弟，很难再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的代青年那样，凭借个人努力获得人生的成功。”
我也是读书跳出农门的，尽管现状并不尽如意，用父母的话说，是不用修理地球了。不是看不起农民，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农民，他们热爱劳动，他们知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眼下新圈地运动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比城市强拆更不人道。物价疯涨，公务员加薪，企业老总补贴，而农民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的观点：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打压粮价是解决通胀之途。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表示了忧虑：这样一来，岂不是向农民转嫁通胀风险？农民是我国的大多数，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其结果恐怕是民弱国虚！
我不忘家乡父老乡亲劳作的辛苦，也记着960万平方公里辛苦劳作的10亿农民，人不能忘本，不能像那个穷苦出身的张精英，一旦富贵起来就背叛了列祖列宗，替“资本”、“市场”说话了。让我用李云雷的话作结：“我又听到了那首熟悉的童谣《读书郎》，其中有两句歌词让我很受触动，一句是‘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另一句是‘只为做人要争气，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以前听时没有注意，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歌词大有深意，我们读书写作也好，做学问也好，应该对得起父母与乡村，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不仅自己不做，也要让所有的人都不做，要彻底打破让人做牛羊的机制，而不是让别人做自己的牛羊。只有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没有背叛读书的初衷，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那漫长而艰苦的求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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