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言周
中国历史由晚清时代，划过民国时代，走到今天，始终徘徊在革命的改良之间。革命在晚近历史之初，是与造反同义的，而孙中山本人也自称洪秀全第二，造反谱系上的一脉相承，可谓自我加封。在孙中山因流亡日本看到日本报纸将其称作“革命党领袖”时，才自我标榜革命党。革命与造反，实际上并无确切的界限，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造反的历史，孙文的革命与农民造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外层有了主义的包装，不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的这一层含义，蒋介石没有读懂，因此他终身对于三民主义，只是表面的服膺，或曰道统的需要。身为局外人的毛泽东，却承接了孙中山的衣钵，将主义的包装发挥到了极致。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的白话文功夫，较诸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群星，毫不逊色。其运用独具特色的“毛氏话语”，将一整套的造反理论，说得人民群众心服口服，高声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由此一锤定音。当然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忘记孙中山的示范性作用，他在革命即将获胜之时，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
由孙中山至毛泽东，晚近历史的革命传承由此衔接，深刻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文革之所以发生，并非一时一地一朝代的变迁，它的深处，潜伏着晚近历史在初始时期便已隐含的秘密的争斗，带着历史本身丰富的信息。
当然，鸦片战争固有的历史性含义却不可忽视。它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一系列外交挫折的开端，它以极为暴力极为迅猛的方式，将老大帝国数千年以来养成的自尊心打得粉碎。史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上朝之时嚎啕大哭，久久不能言语。一国之君尚且不能自持，如此失态，其治下的国家对于这一场灾难的反应，可想而知。
然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句古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痛。《南京条约》签完不久，皇帝大臣立即以为从此以后高枕无忧，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这数十年间的停滞，至今让人扼腕叹息。斯时的西方，已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轰鸣声中飞速发展，而中国的士绅，却躺在牙床上，慢悠悠的抽着鸦片烟，烟雾越过窗帘，飘到磨坊，磨坊里的老驴绕着石磨缓慢的前行，咿咿呀呀，仿佛时间从不存在。
在这样沉沦的历史中，太平天国崛起。虽然太平天国本身，带有难以规避的造反色彩，并且其留下的诸多恶劣事迹，至今为史家所诟病。
然而历史性的争执也在此埋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对立，正是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以承袭的方式，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只是在农民造反的背景之后，站立着的不仅仅有陈胜、吴广、黄巢、朱元璋、陈友谅，还有一个自西方而来的耶稣。洪秀全以基督教义为模型，炮制出了一整套的拜上帝理论。然而居然有如此多的民众，对洪天王诚惶诚恐，对于洪秀全炮制的教义教规，深信不疑。数千前的黄巾军，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得到了民众的服膺。
继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义和团，及至孙文带领同志造反，可谓一脉相承。孙中山虽然不是安邦治国的能手，却是造反起义的行家，而且他颇有自知之明的称自己是“洪秀全第二”，对于洪秀全的认同，可谓心服口服，更何况同是两广地带生人，可谓同根同宗。当年的太平天国，不过是自广西打到南京，影响了东南方的半个中国，孙中山却以一次次的暴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最终爆发，居然在一夜之间，使清王朝有名无实。而历史的喜剧之处在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正在国外的餐馆洗盘子，回国担任临时大总统，更是仓促就职。或许历史要戏弄一下孙中山的这种茫茫然，就在大总统的位置上没坐热，便让袁世凯取而代之。
从历史的脉络上来看，袁世凯所承接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安邦传统。而孙文所承接的，乃是由太平天国所衍生的，经由义和团转手的暴力传统。这一传统以破坏为标准，以暴力为手段，上演了晚近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动荡与国际形势下的苏俄革命一拍即合，演变成为北伐的浩浩荡荡。
孙文以苏俄舶来的十月革命，嫁接到中国的身上，成就了历史脱离原有发展轨道的场景。在此之中，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的努力，乃至之后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都不是行而有效的方法。宋教仁以一己之力，宋妄图以个人之力独撑议会政治的大梁，当时的中国由独裁走向民主，可谓成败在此一举，但正因为他抛弃了曾经与之暴动的革命同志，转而寻求和平的、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革方式，才最使其终身陨道消，不但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
可是斯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却缺乏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这种常识性的耐心。在宋教仁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南下的火车边上，孙文仿佛蓄谋已久，立即找到了由头，向袁世凯发出挑战。稍有常理的人都该知道，袁世凯所惧怕的，应该是孙文那种无视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动辄以武力取代谈判的竞争对手，宋教仁这样一向按常理出牌、循规蹈矩的政治人物，袁世凯丝毫不应担心。可是孙中山用心太深，反应也激动得太过让人怀疑其动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号召一干人等兴师讨袁。虎踞南方、早已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的军阀老贼，立即蜂拥而上，将袁世凯按倒在地，拳打脚踢。
历史走到这一步，最该高兴的是远在西伯利亚的苏俄布尔什维克。立即与孙中山密约，共商统一大计。苏俄提醒孙中山建军校，孙中山立即建起了黄埔，并把自己的随从蒋介石调去当了军校的校长，孙中山同时还接受苏俄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
而更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衍生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与其说是致力于革命的党派，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回应。其党内最初的建立者，几乎全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张国焘等一代人，几乎都是五四的产儿，而这个党的头号人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陈独秀。由文化领袖转身成为政党领袖，事实上并不奇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解放，正是中国共产党纲领中的核心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北伐而夭折，改良的道路堵死，革命之风兴起，并不意味着革命从出身便是祸害。革命并非原罪，像国民党人一样革命革到最后难以为革命，并非革命自身的问题，而是革命中人的问题。
所幸孙中山死在了北伐之前，如果活到了北伐之后，历史将是怎么的场景，难以预料。孙中山应该庆幸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名节得以保全，否则以其弟子蒋介石的造孽，十个孙中山的清名也难以洗刷。北伐的轰轰烈烈，既是对于孙文的告慰，也是中国前途的历史预告。当年的王国维忧心忡忡，北伐军兵临城下之际，毅然决然的在昆明湖自沉，遗书中自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对于国民党人北伐的不敢苟同，清晰可辨。而在十年之前，王国维在十月革命兴起时，早已在致友人的信中预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由此看来，王国维对国民党的所谓“革命者”的所作所为，还真是有先见之明。
王国维当年的预言，若干年后果然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印证。一个“恐”字，极为鲜明地道出了王国维对于历史的洞察式解读。
历史的诡异，就在这样的错乱中得以延伸。北伐之后的中国，经由蒋介石的清党，从此二十年永无天日，内忧外患，国共两党的长久对峙，抗日八年的旷日持久，都让这一段历史变得风雨飘摇。书写历史的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时，百般为难，难以下笔，若干年后才小心翼翼，写下极为稀少的篇章。要说这段历史无物可写，并不确切，但全是国民党罄竹难书的罪过，又让本来就心灵脆弱、饱经几十年悲惨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们如何下笔呢？曾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一系列史学巨著的陈寅恪，对于斯时的历史，闭口不谈，其苦衷，不语自明。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胡适，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大变局之中，既不愿留在北平，就任中共许诺的北大校长，也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追随其去台湾，而是到了美国当了图书馆长，做起了寓公，以作《水经注》考证，了却余生。
而胡适身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成为人们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难以避开的话题。五四时代的深刻含义在于，它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模式。有心的人不难发现，袁世凯及其统治下的北洋政府，恰恰是五四时代崛起的政治背景。
晚近历史中的诸多问题，便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劫数与变数中前行。如同袁世凯之于李鸿章的承继，孙中山之于洪秀全的承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人才谱系，全都有迹可循。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发现，正是因为晚近历史之中，存在着太多的劫难与变数，集古今中外思想之大成的毛泽东，才携着“造反有理”的狂澜，席卷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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